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
清朝历史简介
清朝历史简介清朝（1644年-1911年），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王朝。
清朝由满洲族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完全的外族政治统治。
清朝统治者认为自己来自“满洲之地”，宣称是满族的后代，因此在清朝统治期间，满洲族成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官僚阶层和统治阶层。
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和战乱。
明朝末年，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摧毁了中国的经济、人口和民族自尊心。
这些战争也导致了政治崩溃和社会分裂。
中国知识分子对朝鲜、日本和欧洲的政治和文化改革的关注，渐渐凸显了中国对现代性的渴求。
清朝的成立主要是基于对明朝的反感和对满族统治下的利益追求。
当时，明朝已陷入了混乱和贫瘠，并且当时的明朝皇帝朱厚照没有能力稳定和固实朝政。
同时，在中国的北方，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崛起，他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成为中国史册上罕见的民族政权。
1644年，清军攻破北京，明朝皇帝自杀。
后来，满洲族的领导人愿意取代这个皇位，成为中国的皇帝，从而开创了清朝的历史。
但是，清朝的建立却遭到了不少的反抗。
在1644年的明朝灭亡后，南明时期出现，这是对清王朝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抗。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在社会和文化上展现了它的光彩。
清朝在国际和外交政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使中国在当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大国。
如同唐朝一样，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封建王朝。
然而，清朝后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却逐渐恶化。
19世纪中叶，由于农村土地不足、人口爆炸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此外，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处于外部威胁的状态，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终，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达到了一个危机的地步。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时期之一。
这是中国民主和自由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阔别近300年的封建社会、外族政权和遗存制度逐渐瓦解，中国终于迎来了全面的现代化。
清朝与满洲族的关系
清朝与满洲族的关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建立者是满洲族人，这使得清朝与满洲族有着紧密的关系。
本文将探讨清朝与满洲族的关系，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清朝的建立者是满洲族人努尔哈赤，他是后金部落的首领。
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后金部落逐渐壮大，并在后来的崛起中建立了清朝。
清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汉族的统治局面。
满洲族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族的统治者。
清朝在统治中国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维护满洲族统治的地位。
首先，清朝实行了满洲衣冠礼法，要求中国人剃发易服，以示对满洲族的顺从。
此举引发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抵抗。
其次，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将大量满洲族移民到华北地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最后，清朝建立了八旗制度，将满洲族人划分为红、黄、白、蓝四色八旗，并且其他民族不能加入。
这一制度在清朝统治下起到了重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作用。
满洲族在清朝建立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
在政治上，清朝统治者均为满洲族人，满洲族人占据了政府要职。
在经济上，满洲族享有许多特权和豁免，不同于汉族人的重税负担。
满洲族统治者还通过设立满洲学堂、满洲文化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些做法导致了满洲族与汉族之间的明显身份差异和社会不公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并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的态势。
首先，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清朝统治者开始逐渐汉化，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弥合满洲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
例如，康熙、乾隆时期的多语种诏书，就是为了减轻满洲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其次，满洲族与汉族之间有了更多的婚姻交流，这进一步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
当然，也有一些特权阶层的满洲族与汉族保持着一定的隔阂，但整体而言，满洲族与汉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清朝与满洲族的关系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清朝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满洲族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汉族统治的历史格局，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统一措施，统一了中国的边疆地区。
清朝的族群关系
清朝的族群关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
在清朝的统治下，各个民族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群关系。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讨论清朝的族群关系，包括族群构成、统治政策以及族群间的互动与融合等内容。
一、族群构成清朝的统治者为满洲族，他们在建立清朝之前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
其余的主要族群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等。
而在清朝的早期，满洲族与汉族的地位并不平等，满洲族处于上层统治阶级，而汉族则主要为被统治者。
二、统治政策为了巩固统治和保持社会稳定，清朝采取了多种政策来处理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族群身份的政策。
清朝通过建立八旗制度来实施民族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区分，将满洲族分为不同的旗号，这些旗号对应着不同的特权和义务。
而汉族则主要分为三等：士农工商各等人。
这种身份的划分使得各个族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差异。
另外，清朝还实行了敕训制度，即蒙族达斡尔、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首领向清朝皇帝效忠的制度。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各个族群之间的利益平衡。
三、族群间的互动与融合尽管清朝对各个族群有不同的政策，但在统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族群间的互动与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渐渐吸收了一些汉族的文化元素，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融合。
一些满洲贵族和士人也逐渐接受汉族的文化，并融入到汉化的社会中。
此外，清朝还积极开展和其他民族的贸易往来，加强各族群之间的联系。
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族群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四、族群关系的变迁和影响清朝统治下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一定的变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逐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崭露头角，逐渐取得了与满洲族相近的地位。
这种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之间的矛盾，但也同时引发了新的问题。
另外，清朝的统治对其他民族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少数民族在接触和融合汉族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语言。
清朝的边疆与少数民族满洲族与蒙古族的特殊地位与文化
清朝的边疆与少数民族满洲族与蒙古族的特殊地位与文化在清朝时期，边疆地区对于满洲族和蒙古族具有特殊意义和地位。
这些少数民族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对于边疆的控制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些边疆地区也孕育和继承了满洲族和蒙古族独特的文化传统。
清朝的边疆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是满洲族和蒙古族的传统居住地。
满洲族是清朝的统治阶层，而蒙古族则是与满洲族有亲缘关系的民族。
这两个族群在边疆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
首先，满洲族和蒙古族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享有特权。
满洲族自入主中原后，以汉族的衣着、习俗和文化为标准，对于清朝的官员和统治者具有明确的标志性。
满洲族统治者还对边疆地区进行了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布局，以确保其统治的延续和稳定。
其次，满洲族和蒙古族在清朝的边疆地区享有特殊的宗教地位。
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而满洲族信仰东正教，这使得满洲族和蒙古族在宗教上与汉族有所不同。
清朝为了巩固满洲族和蒙古族的统治，也鼓励并保护这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此外，满洲族和蒙古族在边疆地区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发扬。
满洲族有自己独特的服饰、歌舞和习俗，如传统的蓝旗歌舞、满洲袍等；蒙古族则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蒙古包、长调歌谣等。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满汉统治体系，也鼓励和保护满洲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传统，从而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和谐。
然而，清朝的统治和边疆地区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
一方面，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理并不完善，导致一些地区落后于内地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满洲族和蒙古族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完全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
总之，清朝的边疆地区对于满洲族和蒙古族的特殊地位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边疆地区是满洲族和蒙古族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的地方，也是满洲族和蒙古族作为统治者的执政基地。
在清朝统治下，满洲族和蒙古族的特殊地位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传承和发扬，为中国的多民族和谐共处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的满族统治与顺治之治
清朝的满族统治与顺治之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间长达268年。
其中，满族是其统治阶层的主体，因此称之为满族统治。
而在清朝历史上，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被称为顺治之治。
本文将就清朝的满族统治和顺治之治进行探讨。
一、满族统治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起源于东北地区。
在明朝末期，满族起义农民李自成的第二任心腹军师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后金政权后改称为清朝，并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在满族统治的早期，为了巩固其政权地位，清朝实行了一系列对于汉族人的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实行了饱和优待政策。
清朝采用了“三藩之乱”之后俘虏的汉人，向其提供高薪、高官职等待遇，让其逐渐成为清朝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一政策除了通过高待遇来吸收汉人，还有一个内涵：即将满族政权和汉族社会相互融合。
然而，随着满族统治的深入，清朝开始实行一些针对汉族人的政策，其中最常见的即是“莲子禁令”，意指禁止汉人在头发上盘起发髻，否则要被斩首。
此外，满族统治还实行了满洲八旗的制度，将满族人分为了八个旗。
这八个旗将清朝的满族人分为了蓝、白、红、黄等8个旗，成为了清朝满洲八旗军的核心，专职负责保卫京城。
二、顺治之治顺治年间是清朝得以长时间统治的一个重要时期，因此被称为顺治之治。
在顺治时期，清朝连续三代（顺治、康熙、雍正）的皇帝都相对较为稳定，同时对于满族统治的巩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顺治皇帝采用的是启用著名学者傅柱国辅助其管理国家的政策。
傅柱国专注于清朝王朝的宏观经济调控，带领清朝度过了一次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
同时，顺治皇帝也实行了有力的制度改革，例如对于八旗制度、农桑制度的改进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清朝后期稳定统治的重要基石。
其次，满族统治在顺治期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顺治皇帝在位期间，与俄罗斯、西班牙等外国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向西方发出了一个更加稳定的信号，表现出了满族统治的统帅能力和国家力量。
满清民族发展历程简述
满清民族发展历程简述满清是指满洲族与满洲族统治者清朝的简称。
满清历史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满洲族的起源，他们起源于东北地区的满洲草原。
在16世纪末，满洲统一了东北地区，并开始了对中国的南方地区的扩张。
在17世纪初，满洲人成立了清朝，并将中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
在清朝初期，满洲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掌握了重要的职位。
然而，由于满洲族人口相对较少，他们不得不依靠各地的汉族地主和文化精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清朝成立后，满洲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统治。
他们实行满洲统治者与汉族地主的结盟，并通过婚姻和荣誉头衔来促进这种合作。
满洲统治者还采取了剥夺汉族文化和传统的政策，以加强满洲族的统治地位。
在满清统治期间，满洲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合。
满洲统治者开始采取汉族的衣着、语言和文化习俗，并通过婚姻来促进民族融合。
此外，清朝还对满洲民族进行了土地和农业改革，促进了满洲民族的发展。
然而，满洲民族在清朝统治期间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由于汉族地主的存在，满洲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仍然处于劣势。
此外，清朝晚期的腐败和外国侵略也加剧了满洲民族的困境。
到了19世纪末，清朝面临了严重的危机，包括太平天国起义、阿妈忽图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
这些事件对满洲民族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最终，清朝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标志着满清民族发展的终结。
总的来说，满清民族发展历程经历了从东北满洲草原到中国统治者的转变。
满洲统治者通过结盟、融合和改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满洲民族的发展。
然而，在经历了各种挑战和压力后，满洲民族的统治最终宣告结束，并为中国的民族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
满族历史篇
满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散居中国各地。
源于女真。
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
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简称满族。
17世纪四十年代，满族大量入关后，普遍开始习用汉语文。
怀柔满族起源
怀柔目前有两个满族乡分别是长哨营满族乡和喇叭沟门满族乡，它们位于怀
柔北部深山的汤河川地区，此地区是北京市满族人的主要聚居地，被称为北京
的"满乡"。
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以彭姓为主的满族人口就从沈
阳城外迁居至此，今天沿汤河川逐渐形成的喇叭沟门、长哨营、汤河口三乡镇，
在清朝曾被称为鹰手营、杨木营、胭脂营。
当时的喇叭沟门为鹰手营，每年向
宫中送200对雌雄活野鸡；长哨营为杨木营，负责看管林场，每年向京城供应
造扎枪的杨木杆；汤河口为胭脂营，主要负责开垦农田，为皇宫提供胭脂费用。
满族八旗制度：八旗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
形式。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
白旗、红旗、蓝旗。
后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
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
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
怀柔满族民俗
怀柔汤河川满族已有360多年历史，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涌现出二魁摔跤、蹴球等一批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是依托浓郁的满族文化底蕴，怀柔区打响了满族文化品。
学生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也正因为民族融合才使得我们的文化才丰富多彩。
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
清初吉林满族社会与移民本文将首先交代“清初”的时间概念和“吉林”的地理概念，接着说明吉林满族土著与汉族移民所形成的社会状况，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民族融合的积极后果。
一、“清初吉林”的时间和地域界定清朝政权建于1616年，定国号为“大清”则是在1636年，当时的都城在今辽宁省沈阳市，1644年迁都北京，开始对全中国的统治，史家一般认为这一年以前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一年是清朝的正式起始年，所谓清初，自然应由此算起。
至于它的下限诸家说法不一，本文不是讨论清史分期的，不必纠缠它，只把它定在乾隆帝的统治初年，即十八世纪四十年代。
吉林是清朝开国时期底定的地方，故而我说清初，就不以1644年开始，而要上推到清朝的开国期，所以本文标题的清初系指十七世纪上半叶至十八世纪上半期，经历清太祖天命、清太宗天聪和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初年，计六帝七个纪年的约一百年时间。
“吉林”在今天是中国一个行省的名称，它沿袭于清代，不过清初吉林的辖区要比现行的大得多。
1662年清政府设立宁古塔将军，驻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管理吉林军民事务，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船厂、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1757年易名吉林将军，下辖宁古塔、吉林、三姓、阿勒楚喀、白都讷等副都统管理区，其管辖范围，据清初人杨宾的记录：“东至东海，东南至希喀塔山海界，东北至飞牙喀海界，西至威远堡盛京界，南至土门江朝鲜界，北至发忒哈边”①。
这只是描绘了吉林疆域的大致轮廓。
它东至东海，东北至北海（含今萨哈林湾）、库页岛（萨哈林岛），西北至中俄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西为今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南与盛京（今辽宁）威远堡（今开原东北）连接，东南以图们江、鸭绿江与朝鲜接壤。
当时“东西四千余里，南北二千里”②，辖境辽阔，据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回赋统计》一书第82表揭示，在清朝二十一个省、特别行政区中，吉林面积754920平方公里，为全国第一，比第二大面积的四川省532980平方公里多得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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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满洲(当时称为建州女真)的没落的上层分子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讨伐他的仇人，经过了三十三年，到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以自己为首的满洲政权金国——后来称为清朝。
又经过了二十八年，到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满洲贵族统兵入关，逐步统治了明代原来的整个疆域。
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才被推翻。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人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
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
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
……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么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
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年)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年)和父母分居。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
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ulha)。
“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
《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
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
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
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
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
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
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
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
《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
《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
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
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
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
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
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
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
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
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299页)。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29l页)的记载。
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
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
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10页，影印本93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
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7页，影印本137册)。
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
……自汤站抵开原，日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
……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
……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
”(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
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28册，449页)。
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
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
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
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
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
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
又问日：有冶工乎?答日：多有之。
”(《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409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
宣祖》六九)。
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
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 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
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
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这种危机，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不相适应，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
努尔哈赤必须建立新的经济方式，才能适应当时人民的要求，才能恢复他家族的声威，才能谋求建州女真的统一。
1583年努尔哈赤自立起兵时，清朝记载，都称起兵。
朝鲜记载则说努尔哈赤“崛起为酋长”(《李朝实录·宣祖》卷一八九，乙巳年，1605，七月戊子条)。
努尔哈赤在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和余希元说，“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三)。
1596年的十三年前，正是1583年。
可知在起兵的同时努尔哈赤已管事(就是自立为酋长)，人数很少，只有遗甲十三副，因此不能不联合他族，于是和苏克苏浒部四个城寨主诺米纳等相与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