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

文化体制改革和广电行业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的年会，重点是发展行业的趋势和投融资政策，特别是六中全会以后，大家都对中央的新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决议所振奋，新的精神肯定对我们广电行业会带来诸多的一些影响，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我想有三个问题共同探讨： 一、我国传媒单位的市场机制和体制模式 传媒行业我想今后会呈现一种融合化的发展模式，而在媒体这个领域，广电行业历来处于核心的位置，“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但重点还是放在公益性角度来讲，正像刚才沈总说的。从我们传统体制看，这中间大概经过一个演变，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特征和原来不同，但和最终的体制，我们希望未来改革所能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传统体制是管办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体制特点，同时是资源条割分布的体制，资源碎片化，内部人员机制也是缺乏效率的。目前我们的体制基本有三种类型。 传媒体制的变化，一是经营性的传媒企业；二是工艺性的传媒单位，包括电台、电视台；三是比较特殊的，属于事业企业制，传统管理的行业，包括广电集团和报业集团。还有其它类似的，按照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完全经营性的，二是完全公益性的，三是过渡性、混合性的事业化改革、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对这几个模式是不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1、整体来看，从传媒全行业来看，我认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体制或组合型体制。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行业中间，公有制还是属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但它已经不同于改革之前完全由国家或国有资本安全垄断的情况。具体就传媒单位来说，除了一些专业化的公司之外，凡是大一点的企业差不多都形成了事业中包含有企业，企业中包含有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推进了分类改革，事实上一些大的传媒机构，比如电台、电视台这样一些纯公益性的，我们目前把它界定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但它下面事实上在产业链上下游中间还包含了一些产业化的，可以分出来，通过改革以后推向市场的产业化部门或单位，所以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播出平台现在是公有制的，或者国有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定位为完全公益性的，但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开了，上游节目制作面向社会放开了，下游节目的发行、节目的传输初步放开了，这样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性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又带来一个新的特征，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之间有一个体制落差。这个体制落差对我们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行业管理体制下的专业性的广电机构，目前我们广电行业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在所有的文化行业中间广电的行业管理特征是最鲜明，最明确，也是最突出的，当然其它行业也都有行业管理，不能说没有，但像广电这样的行业管理、行政管理这么明确，我觉得也还是其它行业所少见的。一是新闻出版，二是广电。在行业管理体制下，应该说所有的传媒机构，毫无疑问大家都是行业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它还没有形成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符合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跨区域、跨行业的传媒机构，大型的混合型的传媒机构现在在中国还没有。 比如说全国性的，已经覆盖各个领域，和国际传媒巨头一比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国际大的传媒机构，跨国性的传媒机构都是覆盖多个领域，一个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纵向的，这个链条是完整的，横向的，它一般都会涵盖多个领域，无论从美国迪斯尼新闻集团、时代华纳传媒机构来看是这样的，从其它国家来看也是这样的。当然，围绕这些综合性的大型传媒机构有一大批配套的专业机构，基本是这样的格局。 但由于目前受传统文化体制的影响，目前我们的各种格局还没有形成。 二、我国传媒单位的投融资政策分析 为了解决我们广电和整个文化产业里，促进产业发展，从十六大以来，政策研究室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投融资政策，投融资政策很多我就不细说了。投融资政策最后有几点结论说一下： 1、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扩大文化产业对外开放领域，促进文化投融资市场化、社会化。这已经改变了刚才说的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放领域逐渐在扩大。 2、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特别是以去年九个部门金融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标志。金融和文化产业发展金融进程越来越快，促进了文化投融资的多样化、资本化和证券化，有一批文化企业，包括广电的企业已经上市，资本化和证券化水平逐步在提高。 3、我认为是公共财政支持文化产业，特别是重点传媒单位的力度越来越大，同时设置了对外投资设置必要的投资准入门槛，保障国家的文化信息安全。国家财政对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建设公共文化体系，同时对外资也设置了一些必要的门槛。所以，目前我们这个领域的开放我认为还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开放。 在广电这个领域，第一个还是国有资本、行业资本的投资领域；第二个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第三是内资；最后是外资。基本形成了梯度的对外开放领域，梯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区域性的梯队开放是类似的，最开始开放沿海，然后开放中部，最后开放西部，有一点类似，但它基本是按所有制，按国内和国外资的，按行业内和行业外资的，这样的政策安排很大程度上有对行业保护的含义在里面。这有利于我们行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大规模、大范围配置社会资源有诸多的限制，这点大家应该是有体会的，对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4、根据传媒的不同定位和特点，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投融资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有区别的文化投融资政策和投融资模式。目前我们是一种国内外有别，厚内薄外的政策特点，如果说我们的经济领域已经全面对于开放，但文化领域我们设置了一些必要的投融资准入门槛，还没有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但文化领域这样的特点，有产品公共性的特点，所以目前还很难做到或者将来也不会做到全方位、无差别的开放，这在文化领域我觉得和经济领域不同，将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国际上对文化领域的开放和文化贸易都是有共识的，按法国提出来的另外性的原则，按联合国提出的文化多样性的公约，允许发展中国家设置必要的壁垒，保护本国市场。 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转型阶段，所以这样一些投融资准入的壁垒，无论是行政壁垒还是其它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都还是必要的。对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市场，逐步提高竞争力还是必要的，对这样的政策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对广电的影响，应该说文化体制改革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深刻的一场涉及全局的变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化体制改革我认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相互衔接，相互影响。过去我们把文化很大程度上看成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比方说我们产业化这一块，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供应的扩张，人们对文化的产业和商品属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文化的双重属性认识越来越清晰，所以，文化一方面需要突出内容，需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还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给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产生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对这一点认识应该说越来越清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不仅会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体制保障，同时也会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有所促进。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艰巨，现在我们改革了十几年，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也许以后还要很多年，就说因为在市场条件下，经济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探索文化发展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将来如何与国际市场结合，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是几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是文化的特殊性，既有意识形态，同时它又是商品，而作为市场经济来说，我们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文化，市场机制本身是个“双刃剑”，它既有能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有逐利、市场失灵的问题，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同时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解决好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西方国家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在文化体制上怎么样促进发展，又能加强有效管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比如新闻集团报出英国窃听的大丑闻，前一段英国出现了年轻人的动乱，烧了几十个汽车，几十个城市反政府的游行，最后政府甚至要动用手段把微博、互联网一度要关掉，美国也是要在“9·11”以后对个人的隐私以及信息传播有大范围的侵犯个人权利的情况。这说明在现代条件下，尤其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中间确实有诸多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如果不加强监管，某些方面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当然这样的监管政策一是有利于发展，二是有利于引导，三是有利于监管，这三方面需要结合起来，并不是一味地监管，影响发展，但是发展也要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要有利于传媒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次六中全会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网络的发展和管理问题。 具体我想从四个方面做简要的探讨： 第一，促进市场分类体制改革及其影响 六中全会又按以前的改革思路，基本上这还是按照以前的改革思路，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分类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六中全会提出来“要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区别对待”，这就存在首先要界定的问题，怎么去科学地界定，哪一些可以界定为公益性单位，哪些可以界定为产业化领域，这要进一步界定。我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界定是可以有变化的，我们和国际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目前界定的一些广电的公益性在国际上可能是产业化的，这中间显然是针对发展阶段的不同。所以，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有可能我们的政策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换句话说，我们这种体制模式可能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模式，它还在改革中间，也就是从猿变成人还没有最终完成，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它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政策会不会稳定一个阶段需要探讨，比如电台和电视台，现在全部界定为事业单位，将来有没有可能分出来，另外它会不会按国家电视台、公益电视台或商业电视台进行区分，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类改革，我个人认为还是在改革的进展之中，现在我们还处于改革的一个特定阶段。另外，行业性的改革分类，我认为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比如新闻出版，过去我们把所有的报刊、出版社都界定为最初的事业单位，都是公益性的部门，后来把出版这快分出来了，出版开始转企改制了，后来把非时政类的报刊界定出来，把它逐步由公益性部门分出来，现在要开始进行转企改制。党报、党刊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中央到地方它分了好几个层次，除了中央这个层次以外，还有省、市，几乎我们每个地市都有一两个报刊，只有少量县级有机关报，比较少了，但是还有。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党报、党刊都按照公益性地对待，是不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可能将来这样一些政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真正对党报、党刊界定，工艺性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全国、对整个面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按照市场分类的改革，我认为分类改革有利于推动改革，如果不分类很难起步，所以，分类改革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从最近十年来看，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节目制作，包括发行、传播这些领域逐渐市场化。这样有利于改革的推进，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还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推进，应该说改革到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 文化也特别讲到，我们也要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