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内容摘要：哈特认为实证法学的科学性必须从哲学而不是其他学科获得支持。
他的整个法律思想体系的立场、观念以及对法律语词的分析方法都是来自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本文通过对哈特著作的解读，认为哈特主要受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其核心要旨就是要运用对法律语词的敏锐洞察来廓清对法律现象的认识。
哈特在此基础上不仅为法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比如认识到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而且借助日常语言哲学的观念和技术，表明法律本身是一种复杂的、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又能发挥独特作用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日常语言语言转向语境法律的限度为了真正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我们必须从思想渊源的角度考察该思想家曾经受到哪些思潮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体现在思想家本人的著述当中的。
这种探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而不能根据某种表面的似曾相识对两种思想做出简单的比附。
无论思想家所赞成的还是所反对的思想，都可能成为他在分析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时的思想和方法资源。
我们知道，哈特曾经与早期分析法学家奥斯丁、自然法学家富勒以及当代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等人之间进行过多次论战，可以说，哈特所批判的这些论战对手的思想同样成为了他本人思想体系的一个内在部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哈特对于两种思潮基本是持坚守立场的，那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
这两种思潮自然更是哈特思想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前提之下，我们的理论任务就是要理清哈特在什么程度、什么层面上受到他所信奉的思想的影响的。
我已经专文梳理了哈特与功利主义思潮的关系，[1]本文主要对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一、哈特自己的交代：应用语言哲学来研究法律问题其实，要想弄清哈特本人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关系，最可信的办法就是考察哈特自己的说明。
在《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的“导言”中，[2]哈特指出，自从1953年发表第一篇法学论文“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起，哈特就自觉运用了言语的含义与力量之区别的理论以及奥斯汀有关“言语行动”（speech acts）理论来分析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陈述。
他认为这种陈述并非“描述性的”，而是一种观念性的，必须结合使用语境来具体分析其所起的法律作用。
据哈特介绍，[3]二战后他在牛津教授了七年哲学，而那时正是语言哲学在牛津和剑桥最有影响的时期。
以J.L.奥斯汀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虽然在侧重点和目标上都存在重大差别，但作为语言哲学，他们有着一个基本共识，即认为“人类的交谈与有意义的交流可以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所以许多哲学问题不能通过诉诸宏大理论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对不同的语言使用的习惯方式进行区别和辨异来解决。
因此，“语言哲学被认为阐明了语言的大量各不相同形式以及多元运用方式，而不论其主题的边界”，“语言哲学的洞察力与启发性都有利于这种困扰或混淆的澄清”，因为它有助于考察语词在不同类型法律规则中的复杂运用。
哈特还运用奥斯汀语言哲学中有关施行性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理论，即“语词的使用是与规则的背景或者改变个体正常地位的惯例相协调的”，分析了法律权力、财产转让等概念。
此外，哈特利用了语言的“开放结构”理论来分析法律语词尤其是司法裁决中疑难案件的情形。
[4]哈特相信现代语言哲学的洞见具有永久的价值。
他当然也注意到自己运用语言哲学来分析法律的缺陷。
首先，语言的“运用”本身就存在不同的含义和效果，比如“田里有一头公牛”这一陈述，其蕴涵的意思可能是描述，也可能是警告或假设，所以有很多差别，而自己的分析没有对此予以足够注意；另一个缺陷是，语言哲学虽然有助于澄清许多误解和混淆，但有其适用限度。
当争讼中发生基本立场和价值观的分歧或者法律规则的冲突等情形时，语言哲学的方法并不适用。
[5]对于哈特所谓的这两种缺陷，我们在此必须作出某种说明：首先，哈特所言的这种方法上的缺陷主要针对的是自己早期的论文和看法；其次，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如此，这种缺陷严格来说并非语言哲学本身的缺陷，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恰好也是要注意和重视语义背后的复杂的差别和具体的语境。
所以他所指出的上述两种缺陷都可以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得以解决。
在《法律的概念》这本重要著作的“序言”，哈特明确交代了他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哲学的立场和方法。
哈特表明，自己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理解，为达到此目标，他必须注重法律的语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比如“被强制”（being obliged）与“有义务”（having an obligation）之间的区别，“如果不去鉴别两种不同类型的陈述所具有的决定性差别，我们就既不能理解法律，也不能理解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
[6]哈特进一步强调，在探讨语词意义时，就词论词的做法不足为训，所以：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描述社会学的尝试。
在各类型的社会情境之间或社会关系之间，有许多重大的差别通常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相应语词的标准用法，考察这些语词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联系，就可以最清晰地把握这些重大的差别，然而这种考察经常受到忽视。
在这一研究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L.奥斯汀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7]这一段话表明：首先，哈特在其中说出了一句后来一直令人误解的话，即该书是“描述社会学的尝试”，后来许多学者因此认为哈特具有社会学倾向，并且因为他对社会学的肤浅使用而指责他。
还有学者据此发掘他的思想和韦伯思想的关系问题。
其实，我们不能望文生义。
联系该句话的上下文，哈特所谓的描述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运用语言哲学对法律语词和现象进行深入描述的方法，说到底是一种哲学而非社会学。
第二，为了描述的准确性，所以哈特的语言分析就不是一种定义式的语义分析，而是联系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所表现出来的含义差别所进行的分析，其中存在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第三，哈特的这段话已经透露出他受奥斯汀的影响既深且巨。
当然，在分析哈特与语言哲学的关系，尤其是在探讨他的思想到底受奥斯汀的影响深还是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深时，以及他受后者影响到底有多大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哈特明确讲出来的东西，而且还要根据当时语言哲学的发展态势以及哈特著作的文本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的不同（一）关于语言哲学的转向[8]笼统而言，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即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转向到语言哲学上来。
这个转向使语言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使本世纪哲学与过去的哲学、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有了根本区别。
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主题、内容、方法、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9]这种整体的看法当然也掩盖了其中的许多具体复杂的问题。
本体论要确定“什么东西存在”，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如何认识”，这两者当然都离不开对语言这一人类最系统的心灵/社会现象的研究。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10]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都有着丰富的对语言的思考，也都思考了语言的自然说与约定说、通名与专名等问题。
不过，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对语言的思考才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西方最重要的各哲学流派都在这个时期走向了通向语言的道路。
根据陈嘉映先生的概括，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原因主要有：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认为对语言命题可以进行客观研究；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
在上述四点的背后，语言转向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当科学的发展所致力的求真的活动成为科学技术的任务后，概念思辨最终明确成为了哲学的主要工作，因此语言转向也就自然发生。
[11]我们说语言转向牵涉许多复杂问题，其原因还在于语言哲学本身在研究侧重点、方法和立场上呈现复杂多样的局面。
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
[12]围绕这两个问题，语言哲学内部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逻辑语言学派；一是日常语言学派。
前者以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艾耶尔等人为代表，他们为了实现语词的精确性和纯洁性，致力于运用数理逻辑的手段，提供某种专门的人工语言或理想语言；后者以莱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威斯顿、魏斯曼、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他们不满意逻辑主义对于自然语言微妙用法和区别的忽视，而注重研究语言的实际用法。
日常语言学派的多数哲学家不大重视数理逻辑和实证科学，但长于古典文献。
本文所研究的哈特也是日常语言学派在法学领域的最重要代表，他也是学古典学出身。
（二）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二战以后，以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在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分别形成了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
应当说，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奥斯汀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立场和方法上存在许多一致之处，这些一致之处无疑也成为哈特研究法律问题的指导思想。
总结起来，他们的共同点有：1、都反对设计某种完善的逻辑或人工语言，而看到日常语言本身的复杂性；2、因而都主张要对日常或自然语言进行分析性的研究；3、在分析中强调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4、因而注重联系语境来探讨同样的语词或不同的语词的具体细微的使用差别；5、认为也只有通过语词的分析，才能够在语词层面上认识社会现象。
总之，他们都信奉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论断：“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13]从而也重视所谓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即将语言和活动联系在一起，把握语言所蕴涵的生活形式，反对定义和“共相”，在所谓的家族相似中理解语词的模糊性和可能的边界。
[14]所以维特根斯坦甚至提出更极端的看法，“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15]以避免在追求共同特征中丧失了对语词具体特征的把握。
总之，“在语言哲学中，语境原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条原则是：必须在句子中考虑语词的意义。
”[16]然而，我们并不能大而化之的就此认为哈特同时受到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的同样的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要看到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差异，其次才能具体分析哈特和奥斯汀或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主要还是受到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的，理由将在下文逐渐展开。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在气质、思想倾向以及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甚至根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的学术训练不一样。
奥斯汀受过正统的哲学训练，对哲学史非常熟稔。
他长于古典文学，对语词的感觉相当精微。
[17]相反，维特根斯坦并非哲学专业出身，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造诣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语义分析方法及其行政法意义
语义分析方法及其行政法意义语义分析方法及其行政法意义的范文一、语义分析方法的渊源语义分析方法源于语义分析哲学，后经哈特教授引入法学研究当中，并创立了在20 世纪中叶盛行一时语义分析法学。
哈特成功地点燃了人们对法理学的兴奋和兴趣，他并不是像20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者那样通过放弃概念的研究这一传统领域而复兴法理学，而是通过新哲学的风格和精神重新界定、考察传统的法理学问题。
从尼尔麦考密克教授的这番赞许的话语当中，我们不难想象到哈特教授在那个时代对法理学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其著作《法律的概念》更是被西方法哲学界奉为权威之作，在我国也被众多学者研究。
二、语义分析方法的运行机制虽然哈特教授对于何为语义分析方法，并没有作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或许因为其本人不是一个定义偏好者的缘故。
不过，从其最著名的著作《法律的概念》的有关论述中，我们或许可以对语义分析方法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哈特教授在《法律的概念》中谈到，在探究词的意义时，就词论词的做法不足为训，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情境之间或者社会关系之间，有许多重大的差别通常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相应词语的标准用法，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最清晰的把握这些重大的区别，然而这些考察经常受到忽视。
在我国，相较于《法律的概念》中的第一性规则、第二性规则，人们对语义分析方法这个研究方法的熟悉程度可能稍欠，因而也鲜有学者对语义分析方法进行界定。
关于语义分析方法的定性，张文显教授认为，语义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而澄清语义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张文显教授这个定义是比较符合哈特教授在其著作中对语义分析方法的论述的，可以视为对哈特教授所论述内容的具体化。
如以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可以看作是考察相应词语的标准用法的具体化;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可看作是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从表面来看，张文显教授对语义分析方法定义中的实证研究方法似乎有别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证研究方法。
承认规则
由承认规则展开一、哈特的“承认规则”（一）法律承认规则的含义法律的承认规则是哈特法律规则说的一个核心内容，由于“承认规则”的引入，法体系便有了一个统一的法律效力标准。
当我们说某一法律规则是有效的，那么就是承认了它为该法律制度的一个规则。
所以，哈特认为，承认规则会指出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这些特征，众人就会决定性的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而应由该社会压力加以支持①。
承认规则为其他的规则提供了效力标准，可以说它是一个终极规则。
（二）承认规则地位及授权规则的联系哈特认为规则是法律的要素，法律是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
在证明其观点的过程中，哈特列举了强盗命令不是法律的例子，批驳斥了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这种观点，认为命令的事实不一定是法律。
哈特将法体系的中心地位赋予给法律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结合，初级规则就是法律的义务规则，所涉及的是个人必须去做或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次级规则则不同，它是授权规则，规定了初级规则被确定、引进、废止、变动的方式以及违规事实被决定性的确认的最终方式。
很多学者在论述法律的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时候，总是认为初级规则是第一性规则，而次级规则是第二性规则，甚至有些书本在翻译时都将其翻译成“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意味着义务规则是主要的规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规则；而次要规则是第二性的规则，相对义务规则其地位是次要的。
这种说话是对原文的一个误解，Primaryrules和Secondaryrules是哈特原文的内容，对于前者最合适的翻译应当是初级规则，因为哈特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指出Primaryrules是存在于原初的没有立法机构、法院和任何种类之官职的社会，仅有一些惯习规则的社会结构之中。
由于其相当原始、幼稚，所以存在很多缺陷，诸如不确定性，分散的、效率不高等，所以需要有另一种补救的办法——Secondaryrules。
由此来看，Secondaryrules是关于初级规则本身的规则，如果让其居于第二性，只是副属性的地位，就无法规则初级规则。
法律的概念
其次，从法律适用的范围方面，法律命令说的实质是命令他人去做某事或是不为某事，但把命令者（立法者） 排除在外，这在专制君主国家或某些民主国家会出现。但哈特认为，现代立法的本质是包括立法者在内的人都要 受到法律的约束。因此，法律命令说存在着缺陷，哈特提出要用“约定说”代替“命令说”，这是一个在许多方 面比强制命令好得多的模式，立法者不必像对他人下达命令的人一样，而应该像一个约定的发出者，他行使由规 则授予的权利，通常他作为立法者必须置身于法律的范围内。
再次，从起源方式上，与法律命令说明显矛盾的是习惯。
作品影响
《法律的概念》一书集中反映了哈特的法律观以及他对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与道德等方面比较全面的看法， 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法学的经典作品。该书是新分析法学形成的标志，哈特在该书中提出了“法律规则说”，评 析了现代西方法哲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的理论，是当代法理学权威著作之一。
法律的概念
1961年出版的图书
01 内容简介
03 作品思想 05 作品评价
目录
02 创作背景 04 作品影响 06 作者简介
《法律的概念》是英国法理学家哈特著法学著作，于1961年首次出版。
《法律的概念》集中反映了哈特的法律观以及他对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与道德等方面比较全面的看法。书中， 哈特通过评析奥斯丁的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说而引出了法律的规则说，将法律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 合，并认为这是法理学的关键。哈特还富有启发性地阐述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正义、道德与正义的关系，并比 较客观地分析和评价了自然法学、概念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等西方近代以来有代表性的法学思 潮。
法律与道德的哲思——读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九章
法律与道德的哲思——读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九章哈特（H.L.A.Hart），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是当代西方分析法学家中影响和声望最大的一个。
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发表于1961年，该书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尽管只是一本简短的小册子，但是它却引发了大量的论述，被公认为20世纪法理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是从事法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人们的必读书目。
《法律的概念》尽管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微言大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能把握哈特教授的思想。
笔者不敢奢谈对该书有何深刻的认识，只是在拜读该书时有所心得，尽管未必中肯，但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有必要做一些总结，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一篇读书笔记。
一。
两次论战与“中间道路”本文主要谈及的是该书的第九章“法律与道德”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要对该书做一个整体的解读似乎比较困难，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简短的部分做一些自己的阐释。
另外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的重要分歧之处，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必然要论证自己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同时，关于该问题的论述正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最明显的理论特色。
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必然有利于真正把握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精髓。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哈特有关的两次理论论战。
第一次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这次是西方法理学传统中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两大派之争，论战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与德夫林法官之间展开的，该论战尽管不是两大派之争，但是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两次论战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哈特逐渐发展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想体系。
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关键词: 法学/哈特/维特根斯坦/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内容提要: 语言哲学是明白得哈特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思想有着假设干思想集聚。
本文要紧运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阐发了哈特法律理论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揭露了哈特为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所作出的智性尽力，为更好地把握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哈特法律理论的哲学背景1999年12月美国《哲学论坛》发表了一份关于20世纪哲学经典的调查报告。
调查者依照对美国和加拿大五千名哲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发布了20世纪位居前25名西方哲学家的27本哲学高作。
为国内法学界所熟悉的英国闻名法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的开创人哈特及其代表作《法律的概念》赫然其中。
[1]2002年，为了推动国内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波教授联合美国迈阿密大学的苏珊·哈克教授，邀请世界范围内的12位闻名哲学家评选出近50年来他们因此为的10本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名著。
评选结果出来以后，在这些代表着20世纪西方哲学最高水平的高作中，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与《处惩和责任》又占据了一席之地。
[2]哈特的法学高作之因此会受到哲学界如此推崇，在于：一方面，他的新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学的哲学化，提升了法学研究的思想层次，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局面[3]；而另一方面，新分析法学又是语言哲学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乃至能够说是最成功范例，尽管现代以来哲学已经再也不像古代和近代那样被视为“科学的科学”，但旧日的辉煌仍不免让哲学不时有领袖群伦的野心，哈特在法学方面的成功无疑让这种野心取得了庞大的知足，因此它被英美哲学界推崇备至也就不足为奇了。
[4]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学术背景，咱们关于哈特法律思想的挖掘就必需紧密结合他与语言哲学的这种渊源。
哈特法理学思想研究综述
30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1年第2期总第835期No.2,2021Total of 8350引言赫伯特·哈特作为新分析法学的创始人，凭借其创新的理论立场和观点体系，在西方法理学乃至整个法理学理论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法哲学界的论战是20世纪西方法哲学由萧条走向繁荣的直接原因，其中载入史册的三次论战都有哈特的功劳。
哈特将语义分析哲学引入法哲学，为分析法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得分析法学重新成为最有影响的法学流派之一，并带动了整个法哲学界的繁荣。
哈特通过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强制力”观念在西方法理学领域长期占据的支柱性地位，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推动了当代西方法律概念基本理论模式的重构。
他关于法律规则的理论及相关概念的分析，及其将相关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入法理学等诸多贡献，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1 哈特法理学思想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哈特法理学思想之于整个法理学领域的重大影响激发了我国学术界对其理论思想的研究。
1961年哈特所著《法律的概念》[1]一书出版后，我国国际法学者周子亚通过翻译西方报刊对该书的法律评论，初次介绍了哈特的著作及其主要法学理论观点[2]。
该书也是其法理学思想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体现，是学术界开展哈特法理学思想研究的原始文献和共同起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正式大规模引入哈特法理学思想，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直接翻译和总结理论体系。
该阶段我国学者开始着手翻译并出版哈特的法学著作，并在法理学尤其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专著中作专章探讨，以或分学者或分学派的著述方式，阐述哈特所代表的分析法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观点，以及哈特法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其中包括沈宗灵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张文显的《当代西方法哲学》和《当代西方法学思潮》等专著。
1998年，沈宗灵先生对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再版中的附录进行研究，从哈特与德沃金两大法学家的论战出发，阐述了二人在法学理论上的主要分歧，丰富了哈特法理学思想的研究[3]。
(完整版)关于哈特《法律的概念》导读上
哈特《法律的概念》导读上徐爱国哈特是二战之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旗帜。
他于1961年发表的《法律的概念》，是新分析法学形成的标志。
在这本短小、简练和富于思辨的小册子里，哈特提出了他著名的“法律规则说”，评析了西方当代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对于法律的认识。
《法律的概念》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法理学权威著作。
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介绍：一、哈特理论的两个思想来源哈特的理论渊源于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一个基础是奥斯丁所倡导的分析法学传统，一个是语言哲学。
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曾经用三章的内容探讨奥斯丁的法理学。
从表面上看，哈特是在批评奥斯丁的理论，但是从根本上说，哈特仍然坚持分析法学的立场，或者说渊源于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
不同的是，哈特试图用其“法律的规则说”取代或者弥补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
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哈特的理解，法律实证主义意味着：第一，法律是一种命令，这种理论与边沁和奥斯丁有关;第二，法律的概念分析，首先值得研究，其次不同于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再次不同于批判性的价值评价;第三，判决可以从事先确立了的规则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无须求助于社会目的、政策和道德;第四，道德判断不能通过理性论辩、证据或者证明来确立或者防卫;第五，实际上确立的法律，不得不与“应然”的法律区分开来。
1 哈特曾经将奥斯丁的法理学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法律命令说，第二是法律和道德的分离，第三是“实在法”和“应然法”的分离。
从哈特的理论倾向上看，除了他将他的法律规则说取代奥斯丁法律命令说之外，在另外两个方面，他都坚持了奥斯丁的立场，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变化。
如果说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在普通法系国家法理学中统治了100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取代奥斯丁分析法学的法理学就是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或者说，是他的法律规则学说。
1861年奥斯丁的《法理学讲义》出版，到哈特1961年出版《法律的概念》，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一直在英美国家占主导地位。
关于法律的确定性之探讨——哈特《法律的概念》读后
视界观 OBSERVATION SCOPE VIEW443社科文化作者简介：迟倩楠（1996.10-），女，汉族，辽宁营口人，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摘 要：哈特从语义学的角度出发，以“开放性结构”为工具建构自身的法律确定性理论，将法律规则划分为“中心区域”及“阴影地带”，试图在法律形式主义与规则怀疑论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
哈特的理论承认规则的确定性对法律生命的意义，同时也为规则开放边缘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地。
但哈特在批驳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之时也存在诸多偏颇之处，包括对历史背景的忽视、语义学方法的局限、理论目标的冲突等等。
关键词：开放性结构；哈特；法律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是否能够为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普通法危机”的出现以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运动的风靡，强调法律确定性的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兴起，法律被认为是一个由概念支撑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司法裁决就是法官通过对明确连贯的规则体进行演绎推理得出确定结果的过程。
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开始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挑战，“规则怀疑论”甚嚣尘上。
由此，法律的确定性成为法理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在其著作《法律的概念》中从语义学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开放性结构”为基本论点，一方面抨击了法律形式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与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法律现实主义相区分，试图使法理论在一直以来摆动不断的两种极端中寻求平衡。
一、哈特论法律的“开放性结构”法律是一项社会规则体系，其存在以一般化的行为标准能够被传播为前提。
哈特认为一般化行为标准的传播有两种方式：判决先例和立法。
在适用的过程中，二者均会显现出不确定性。
因为就前者而言，实例的指引中所含面向众多，其中哪些面向必须具备哪些面向可以被忽视、所应达到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会引发广泛的疑问[1]；就后者而言，特定的事实情境难以具体、统一、当然地归属于立法语言所指出的某一事例，且规则本身亦难以穷尽自身所包含的事例，其所能提供的指引是有限的。
简述哈特的法律思想
简述哈特的法律思想哈特（H.L.A.Hart）是20世纪英国法学家，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学和法律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特主张法律应该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强调法律规则的内在约束力和法律体系的功能性。
本文将简述哈特的法律思想，并分析其对法律理论的贡献。
在哈特看来，法律并非是一种由权威人士创作出来的命令，而是一种由社会演化而来的规则体系。
他提出了“二元法律体系”理论，即法律体系由次级规则和根源规则构成。
次级规则具有社会普遍接受的规定，而根源规则则是对次级规则的规范性描述，规定了谁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次级规则。
通过这种二元结构，法律体系自上而下地约束和管理社会行为。
哈特认为，法律的规则具有内在约束力。
与传统的命令理论不同，他强调法律规则的普遍性和普遍接受性。
法律的内在约束力来源于人们对法律规则的认同和遵守，而非简单的外部强制力。
这种内在约束力使得法律能够在人们的行为中发挥作用，塑造社会秩序。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哈特认为法律体系是一个有功能的系统。
他将法律视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通过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和谐。
法律的功能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保护权利和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和秩序。
因此，法律体系必须具备包容性、灵活性和可变性，以适应社会的变革和需求。
哈特的法律思想为法律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他强调法律的内在约束力和社会功能，将法律视为一种社会规则而非单纯的命令。
这对于理解法律的本质和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哈特的法律思想在法律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哈特过于强调法律规则的内在约束力，忽视了权威和外部强制力的作用。
而其他学者认为，哈特对法律体系的功能性描述过于简化，忽视了法律与道德、政治等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
这些争议反映了对哈特法律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尚待深入研究和探索。
总之，哈特的法律思想对理解法律的本质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他通过二元法律体系理论、内在约束力和功能性的描述，开创了法律哲学的新局面。
论哈特的新分析法学
论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新分析法学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现代西方法学派别之一。
其首创人是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赫伯特·哈特（Herbert L. Hart，1907~）。
他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概念》（1961）。
其他有《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和《惩罚与责任》（1968）等。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新分析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以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Lon Fuller，1902年～1978年）为主要代表的长期论战不可分的。
这一论战的实质是西方法律哲学传统中自然法学说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派之争。
富勒与哈特二人的观点分别代表了两派。
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是在奥斯丁（John Austin，1790年～1859年）的老分析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哈特学说的一个主要思想渊源。
尽管哈特的学说以法律实证主义为基础，并被公认是战后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学说又具有向自然法学说靠拢的特征。
这一现象也多少说明了新分析法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鼓吹“国家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法学趋于衰落，对法律的价值准则，即正义与道德等，采取不同程度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法学或新康德主义法学，也有所动摇，而各种形式的自然法学说进一步兴起。
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哈特的新分析法学，作为法律实证主义在战后的主要代表，具有向自然法学说靠拢的特征，显然是可以理解的。
哈特的学说的另一特征是：它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与语言分析法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2）。
哈特将这种哲学运用到法学中来，反对法律概念传统的下定义的方法，主张采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
他的主要著作《法律的概念》，也就是运用概念和语言分析法来分析法律这一概念，从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学说。
一、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哈特反对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即法律是掌握主权者对在下者如何行为并以威胁（制裁）作为后盾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