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经典案例分析

《广播电视概论》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1 广播电视集团化现状分析

一、广电集团现状

中国广电行业的集团化改革，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进行的，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一部份，因此，必须与之同向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广电行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国外强势媒体集团力图进入的强大压力和国内社会资本向广电行业流动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广电行业面临着前未有的挑战。但中国的广电行业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规模普遍不够大，机制普遍不够活，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广电行业难以适应国内市场竞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广电行业集团化的战略应运而生。

（一）、广电集团内涵及特殊性

1、广电集团内涵

目前，广电行业除了集团外还有总台等称呼的机构，但是它们都管理众多事业单位和公司，独立担负收支平衡、资产增殖的责任，拥有独立调配资源、投资管理的权力，独自享有收益权。我认为这种总台实质上也是集团。广电集团的内涵是否这么表述呢？即广电集团是以广电集团公司为核心，以广电集团公司和紧密层的母子公司为主体，连续一定数量的关联公司和合同企业，通过产权（资产）和生产经营关系，由多个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共同组成跨行业（含广电、科技、金融、商贸、房产等等）的经济联合组织。

二、广电集团的特殊性

广电集团既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单位和经济部门，它还赋有：新闻媒体、事业性质和专业分工的任务；要求广电集团以宣传为中心，更好地发挥“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喉舌功能，把遵循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增强集团的社会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在广电行业内的集团化改革还具有一种特殊性。广电集团的特殊性还在其不同于其它文化新闻单位，由于电视广播媒体具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特别是直播节目直接面对观众，贴近受众的特点，直播现场难以完全控制的特点，使政府对广电系统的改革一直持谨慎态度，也因此才在全国广电集团化改革中第一次出现了事业性质的集团。广电集团的特殊性要求广电集团改革的时候依然要把宣传放在首位，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

起来考虑，正因此出现了全国首创——事业集团。

第二节广电集团改革进程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2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全国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吹响了号角。2002 年8 月24 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2003 年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文化体制改革十点意见”。然而这时广电行业才尴尬的发现，当教育已经开始产业化，其它事业单位也已经开始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尤其是同样具有喉舌功能的报业改革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广电行业，只有广电行业还处于80 年代的旧体制下。李长春同志说，“电视行业落后其他行业20 年。”于是广电行业在改革的道路上努力追赶，先后进行了有线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合并，有线电视网和电视台的分离等重大改革举措。但是由于思想观念的禁锢，改革的滞后，使广电行业的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相距甚远；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三年的广电行业的产业化、集团化的讨论和尝试。我国规模最大的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2001 年12月16 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拉开了广电集团化改革的序幕。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广播电视传输网和中国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固定资产达214 亿元，年总收入110 亿元。此举昭示了以广电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传媒力量开始了正式的集团化改革①.中广广电集团的成立，标致全国拥有广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刊出版、影视艺术、节目制作销售、科技开发、广告经营的大型国家级综合性传媒集团的孵化开始。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在中广集团成立时指出，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成立，是中国实施以打造传媒“航空母舰”为重点的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争取用5 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家主力、亚洲一流、世界前列”的发展目标。这样做的目标当然是与国际巨无霸企业抗衡。广电改革正沿着两大主线——传输网络和媒体内容向前推进，把网络公司和中央的三个台合在一起成为广电集团，作为整体力量应对国际竞争。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和广电总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政事一体。由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导致广电总局的政策招来了各地对公平性的报怨，加上广电总局自身几十年行业管理者的角色根深蒂固，面对市场一时难以适应。2004 年广电总局终于意识到政事一体化集团的不足，实现了中广集团与广电总局的分离。2001-2004 年期间全国各省陆续成立了广电集团，按照广电总局各自摸索的指导精神开始了“百花齐放”的探索，广电行业的集团化进入了新的高潮。

第三节广电集团现状

根据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国家广电总局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从2001 年起全国广电行业在台网分离、三台合一的基础上开始了集团化改革，到2005 年先后成立了18 家广电集团，迄今为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内部机制上有所改进（组织构架有所改进、分配体制的局部变化、部分人员实行聘用制），但是从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体制上看，多数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①内部资料8

只有少数台、个别频道（率）的体制在向市场转型。广电集团现在改革情况和改革中所处的环境可以用以下几个特征进行归纳：

一、改革情况

（一）管理体制没有变化，集团内部事业体制与企业化管理冲突严重

各地广电集团组建三年来，虽然普遍采用事业集团，企业化管理的模式，但是由于人员主要来自事业单位，实际上凭经验照搬事业体制。但部分试行市场化的频道、频率要求采取企业化管理。企业化管理的要求与僵化的事业体制发生严重冲突。

（二）内部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使广电集团与外部市场脱节

由于一直强调广电行业的喉舌功能，强调事业属性，广电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一个部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烈地冲击着广电行业，使刚刚成立的广电集团还来不及探索如何改变管理体制，就面临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机构与外部市场完全脱节。随着节目、人力等生产要素逐步进入市场，广电集团的自己的节目生产不可能独自游离于市场之外；在电视剧的制作上电视台逐步让位于民营公司；僵化的人才机制使新的人才进不来，已有的人才在流失；缺乏创新的内在动力，而创新正是广播电视节目的灵魂。（三）全国广电集团普遍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

由于广电行业的块块分割，使全国广电集团普遍规模小，若加上县县级台，电视频道可以达到2035 个，其中能盈利的不到10%。除中央电视台和上海文广集团等4 个集团外，其他集团收入一般在10亿元以下。市场竞争力弱，缺乏小而精、小而优的专业化频道，内容大而全，缺乏自己的特色，荧屏内容同质化严重，黄金时间播放的节目大多依赖外购②.

（四）广电集团基本完成政事分立

2001 年12 月中广集团成立时和广电总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其后成立的集团也纷纷模仿。广电局既是下属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又是行业管理部门，政事合一的体制既干扰了广电局作为行业管理者的执法，又作为利益获得者，妨碍了市场资源的配置。正是全国广电行业

长期政事合一的体制，妨碍了节目生产要素的自然流动，阻碍了外部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延缓了广电集团的发展。经过3 年的实践，已组建集团和正在组建的集团纷纷认识到这个弊端，以2004 年中广集团和广电总局分立为代表，标志着广电集团完成政事分立。

（五）节目质量有所提高，节目开始走差异化道路

在集团化改革后，针对观众对广播电视节目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对各个频道、频率进行统一规划、协调和管理，充分发挥各频道、频率的资源优势，突出频道、频率特色，办出一批质量上乘能适应不同观众和听众需要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2005 年调整了200 个左右的栏目，占全部栏目的50%，力度之大是成立几十年闻所未闻的。结果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不断提高。各广电集团所属卫视也改变过去清一色新闻综合频道的定位，走向差异化。如：上海卫视走时尚路线，安徽卫视以影视频道为基础。

（六）部分集团开始重视利润指标，探索频道成本核算方法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要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集团成立后，要以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把现有资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优化配置；进一步控制节目数量，提高节目质量；提高设备使用效率，提高资本运营效率，促进广电事业发展。上海文广集团等集团先行一步，已经改变过去事业单位只计算收支的倾向，开始重视利润，并进行了频道成本核算方法的摸索。

（七）裁减冗员仅限于各部门聘用员工，在编职工和台聘职工依然是大锅饭

2004 年，在各地广电集团的注视下，作为广电改革领头羊的中广集团下属的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冗员开刀，裁员2000 人。裁减人员以7000多人的非正式台聘员工为主。而所谓的“非正式编制辅助人员”正是中央电视台制作节目的主力。据京城一家媒体报道，央视现有的400名主持人中，就有300 多名属于没有编制人员。中央电视台正式职工编制为2800 人却没有动分毫，在小集体中大锅饭的局面没有改变。

二、广电集团改革所处的环境

（一）面临国外强势媒体的冲击

2001 年11 月10 日，从卡迈尔在多哈轻轻一锤敲下去的一刻起，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一刻意味着，中国传媒市场向世界敞开，中国广电行业从此将搏击于更广阔的商海。国外强势媒体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节目制作技巧、运作模式、管理方法上都是初出茅庐的国内媒体所不能比的。2004 年全国广电行业收入总和近680 亿，还比不上

美国CNN 新闻网一家的收入。尽管2005 年广电总局才有限制对外资开放节目制作公司合资资格准入，但是国外强势媒体早就通过出售节目，合作制作等各种形势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2003 年，广电总局批准凤凰资讯台、彭博财经、星空卫视、欧亚体育等媒体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和涉外小区落地的形势，更极大地增加了广电行业的压力和紧迫感。

（二）面临迅速发展的网络媒体的挑战

20 世纪90 年代，多媒体的发展普及和网络技术不断突破瓶颈，使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和成熟。交互式电视网络技术2002 年在法国取得巨大成功，占据80%的电视市场。而技术上三网合一的趋势，在极短时间内就催生出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新一代城市青年在网络时代长大的背景都预示网络媒体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传统媒体将受到的巨大冲击。美国高科技市场调查公司福里斯特研究公司2005 年研究报告表明，到2010 年美国网上广告和促销市场可达260亿美元，将占美国各种广告市场的8%，有望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广告市场规模大体相当。调查还发现，84%的企业计划在2005 年增加网上广告和促销开支，这将使今年的网上广告和促销市场达到147 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3%。78%的广告主和销售商认为，网络搜索引擎广告是比较有效的宣传手段，因此调查预计，网络搜索引擎广告2005年将增长33%，在2010 年达到116 亿美元，而网络页面广告今后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达11%，在2010 年达到80 亿美元。在新技术媒体竞争的压力下，传统的电视广播媒体纷纷在内容形式上作了改进，在节目中更加注重与观众互动，但由于技术平台的限制，无法与网络媒体所能提供的个体性，交互性交流进行竞争。组建广播电视产业集团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对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深度开发。21 世纪是信息的时代，直播卫星电视、数字压缩技术、多媒体和互联网等崭新技术扑面而来。电视传媒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电视传媒都在进行跨行业、跨国界的战略性重组和调整。因此，南京广电集团只有牢记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深刻理会国务院关于广播电视的产业定位，组建广播电视产业集团，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使南京广电集团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三）面临电信和广电业务相互开放的竞争

伴随国家对信息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电信业务与广电业务开始相互渗透，目前地区广播电视的行业间竞争空前激烈。与电信相比，如果说电信是老虎，广电行业就是羊。无论是从规模、运营经验、技术水平、自有资金来说，从整体上讲，广电行业都不是电信的对手。何况广电行业块块分割，实力又因此大大削减。

第二章广电集团现有问题的制度分析

经过三年来的摸索，全国成立了18 家广电集团，其他省大多也成立了类似集团的总台。集团化改革在人员激励、节目编排、内容选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像中央电视台2005 年初一次调整了二十个栏目，荧屏形象确实有不少改观，对聘用人员的招聘进行了规范。例如:央视——赵化勇台长提出以10 个栏目为试点，彻底进行制播分离的改革,除了保留新闻频道，其他频道将逐步全部成为商业经营的专业频道，全部采取市场核算，以广告收入决定栏目生存，也就是实现电视频道的商业化管理。但广电集团全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模式,都还处于“百花齐放”的摸索阶段，因此改革显得有些混乱，存在不少问题。从制度上分析现阶段广电集团的共同问题，主要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认识不到位；二是利益冲突；三是组织机构设计存在冲突。下面在各节详细分析。

第一节产业属性和事业属性的冲突

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下，近年来，广电行业不断推出改革重大举措，如地级市县台转换职能，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有线台无线台合并，集团化改革等等，认真考察，这些改革在基层几乎都发生“操作变形”。特别是集团化改革，有多少个集团（总台）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构架和运行模式。使得宣传部、集团（总台）、广电局、与台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在集团化过程中，产生了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官本位、文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是广电集团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冲突。广电集团作为事业型集团，是事业属性强些，还是产业属性强些？那些资源算事业？那些资源算产业？事业与产业之间如何协调？对广电集团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的清楚界定，才能解决广电集团改革中遇到一系列问题。

《焦点访谈》案例分析

一、栏目概况

1、《焦点访谈》是一个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以深度报道为主，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开办。1994年4月1日正式开播，每天19点38 分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出，次日8点22分在这套节目中重播。

2、栏目定位：舆论监督

3、节目形态：每期节目13分钟。

在节目形态上采用演播室主持和现场采访相结合的结构方式，使报道有着落、评论有依据，述与评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结构模式为：演播室主持人评论（1分钟左右）+ 新闻事实及陈述（10分钟左右）+ 演播室主持人评论（1分钟左右）

4、报道内容的比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8月20日，在《焦点访谈》播出的3000多期节目中，属于正面宣传报道的共有2150期，占71%；属于舆论监督的内容，约600期，占20%；

5、节目的策划和实施:

选题原则：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

报道方法：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性格化、性格经典语言化

6、制作群体

《焦点访谈》的制作群体由制片人、主持人、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构成，他们分为四组：中心组是编务会的执行机构，负责节目的策划和协调。记者一组、记者二组聚焦国内，记者三组聚焦国际。《焦点访谈》在节目管理和制作上采用制片人制。台里除了保留审节目的决定权，别的权都给了制片人。制片人是栏目的管理者和节目创作的组织者与把关人，也是节目的第一责任人，对节目的全程制作、经费使用、人员调配具有决定权。新闻评论部是国内将制片人体制引入新闻节目制作的第一家，《焦点访谈》是这种国际上通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第一批试验田。

7、用人制度

《焦点访谈》的用人制度主要是聘用制，被一些专家称之为“第二用工制度”。具体岗位聘任由各个制片人实施操作，同时采用编外设岗的方式，扩展人才聘用的外延。

目前有正式人员30人、招聘人员40人、临时人员300人。

实行能进能出的活水机制。

8、成就：

在中国电视新闻界，《焦点访谈》可以说是电视深度报道的一面旗帜。自推出后，一直受到观众的欢迎，长期以来平均收视率一直保持在16%左右，在央视节目中仅次于《新闻联播》。

2002年9月，获得ISO9001:2000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二、内容分析

1、栏目最大特点：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最初以“实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为节目定位语，在2001年4月1日节目开播6周年之际，将节目定位语改成更简明扼要的一句话--“用事实说话”。这一定位语不仅高度概括了栏目的最大特点，而且公开倡导新闻的客观性，为更好的进行舆论监督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栏目的制作人员认为“用事实说话”，是事业成功的生命线。

在实施中，《焦点访谈》主要是从事实的调查、事实的选择和事实的表现三个环节上实现这一生命线的。

（1）“用事实说话”，首先是要对事实进行调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记者以“第三者”的身份调查事实，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第二、记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调查求证，调查求证的过程就是探寻真相的过程，就是挖掘事实本质的过程；第三、调查的过程应该是完整的，过程越完整越有说服力。

（2）“用事实说话”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对事实的选择，在这里有“三要”-----要高屋建瓴、要敢于出新、要充分考虑效果。

（3）“用事实说话”的第三个环节是事实的表现，在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真实性和真实感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杨继红女士在她的讲座里详细地探讨。

真实是媒介的第一要务，是媒介的基础和生命线。没有人在初衷上想忽略真实。但所拍摄

到的真实，并不等于电视屏幕上所展现出来的真实；编导心中的真实，并不等于观众所相信的真实。真实和真实感，也就是传播的出发点和落点之间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的大小取决于电视人是否遵从信息传播的规律，是否在运用符合电视传播规律的方法来记录真实的东西。《焦点访谈》一直在努力缩小真实感和真实之间的差距。

在《焦点访谈》的员工们看来，真实传达的规律是两个“不可替代”--不可替代的调查路径，不可替代的采访对象。要把采访路径、采访对象的出场理由清晰地交待给观众，建立起一个台阶，让人物的出场顺着这个台阶一步一步顺理成章地走到电视屏幕前，让节目一步一步到达节目主题所要表达的高度。

人物的出场一定要有铺垫，每一个人物出现在镜头前都应该有理由。

如上图所示，这是一个同心圆。内层的人是最不可替代的，是当事人；其次是参与人，与事件相关；再往外是目击者；最后是知情人。这个同心圆可以无穷地画下去。到了最外一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街头采访。要把采访对象层层逼近到不可替代，当内层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之后，外层就会往里推进，发生地位的转换，从而实现其不可替代性。要不遗余力地寻找最贴近圆心的参访对象，要不断逼近采访对象的身份感，交待他的权威，要把外层的人往里推。

在杨女士看来，电视人要想达到真实感，在操作过程中还应该有几个扪心自问：

一问你的态度是不是质疑的：质疑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它代表了媒介的中立、客观、公立、冷静。当你在层层剖析你的怀疑时，观众的疑问就被释放了。

二问你的方法是不是调查：应该遵循一个调查路径，即从疑问开始，到疑问的释放结束，让观众带着悬念看。

三问是你的事实链是不是连续的：事实链的完整与否决定着事实的说服力。

四问你的选题、采访对象是不是有来由的。

2、核心价值：舆论监督

尽管属于舆论监督内容的报道在所有的报道内容中，比例只占到约21%。但显然，《焦点访谈》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乃是其舆论监督的内容。在观众心目中，它的批评性报道是口碑最好的，曝恶鞭丑是它的突出特色，观众多次谈到：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焦点访谈》13分钟就解决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观点，“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对权力机构

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表达看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表达的内容可以是赞扬、建议、批评，其中主要的形式是批评，因为这种形式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监督”并不意味着就是批评，而是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通过议论形成一种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轨道里活动，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的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影响力不在于它拥有什么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造成的一种道德压力。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公开表达的公众的集合意见。因而，舆论监督的特点与党和国家机关各个系统的“内参”、“要报”等不同，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

现在我国社会中流通的“舆论监督”，已经不是舆论学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了。由于舆论监督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渠道，监督的形式又主要以批评为主，因而这个概念演变成了大众媒介的批评报道。报道中包括公众通过媒介反映的意见，也包括不是公众反映的、由媒介自己发现的问题或表达的意见。也可能媒介发表后产生影响，转变成公众的意见。

《焦点访谈》的成功就在于它较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难题：如何既发挥新闻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激浊扬清，表达人民的呼声；又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党性原则。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度，也就是分寸感，是《焦点访谈》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具体看来，《焦点访谈》关于舆论监督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公开性

（2）广泛性

（3）报道及处理的及时性

（4）实名制

3、栏目招牌：个性化的评论主持人

新闻评论是媒体的旗帜与号角，一个成熟的、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必然会有自己的名牌新闻评论主持人。

观众需要的是个性化的主持人。新闻深度报道要想占领更多的领地，必须要办出特色和个性，而个性化的深度报道栏目就必然少不了个性化的主持人。主持人、记者个人的学识、风度、气质、亲和力及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应该成为新闻评论类节目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观众爱屋及乌，被主持人的魅力所吸引后，从而关注节目的内容。

《焦点访谈》一开始就有一个目标：培养出各具特色的中国第一代电视评论员。尽管主持人本身是不能有个人观点的，他是以媒体的角度去传达的，所表达的观点是媒体的观点，但是，

《焦点访谈》栏目始终提倡主持人的个性化表达，注重用主持人的人格魅力来塑造媒体形象。九年以来，《焦点访谈》成功地造就了中国一批著名的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代表中国主持人最高水平的“金话筒”奖，历届获奖者当中都有《焦点访谈》的主持人。

《焦点访谈》目前的主持人有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及柏杨、翟树杰、方静等。他们专业背景不同，各有专长，主持风格各异。白岩松看待问题深刻独到，有着强烈的表达欲，现场发挥常妙语连珠，主持时的激情和锐气能给观众深刻的感染；敬一丹做过多年播音工作，有丰富的电视采编经验，女性角色使得她在主持时有一种有别于其他主持人的从容、冷静、大气和自如，对观众的亲和力强；水均益学外语出身，作过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有报道国际问题的优势；方宏进本科学物理，研究生读社会学，宽泛的知识结构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许多话题。柏杨、翟树杰和方静是在《焦点访谈》的发展过程中加入进来的主持人，也各有突出的个性特点，柏杨是从记者一线成长起来的，有锐利有朝气；翟树杰在评论时一般喜欢从大处着眼，视野站的较高，风格朴实、沉稳；方静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毕业，做过CCTV-4《中国报道》的主持人，有年轻人的朝气、气质清新。

4、产生背景：应运而生

《焦点访谈》的诞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全国各行业纷纷响应，掀起又一轮的改革浪潮。中宣部1993年的工作要点中提出：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引导社会舆论。中国电视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拉开新闻改革的序幕。1993年4月，中央电视台在早间时段推出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其中的一个板块《焦点时刻》，因为及时反映国内外热点问题，触及一些尖锐的社会现象，纪实的手法和平民的视角非常贴近生活，迅速赢得了观众认可和喜爱。《焦点时刻》的成功，为以后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它包裹在《东方时空》的整个板块当中，其独特的舆论监督特色难以凸现，而且在早间播出，收视率有限，无法发挥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在晚间黄金时段推出一个深度新闻评论报道栏目便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必然选择，由此，以舆论监督为定位的《焦点访谈》便应运而生。

三、效应评价

1、《焦点访谈》的影响：

（1）对全国新闻界，（2）尤其是电视新闻界的示范效应

《焦点访谈》在全国迅速产生示范效应，各省市台都在黄金时段上了模仿《焦点访谈》的曝光节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电视台除西藏、青海外，共开设关注热点、舆论监督节

目60个，全国31家省级党报都设有此类节目。

（2）促进了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发展。

（3）对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2、影响的不利方面：

过热的模仿未必是一种好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电视评论的长远发展可能还会起着阻碍作用。

阻碍了创造其他更多的新闻评论形式的可能性。《焦点访谈》只是很好地利用和发展了述评这一种评论形式，在电视评论这个大花园里，还应该有大量的空白点可以进行挖掘。当一个新闻评论栏目出台时，总该有一点儿创造性，电视人的脑子不能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套住。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电视界，不少人似乎认为，《焦点访谈》是电视评论的惟一形式，很少有人再去挖掘其他的电视评论形式了。目前，各省市台的评论性节目多数是《焦点访谈》的“克隆”产品。各台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拍摄手法、节目样式、编排程序以及播音员、主持人的架势也几乎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致。这样一来，让观众也以为电视评论就是《焦点访谈》这种样子，而一些电视人也不再去探寻其他的电视评论形式。众所周知，报纸、广播评论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如社论、短评、述评、谈话评论、编者按语、评论员文章、专栏评论等，这都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评论形式。《焦点访谈》只是把报刊述评和谈话评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还应该有其他更多的电视评论形式。

四、成功原因

1、客观的外部原因：

（1）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能量

这是和其他类型的媒体上的舆论监督类栏目相比较而言的。电视媒体具有声画一致的特点，无论是对事件过程的真实记录、还是对事件现场的真实再现，或者是被访者的言行的客观展示，都是实现“用事实说话”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受众对电视画面容易产生一种崇拜感。这种崇拜使得电视媒体的舆论监督节目明显地具有更高的实证性。

（2）背靠中央电视台的独特优势

梁建增曾经说过，“《焦点访谈》之所以成为中国电视的常青树，是因为它背靠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依赖于中央电视台强势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焦点访谈》由此而获得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同类媒介上的同样内容的专题节目所无法与之竞争的，这是体制上的事

情。就这一点而言，除了省级电视台在本省范围内的模仿外，多数其他媒介是无法仿效。

（3）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

《焦点访谈》的节目，有相当部分是正面宣传党的精神和一些典型。它的揭露性报道的威力，也主要在于以揭露问题的形式告之社会，党中央当前正在着力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从而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这个节目的实际意义已经超出了监督者和具体监督对象，而是党和中央政府通过这个惟一的全国性电视媒介，以这种反面揭露的形式晓喻社会以正确的政策，明确规范，协调当前全国工作的布局。

1997年12月29日上午11时，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来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演播室进行了视察，临走时，李鹏总理欣然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称“每日必看《焦点访谈》，从中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材料”，并多次以《焦点访谈》报道的内容为依据阐述国家的方针政策，对有关方面的工作做出决策指导，甚至说《焦点访谈》“是中央工作的一部分”。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开设了《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

（4）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台的主要新闻栏目中没有固定的舆论监督阵地。《焦点访谈》的出现，恰巧是填补了这一空缺。

（5）节目播放时间处于黄金时段。

（6）大量的群众来信，构成了其独特的资源优势。

2、主观的内部原因

（1）栏目编采人员自身的能力

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把握政策的能力以及节目制作技巧。

（2）用事实说话

梁建曾就把《焦点访谈》的成功归功于“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要求”。虽然2000年《焦点访谈》的定位语才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改为“用事实说话”，但《焦点访谈》在“实际操作中一直是按这个要求来做的”。

（3）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立场

从选题到具体操作，《焦点访谈》都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现阶段问题的可解决性，“帮忙”而不“添乱”，以理智和成熟的心态抨击时弊、揭露黑暗。

（4）平民视角，注重策划

（5）用人制度的改革

五、存在问题

居安思危，《焦点访谈》也存在一些影响其更好的发展的一些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焦点访谈》在保持了相对收视率高排名的同时，近年来的绝对收视率却有了较明显的下降。在能找到的《焦点访谈》从１９９８年１月份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份的收视率，计算出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每年的平均收视率分别为２９．５７％、２７．００％、２３．８６％，１９９６年《焦点访谈》的收视率就比１９９５年下降了５个百分点。

1、节目的自身超越问题

《焦点访谈》节目到今年的4月1日就已经9年了，作为一个开播9年的节目，在操作中如何，如何克服或者说尽量减少自我复制，做到不断的自我超越和创新，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焦点访谈》的制片人梁建曾对此深有体会：“一方面栏目做得久了，主题不可避免地有重复性，手法也容易重复。成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成熟往往意味着固步自封，难以突破。”而观众则往往都是有一种求新求变的心理，一成不变的节目形态，就有被观众遗忘的危险。

栏目的受众群也是在不断的成长和变化的，一方面，原先的受众经过9年的洗礼，收视习惯、欣赏口味等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一方面，主要受众群也在发生着变化，原先的边缘受众群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入主要受众群，他们的特征要求等会带有自身的时代的特点。只有根据受众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不断调整栏目的形态，不断创新，才能使《焦点访谈》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2、追踪报道的质量问题

追踪报道是《焦点访谈》节目反馈中的一种重要的处理方式，是表明其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立场的重要途径。但在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改正的地方。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有一些报道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一些报道信息少，时效性差；有一些报道对“度”把握不准，有变相的表扬稿之嫌。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观众中产生一些看法，认为追踪报道就是为被批评的单位讲好话，“打一巴掌揉三揉”，这显然对《焦点访谈》要实现的舆论监督的任务是不相符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焦点访谈》的声誉；此外，便是导致新闻单位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被夸大了，群众有问题找《焦点访谈》、找新闻媒体，这可以理解为是对新闻单位的信任，但从另一个

角度讲，新闻媒体并不是政府机关，不具有解决问题的法定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正常解决问题的程序的。

3、《焦点访谈》面临的竞争环境在加剧

首先，是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开办的一些同等类型的深度报道类的栏目，如《新闻调查》。还有许多栏目正逐渐加大监督力度，如《新闻３０分》、《现在播报》、《晚间新闻报道》以及《今日说法》等。而且，这些栏目的制作周期比《焦点访谈》相对要短，时效性较强，因而在一些大的事件报道中会占有“先机”，“抢”走部分观众。

其次，《焦点访谈》播出后，我国各地的省、市（地区）乃至县电视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小焦点访谈”。这些栏目虽然没有《焦点访谈》依托中央级大台优越的资源，但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手法上，和《焦点访谈》的“同质度”都很高。加上报道的新闻事件在地域上更贴近当地百姓，这些栏目也会分流《焦点访谈》的一些观众。

再次，国外同等类型的电视节目的冲击。

4、深度报道和新闻的时效性的矛盾。

《焦点访谈》对自己的定性是深度报道为主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新闻的基本价值之一便是时效性，要对发生的事实做出迅速的反应；同时，作为深度报道，要取得好的质量，又必须从选题、策划、采访、制作、审查等一系列环节加以精工细作，这自然而然对需要的时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两者的矛盾互动，在《焦点访谈》也《新闻调查》和《现在播报》等栏目的竞争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对《焦点访谈》是一把双刃剑，解决不好，就很容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广播电视的社会影响案例

传播学者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递信息、监测环境，使社会文化代代相传。广播电视由于其受众的广泛性，引起了传播和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一系列既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广播电视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这里仅列举几个在大众传播学界研究证实了的有关广播电视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的案例。

一、“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的强大威力上世纪30年代末，美国一家电台播出了一个关于火星人人侵地球的广播剧。尽管在播出期间，电台不断告诉听众，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科幻故事，但还是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故事描述的火星人登陆地点新泽西州，无数市民因惊吓而纷纷逃离。事发之后，普林斯顿广播研究中心旋即开始调查，发现当时至少有600万以上的美国人收听了广播，其中有28%的人（约170万人）误以为是新闻广播而非科幻广播剧，这中间的70%（约120万人）受到惊吓，而在新泽西州附近对 l35名听众做的访谈显示，除受访者中的28人外，其他107人均因节目而受到惊吓。造成恐慌的原因，除了当时收音机在公众心目中威信极高、人们对战争和经济危机余悸犹存外，该广播剧“描写逼真、情节细腻、音响效果极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①。元独有偶，数年后，火星人人侵地球的故事又在智利和秘鲁重演，同样是广播剧，同样逼真的音响效果，同样电台也不断警告说是开玩笑，但同样没有什么人理会关于虚构故事的警告，于是同样造成了社会的惊慌。广播的强大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客厅里的民主——电视和当代政治现代社会中政治的运作离开电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电视一方面给各种政治力量和政坛要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场景，另一方面也把政治带进家庭，带进客厅，进而由于其传播的渗透性而确立起自身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在西方国家，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和竞选活动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政治传播，作为传播学经验学派的主流之一，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而电视的作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政治与电视已经纠结得难解难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在为适应电视这一舞台而变化着。”②美国历届总统大选时两党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起始于1960年，如今已经作为美国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延续下来，从 l960年肯尼迪通过电视辩论战胜对手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慨“电视改变了潮流”，到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会使用电视”，再到1996年克林顿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每天花 l20—150万美元做电视竞选广告③，不难看出，“形象政治”、“电视明星总统”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三、“电视的一代"——电视与青少年社会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涵化理论研究表明，电视暴力内容不仅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电视内容也会影响到人的态度、价值、思想方式等内心世界。尽管该理论在学界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但具体之电视暴力内容是否会引起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一直到电视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都是西方传播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非常关心且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相关的研究表明，电视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媒介，对于这些伴随着电视机成长、生活在电视日常化时代的“电视的一代”，电视文化必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影响。我国的传播学者的研究表明，儿童接触媒介对其道德发展、现代观念、社会化确实有显著影响。在一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儿童接触印刷媒介频度越高、越喜欢媒介纪实性内容，就越有利于儿童道德、现代观念、社会化的发展——即传播有利于儿童的影响条件是：儿童接触印刷媒介的频度高和儿童喜欢媒介纪实性内容①。有学者将媒介对青少年产生正面影响的条件研究归结为“少看电视多看书”②，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电视文化之于青少年社会化影响的忧虑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