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地缘位置——外部相对封闭，腹地相当辽阔

中国处于东亚地区，东邻海，北部、西部有草原高山戈壁等天然屏障阻隔，这形成了中国外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同时腹地辽阔、气候适宜，具有较优越的农耕生产环境，让华夏民族得以长期繁衍生息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同时中华大地的广阔领域造就了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性、封闭性、中庸性、忍耐性、盲目性、互补性、脆弱性和顽强性的特点。中国文化长期地延续和包容，不仅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顽强延续力有关，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离机制也有关。

（1）农业生产形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文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长期习惯于‘顺天’，特别是和规律性的四季气候，昼夜寒暑，风调雨顺对生产生活的巨大作用，在人们的观念中留有深刻的印痕，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怀有和产生亲切的情感和观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人们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要求与“天”人和而为一体的朴素愿望。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中国和文化、包容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宇宙观。“其他文明的宇宙观强调宇宙是由各自独立部分凑合而成，中国的宇宙观强调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及和谐的存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从终极去看原始不可分的，而西方思想则出处看作对立的。中国人的思想总是趋向于和，按照阴阳观的逻辑推理：两个真的或好的事物，其存在便意味着相互有别又相互依赖和不足；两个不相容的事物，仍是相互补足和依赖的。这种大和思想使中国对外来文化更多的注重包容吸收，而不是排斥和取消对立。例如龙和凤本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形象实际上是吸收多钟动物形象（图腾）而虚构出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各个部落都能够接受新的图腾。

（2）民族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奠定了文化包容性的基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因战争、地域变动以及人口迁徙而引起的民族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这表现在对境外文化的消化和同化上：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虽然其在军事上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强有力的政权（元、清）；但在文化上面，却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所同化。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接触的过程，不仅没有中断中原文化，反而几乎都发生了由

氏族社会像封建社会的过渡。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使被征服者的文化中断或毁灭，而是使征服者的文化改变和皈依。因此，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后，都被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融合力而逐步汉化和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外族的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等，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中国氏的佛教——禅宗：公元1世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并没有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佛教传输的结果是，一部分变成中国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3）宗教——三教合一

以儒家思想（应视为一种准宗教）为主体，其他宗教为补充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在信仰方面没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儒教从来没有专任的神职人员。在东亚外，教会对教义的解释和教徒对教义的信奉都是绝对的。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情形。尽管皇帝一次次下诏书，但是在古代中国不存在强行实行的系统机制。甚至没有强制别人的概念。在现实中，任何学者可以信奉任何一派的儒学，（或者相信道家、佛家或诸多学说的折衷）。他们相信自己选择的教义和皇帝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中国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始而是儒家信徒，继而是佛教徒，终而是道教徒，或者干脆同时三者。中国人进什么寺庙，请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来主持什么样的仪式，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并不管所进的寺庙和所请的教职人员是否属于自己所主要信奉的宗教。在帝制时代后期，三种主要宗教甚至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局面。由耶稣会新近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似乎还表现了某种与中国宗教的相容性。徐光启、李之藻之类的高级儒士不仅领先入教成为虔诚的教徒，而且在发生“教难”时还能在不损害自己儒家信念的同时，挺身而出保护传教士。因此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和的宗教态度。

中国人的天与西方人的上帝有着重要的差别，这又归因于农业传统和非航海或蓄牧传统的差异。在这两种传统中，人类概念的形成与日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放牧牛羊，多少以干预者的身份出现，这就使得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有积极、能动的形象。而从事农业，人的活动则显得相对被动。人必须遵循季节、气候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多方面的规律，因此中国人的天“只按一种间接的方式活动，它的行动是沉默的，难以察觉的和连续不断的，”04此即荀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天何言哉？”

儒释道三家，不是有你无我、互相排斥、水火不容，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这主要归因于儒教的包容性和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给了佛道充分的发展空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周易大传》）“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孔子——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