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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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通史-语言与文字大纲

中国文化通史-语言与文字大纲

第三讲语言与文字1、韩愈说,“读书先须识字”。

这是研究、认识中国文化的前提。

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

周代贵族之学。

《周礼》:“国子八岁入小学,教以六书。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认为,所谓小学,就是自居于子弟之学。

小学(也叫朴学、汉学),狭义的是指文字学;广义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汉字中的形音义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

训诂的本义是解释经文,用当时人明白的语言说明古代难懂的文献章句。

晚清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的“语言转向”,分别形成欧陆解释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两大流派。

前者重义理诠释,后者关注逻辑与句法分析。

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治中国历史文化者,不能没有基本的小学功夫。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个人的文字功夫与学术成就往往成正比。

文字功力有多深,学术成就就有多大。

清代乾嘉时期的重大学术成就,就在于小学方面。

2、汉字的生成传说是仓颉造出了汉字,从此华夏民族就具有了命名的能力。

人类通过命名,给世界赋予了意义,从而从自然中分立出来,使世界逐渐客体化,从而拥有了世界。

古代中国有绝地天通的传说,大体的含义即在于此。

而文字的发明,则将人们流变的思想凝聚起来。

凭借它的力量,思想文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类有了更为绵远的历史与记忆。

一般文明史将文字的发明作为文明的三要素之一。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共有三种,都是象形文字。

一是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发达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

一是古埃及的圣书字,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很成熟了。

再就是我们的汉字。

近年出土的河南舞阳贾湖的甲骨契刻符号,比殷墟的甲骨文还早,距今已有八千年了。

甲骨文发达于公元前1300年。

前两种古老的文字,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早已先后消亡了。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诞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近代有什么震惊的考古发现呢?关于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之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对殷墟的发掘。

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

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之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

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沉寂了3000多年的商代帝都;;殷墟。

从1928年到1937年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其规模和成就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中止。

1950年起,新中国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并于1959年设立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站。

经过70多年的发掘,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殷墟的重大发现中,除甲骨文之外还有大量珍贵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等。

小屯东北地的殷墟中心还保存了宫殿宗庙的遗址。

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

着名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

该鼎于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挖出,因无法搬运,又恐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复埋入地下,直至1946年取出,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之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

这座掩没在漫漫黄沙中长达1600余年的文化艺术宝库引起了巨大反响。

八十多年来,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科。

1900年5月21日,一个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监督雇工清理第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天炮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

名校导练七上语文试卷答案2021

名校导练七上语文试卷答案2021

名校导练七上语文试卷答案2021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

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

清末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

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

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是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

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摘编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span style="font-family:黑体;mso-bidi-font-family:黑体;">材料二: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

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

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评析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评析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评析1. 引言1.1 介绍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评析的背景近代中国社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也逐渐被引入中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议题。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引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而言,如何理解和接受这两种思想,如何将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了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评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社会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学术讨论。

1.2 阐述研究目的和意义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评析,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与探讨,更是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的考察与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思想与现代理论相互碰撞、交织的过程,揭示中国社会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变化与延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深入挖掘近代中国社会对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反应与态度,探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此的影响和启示,进一步揭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历史的深入探讨,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2. 正文2.1 马克思主义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辩证法,认为社会和生物一样,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前进的。

达尔文主义提出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也可以应用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解释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达尔文主义的无神论观念是符合科学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世界观的科学性,反对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

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

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

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杨祥银提要: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

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

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不仅有助于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的缺憾,更有助于从女性的独特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

关键词: 妇女史 口述历史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口述历史作者杨祥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硕士生。

(北京 100102)一、让女性发音: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综观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历史的另一半———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与艺术的领域之外。

女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缺席者”,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与呈现,她们的经历被忽视,她们的贡献被淹没,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沉默群体”。

即便偶然写到女性,也是因为她们的活动与经历与男性有关。

20世纪初,随着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男性精英人物的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在这股“自下而上”的史学运动中,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倡导的妇女史成为史学界中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

但是,妇女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史料的匮乏.于是,妇女历史学家便提倡一种让每个妇女都有机会说话的方式来撰写女性的历史,而当时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正好迎合了妇女史研究的需求。

正如中国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所说的,“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

……而妇女史的崛起和口述史的重新启用,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20世纪中期)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

”①于是,挖掘女性口述历史便成为让女性进入历史叙述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女性与男性共创历史的观点,肯定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唱片历史

唱片历史

唱片历史唱片的发展一、录音技术的发明伟大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于十九世纪末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录音机。

他原本是想把这种圆筒式录音机作为听写机来推广,结果这个计划遭到了所有那些靠记录老板讲话吃饭的秘书们的一致反对,不幸夭折了。

但录音机却在音乐市场找到了用武之地。

人们只要买一个录音圆筒,就可以从家里的录音机上欣赏到各类音乐。

几乎与此同时,机械钢琴(Pianola)被发明。

这是一种用打孔纸带操纵的钢琴,你只要买一卷纸带,就可以在家里的机械钢琴上“高保真”地欣赏到名家的钢琴独奏。

这个新玩艺儿极大地推动了“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一种经常使用切分音的钢琴音乐)在美国的普及。

“拉格泰姆”音乐可以说是第一个欧洲没有的,纯美国风格的音乐形式,是公认的爵士乐的前身之一。

这两样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欣赏音乐的方式。

以前,人们要么自己弹琴,要么买票去听专家弹,总之不那么容易。

有了录音技术和机械钢琴,音乐才算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里。

这两样发明还造就了现代模式的音乐工业,吸引了众多的人材专心从事音乐生产,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现代音乐工业的诞生还打破了传统民歌的生存基础。

按照公认的定义,民歌是指经过人们世代口头相传而流传到今天的民间音乐。

民歌爱好者之所以喜爱民歌,一是因为民歌背后悠久的历史文化,二是因为民歌经过了几百几千年的竞争淘汰,存留下来的一定是久经考验的优秀作品。

不过有的人因此就小看了流行音乐,实在大可不必。

其实这两者完全是个萝卜青菜的问题。

流行音乐虽没有民歌那么富有历史感,可流行音乐的现代感又是民歌所没有的。

有人说民歌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可他们忘记了,过去是没有录音机的,音乐的传播速度很慢,传播面也很窄,所谓考验也就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小范围里。

而现在的流行音乐,一出世就面临众多听众的检验,能经得住这样考验的流行音乐不一定就比民歌差。

换句话说,录音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流行音乐,它代替了过去的民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

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跨学科性——以电影声音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为例

120212011年,依托我国文化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科学研究分野日益细致的学术趋势,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几代学者的努力下,终于使得艺术学跻身于学科门类之中,艺术学理论也随之拥有了一级学科身份,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一方面我们希冀艺术学理论学科能够衍生出具有独立品格的学术体系,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为解决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现实问题,就必须要从文本中走到田野,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撑。

事实上,“各种方法、各种科学的工具消融在艺术学中,艺术学是使研究艺术的各门科学形成系统的核心。

”[1],因此正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跨学科性是极有必要的,在分析其性质特点的基础上,利用好这一特征来促进该学科的创新发展是当下学科发展的重点。

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目的,从电影声音这一本身就具备跨学科性的、较小的艺术类别着手,对其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初步的梳理、设计与展望,在通过此案例对艺术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性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以跨学科性为突破口,给未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跨学科性作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本质特点自1983年国务院颁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来,在1990年、1997年两次的目录调整中,都还未曾出现艺术学理论的身影。

直到在2011年的第三次目录修改中,才成为新增列的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拥有了可以独自发展的学科体系[2]。

教育部于2020年8月27日刚刚发布的《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则展示了国家对于交叉专业建设的鼓励、进一步拓宽了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视野。

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制历史虽寥寥数年,却不难看出它的跨学科性早有端倪。

一方面这是因为其与相关亲缘学科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

虽然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相关架构和理论根源均来自于欧美体系,但我国艺术门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远甚于西方,艺术学学科与文学学科所经历的依存—发展—独立—交叉的过程,不仅代表着艺术学作为新兴学科在学科框架中地位的进一步强化,还意味着艺术与文学一直以来形成的纽带关系得以重新定义,是独立而不割裂的关系。

2023届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模拟调研联考卷语文试题(七)(无答案)

2023届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模拟调研联考卷语文试题(七)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未知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就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百多年来,它在国内翻译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经典翻译标准把“信”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忠实”的推崇。

上个世纪30年代,由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和叶公超参与的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此次论战其实可以说是一场“直译”和“意译”之争。

鲁迅先生提出了易解、丰姿双标准: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丰姿,就是既要通顺也要忠实。

这其实是对“忠实”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且要忠实于形式。

到五六十年代,继傅雷提出“神似说”后,钱钟书又提出“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这种“忠实”可以说是对原作最大程度的忠实,但过分强调艺术性,可望而不可及。

西方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是法国学者多菜,他提出了翻译的五原则:理解原著内容,通晓原语和译语,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求整体效应。

18世纪末,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应完整地再现原作内容,译作风格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一样自然流畅。

进入20世纪,费道罗夫和温特在给翻译定义的时候就加上了“忠实”“全面”“等值”等要求。

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并且提出了“文本对等”论。

西方学者所提的“等值”和我国学者所提的“忠实”标准一样,要求“信”于原文。

中国传统译论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思路渐次发展,长期具有理论活力;西方传统译论也是立足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现当代译论颇具影响。

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走向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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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都 学 刊
20 09正
2 世纪 中国史学理 论走 向问题研究综 述 1
苏全 有
( 南 师 范大 学 历 史 文化 学院 , 南 长 沙 4 0 8 ) 湖 湖 10 1
摘 要 :1世 纪 我 国 史 学 理 论 的 走 向 f题 , 2 q . 目前 学 界 存 在 不 同 的声 音 。 总 体 上 说 , 张 坚 持 以马 克 思 主 义 、 主 唯
价 值和 意义 , 为 它既是 2 世 纪 中 国史 学 取得 重 认 0
大 成就 的根本 所在 , 也将是 2 世纪 中 国史 学健 康 1
发展、 繁荣进 步 的基 本保 证 。 _ ”2 20 年 9月 , 盘 锦市 , 01 在 辽宁 省 历史 学 会 、 中 共 盘锦 市委 宣传 部 、 锦 市历 史 学 会 联 合 主办 了 盘 “ 1 纪 中 国史 学 发 展 趋 势 学 术 研 讨 会 ” 与会 2 世 。
问题 主要 关涉 马克 思 主 义 的历 史 命 运 , 联及 史 学
消 长 , 学 的马 克思 主 义史 学 理 论 最 终仍 将 担 负 科 起理 论统 一 的重 任 , 由此 在新 世 纪 建 立起 具 有 中 国特色 的 马克思 主义史 学理论 体 系…。这 种看 法 反 映 了史 学 理 论 界 对 唯 物 史 观科 学 性 的 坚 定 信
过程 中 , 否定 甚 至摒 弃 唯 物 史 观 的思 潮 始终 没 有 停 止过 。不过 , 大体而 论 之 , 界主张 坚持 以马克 学 思主义 、 唯物史 观为 指导 者 , 居于 主流 。史学 指导 思想 的主 张
的史 学工 作者 回顾 了 10年 来 , 0 尤其 近 2 0年来 中
国史 学所 走过 的历程 , 2 世 纪 的中 国史学 做 出 对 1 展望 : 克思 主义 唯 物史 观 是 经 过实 践 检 验 的真 马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叶廷芳 2012年05月14日北京日报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是中国文化在18世纪的欧洲传播的最重要成果,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影响。

莱布尼茨在这本著作中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互补的观点,并且首次发出了中国和欧洲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的声音。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

所以文化不管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乃至相互交融。

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引起了中国文化热的一个高潮。

但这个高潮的兴起在16世纪、17世纪。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西方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只是个别人的行为。

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

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

其中最成功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朱翊钧)。

但利玛窦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

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

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

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初期传教士都把翻译经典作为重要任务,不过他们的译作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

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

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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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作者:张广智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07期摘要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

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

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20世纪西方史学青年学者中国史学梦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07JJD770119)往事如烟,人类文明进程中的20世纪如今已成了历史,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是的,无论是中外学界,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都有研究成果见世,在此不赘①。

这里说的是历史I,即人们对20世纪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至于说到历史II,即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则远逊于前者。

我曾在新世纪伊始的一次笔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倘若要对20世纪作一番整体性的回顾,不仅要对它的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考察,而且也要对它的历史学的发展自身进行思考,所以对20世纪历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研究,很可能会成为今后若干年内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 ]。

所幸的是,这个“预测”被个人言中了。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展开深入的研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这是学科发展与生命力之所在。

我们固然需要创新,但创新的前提必须传承。

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门学科的文脉与构架,并成了后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

此理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尤其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亦然。

据此,本文是对中国学者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成果的探讨、评论,聚焦在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研究的研究,疏漏与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为盼。

鸟瞰东传之回应摄影家在聚焦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对拍摄对象周边的整体浏览。

同样,为了集中探讨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必须对中国的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作一番整体性的观察。

在20世纪世界史学史上,纵观史坛,在20世纪前期,西方传统史学仍有实力与影响,但已日渐式微。

此后,苏版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一度“叫板”西方史学,但也无力与之持续抗衡。

因此,从总体来看,西方史学沿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路数成长壮大,并在不断地“蝶变”中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史上。

这大体反映出西方史学在国际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与引领作用。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新思潮的萌发、新学派的诞生还是新思想的出现、新方法的运用,无不与域外(主要是西方)的思潮、学派、思想和方法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晚近30多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为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研究(即西方史学史之史)创造了前提。

在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自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回应,这种回应有力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回响反映在30多年来中国学者所著的通贯性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

1983年,自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问世以来,这类著作大约出版了十多种,各书都有适量篇幅介绍20世纪的西方史学,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其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写出了对20世纪西方史学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著作,标志着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这些著作按时序,就个人所见,大体可罗列如下: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广智、张广勇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姜芃主编的《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沛主编的《20世纪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另有对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作出整体研究的作品,如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社,1996年版)、徐浩、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近又有新版)等。

最后,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作出的有力回应,最为充分地体现在一系列的论文中。

这些成果,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对此,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曾作了持续不断的关注,考察的视野有从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写的关于近代西方史学的论述开始,也有从1949年说起,更有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西方史学而主要是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述评。

对此有兴趣的同志,或可找来一阅②。

于沛在其新著《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09)》一书中[2 ],专设“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一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材料周全,评价公允,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回响,颇可参考。

此外,新近出版的彭刚的《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陈新的《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书均是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后现代史学挑战的一次正面回应。

两书前期成果又多为(尤以陈著)单篇论文,辑入专著时使个体有机地融入全局,符合书题,浑然一体,令人赞叹。

基于此,彭、陈两书归在这里谈及,庶几可矣。

总之,为了开拓和创新包括20世纪西方史学在内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需要对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90余年的历史进行盘点与总结,回顾与反思;进而言之,这种研究的研究,不仅为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我们史学史工作者进行自觉教育与不断提升史学素养的必修课,这与20世纪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尤为非凡。

雏凤新声谱新篇整体考察既毕,就当进入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那就是以近十年来中国青年学者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相关论著作为分析对象,兼及其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对象需具备下列三项元素: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西方史学,已出版③。

据此,就我所知,暂列如下几种:张涛:《美国战后“和谐”思潮研究》。

(以下简称张书,下同。

)张书是对二战后美国“和谐论”史学的深入研究,在理论探讨、材料运用和论证分析等方面并不亚于同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3 ],它是新世纪这方面著作的先声,犹如一枝春梅,预报当代中国青年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春天的到来。

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乃20世纪前期美国新史学派的一代宗师和代表人物。

李书材料翔实,论证有力,是对以鲁滨逊为首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研究的深化。

又,李书视野开拓,并不局限于这一学派的自身,还十分关注该学派输入中国及其在我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考察了鲁滨逊新史学派输入中国的历史,这就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4 ]。

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杰出的实践者。

江书以沃勒斯坦为中心,疏凿源流,反思重建,对现代西方学界的世界体系理论作出了透彻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5 ]。

程群:《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

《美国历史评论》创刊于1895年,是美国史学职业化的产物,也是西方史学发展的产物。

程书视角独特,以这本在西方学界具有权威地位的杂志为中心展开,藉以透析二战后美国史学的全景。

正如作者所言,它是我们观察二战后美国史学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让人们观察到了美国史学的风云变幻,这足以成为我国史学发展的一种借鉴[6 ]。

梁民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是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书是当今国内学界对这位历史学家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与深入的探讨,是当今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探索和新进展[7 ]。

曲升:《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曲书以丰富的材料,观照现代美国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的外交史学,以对威廉斯等四位历史学家及其论见的评说为线索,逐一展开,显现出这一学派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以此可以窥探整个美国外交史学史。

曲书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是一本专题性很强的个案研究之作[8 ]。

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名家。

蔡书是当代中国学界关于这位历史学家文化史观的集中展示和卓越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走向以及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④。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周书将发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文化史潮流,置于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乃至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探究,放在西方史学不断新陈代谢的流变中加以考察,这种研究颇具开创性,由此填补了晚近3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段西方史学研究的不足[9 ]。

陈茂华:《霍夫施塔特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是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

陈书从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入手,探幽析微,阐发霍夫施塔特之高远的史学思想,以揭示霍氏的多重面相,屡发洞见,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一书,在此需要提及。

其书虽与上列各书取向不同,不以研究西方史学为出发点,但正如作者所言,它是“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学史的交叉边缘史研究”[10 ],取材广泛,梳理精微,是这一时段西方史学的东传史,颇与本文旨趣相近,当是中国新世纪西方史学东传史的“前史”,可资参考。

上述著作,就我视野所及,难免挂一漏万,也许符合前面所说三项元素的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还有不少,未曾为我所知。

倘如是,这就有遗珠之憾了,期望得到识者的补正。

沿着上述“点评”之语,对近十年来中国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为此我需要补白的是:应当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认识西方史学,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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