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池莉的《烦恼人生》看新写实小说

从池莉的《烦恼人生》看新写实小说作者：李强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8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写实小说逐步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

1989年《钟山》第3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号，其“卷首语”指出：“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湖北作家池莉1987年发表的《烦恼人生》，是被批评家用来阐述新写实小说特征的主要文本之一。

一、在表现内容层面上，展示生活的“原生态”池莉关注平民生活，突出地表现在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书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写一些庸常人生中的身边琐事：恋爱、结婚、怀孕、生子、上班、挤车、经济拮据、住房拥挤、夫妻间的争争吵吵、同事间的勾心斗角、丈夫的移情别恋、妻子的不依不饶等。

她的作品总是有一条暗线贯穿，就是人生无尽的烦恼。

《烦恼人生》描述了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琐碎生活。

小说开头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早晨是从深夜开始的。

”以后就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印家厚如何为早晨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事情而烦恼。

他要应付在车上与儿子冲突的大姑娘、幼儿园老师、工会收份子钱的哈大妈、误会了他的厂长和年青工人、自己的妻子，甚至包括对他表示倾慕的女徒弟雅丽。

在这一天的午夜时分，小说即将结束之时，他又得知暂时借住的平房即将折迁，而妻子的弟弟却又打算前来度假！对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叙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全部情节。

作品所叙述的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

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

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中的“现实”是经过意识形态加工处理后才能被写进作品中的生活事件。

由于政治权力对中国文学历来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因而也就使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含有明显的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特征。

新写实小说却表现出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文本中表现出生活“纯态事实”。

[1]新写实小说大都着力于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刻画，一门心思地专注于庸常，拒绝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

他们认定：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才是最重要的，而日常生活只能是庸碌庸俗的，这绵绵无尽的庸碌与庸俗填满了人生的时空：如此日常生活即“原生状态”的生活才是产生种种思想与感情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新写实小说反对提炼，而企图在作品中保持生活的“原生状态”，“烦恼人生”的“本来面目”。

烦恼人生，人生烦恼。

庸碌就庸碌在生活中全无大事，只是由一些灰色的、不规则的碎片组成。

琐碎成为这种所谓“人的真正生活”的最重要标志。

这也就是刘震云在一篇创作谈里所说的：“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

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二、在描写人物上，排斥典型化处理，展露小人物的庸常文学是人学，人物历来是小说创作关注的焦点，不同的人物塑造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向度。

印家厚这个人物是以往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中间人物”，他既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也绝不是卑琐的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形象。

有时他显得没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一大早就辛酸地听着老婆的责骂：“窝囊吧唧的，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老婆与他打嘴仗时的恶声恶气，毫不留情，让他在拿起子弄灭电灯时竟然闪过了可怕的念头。

这使读者很是同情他的遭遇——没有房子、没有票子、没有位子的印家厚在生活的重压下，自觉愧对妻子，难免底气不足而选择了忍气吞声。

但在家中的印家厚与出了门的印家厚还是有区别的。

他可以使小坏，表现出好斗的一面，对人也常常动些歪心眼。

他并不是个只知道谦让的君子，为抢时间他挤到水池边洗漱，惹得一个妇女骂他“好没教养”。

他带儿子上车，因车上的胖脸嘲弄他，所以印家厚瞅准胖子在中间下车的当儿，使劲挤撞他，成功后报复的快意使他长长地出了口气。

但印家厚也还是个心存仁厚的男人，在车上，儿子替他打了破口大骂他的娘，父子俩本是大获全胜，但他却怏怏不快。

小人物印家厚的生活中先后出现过几个女人。

老婆是不漂亮的，也不温柔。

其他的几位却都应算是美人，他下乡时的恋人聂玲就非常漂亮，因此印家厚也招来许多艳羡的眼光；他的徒弟雅丽对他一往情深；在幼儿园里见到儿子的老师肖晓芬，她的眉眼像极了一个人，几乎使他忘情。

体察印家厚有点“好色”的心态，读者多少可以窥见到他婚姻的不幸。

下乡时与聂玲爱得刻骨铭心，分手的痛苦，成为他心中抹不去的阴影，这从幼儿教师晓芬带给他的难以自制可以看出。

但印家厚却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每当离开家门站在窗后目送他们父子二人的老婆的灰暗形象就会闪现在他眼前。

早晨的老婆不洗脸，穿拖鞋，光着脚，不体面，根本与俏佳人不沾边，不美满的夫妻生活也当是他众多烦恼中的一个。

但他能够正确地处理好与女徒弟雅丽的感情问题，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这在一般人看来是难能可贵的。

印家厚的生活单调古板，每天他都冒着被老婆知道后责骂的风险，只吃两角钱就能塞饱肚子的热干面，琐事缠身时，俨然就是一个“家庭妇男”；然而他在与小白等谈诗时，能以“梦”来写生活，却也显出他不乏浪漫情趣，尽管这浪漫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悲凉；奖金分配不公，令印家厚心情懊恼；但他在遭受委屈的情况下，在有人参观时，亲自操作，与大伙配合默契，车间主任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

在乱而烦恼的一天里，印家厚经历了许多事，受了不少气，说不尽的烦恼，让人压抑得忍无可忍，但又必须拿出耐心来挨着。

透过小说，读者分明感到作者不仅仅写了一个印家厚，而是千千万万个返城知青在80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都具有某种个性特征，被赋予各种社会意义，“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被奉为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之圭臬。

新写实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同样表现出对传统的反叛性，作者既不刻意追求人物的典型性性格，也不赋予人物特别的社会意义，人物成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人，作品甚至有意淡化人物性格，让人物外在命运取代内在性格在作品中占据中心位置，着意展现普通平民的原本色相、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整天忙于吃饭、上班、赶车、带孩子、干家务、睡觉、做梦……作品留给读者的仅此“烦恼”忙碌的身影，他有什么样的个性、喜好我们无法得知，我们很难把握这一主人公，或许我们周围都是他的影子，或许我们本身就是，而作者就是有意淡化他。

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印家厚原本就不具有什么特定内涵，重要的是他为繁琐的生活所日渐耗尽，机械被动地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会儿为人父、一会儿为人夫、一会儿为邻居、师傅等等，他无疑成为无数国人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一个符号象征。

正如作者所言：“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工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工人。

”[2]对于小说人物的刻画，池莉曾经说过：“如果再用从前的时代激情，用高大全似的人物形象，用虚构的理想中的人情味做成精神食粮端给人们吃，人们吃吗?”在这种心态下，她将创作转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讲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恩恩爱爱、生老病死。

它尽力回避明晰的政治思想倾向，而注目于那些司空见惯的世俗生态，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恒久不变的生命、生活形态撷于笔端，来展露小人物庸常的生命状态。

三、在行为选择和价值评判上，消隐精神追求与价值力量小说中印家厚面对现实生活之网的坚韧和向往理想人生的梦境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作品一种深层的结构和内部层次，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透视来探求人生的本质。

印家厚在半夜儿子跌下床的慌乱平息后做过关于家庭的梦；在轮渡上谈及对现实生活不满时作了生活——“梦”的诗；在夜晚带着拆迁和来客的烦恼入睡时梦着“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但是一个个生活难题：房子狭小、夫妻纠纷、乘车拥挤、儿子的教育问题、评奖金的不公不断地袭击着他，使他成为生活的被动者，“仅仅只过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所代替了”。

“网”与“梦”的矛盾正是作者为我们揭示出的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矛盾。

在“网”与“梦”的较量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奈。

住房的困窘、上班的艰难、配偶的蛮横、孩子的累人、环境的恶劣、人情的冷漠、经济的拮据、爱情的困惑……这些生存的现实困境以充足合理的事实驱逐了人们对待生存的理想主义立场，人们只有执着于现世的实在生活，扔掉与生活不切合的虚幻梦想才能与世界和现实的生存困境达成某种默契和谅解。

在理性和感性的冲突中，只有以牺牲个体的感性生命需求为代价才能达到同理性规范的暂时调和与统一。

因为“网”的能量是巨大的，覆盖面广、渗透性强、丝丝扣扣、有条不紊、无处不在。

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存在就是顺从。

在这张“网”面前，人们只会感到自己的弱小。

这些“网”横七竖八，毫不客气地阻碍主人公去实现自己的“梦”。

与这些“网”相比，主人公的“梦”是那样微不足道：印家厚是进夜大学习、有固定的房子住、和老婆、孩子一起吃顿西餐、为父亲买寿礼时不再感到囊中羞涩；但就是这么一些微小的梦想，在“网”的面前也被撞得粉粹。

更深一层地剖析作品中人物的生存实际、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我们发现，在印家厚这类普通人身上其实透露出现代人普遍焦虑的问题，人们担心的不是如何驾驭生活，而是如何不被生活甩出去。

这与其说是个人的自我选择，不如说是一种被选择。

在生活的逼迫下，人自觉地调整自己，无条件地接受世俗经验，产生“平庸崇拜”，在行为选择与价值评判上走向平庸；在面对外部的种种入侵时，人只能消极地应付，人的精神活动只停留在对世俗经验的照搬照套，随波逐流；在面临生活选择时，往往身不由己地服从了社会选择。

新写实小说常常表现生存困境的巨大压力与不可名状的吞噬力。

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的被动存在体。

在新写实小说里，人变得软弱无力，只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而中止了精神活动，失去了选择能力。

支配人的命运的是环境，并且环境又由“物”占着，人接受环境的支配，接受“物”的役使。

人只能放弃——放弃价值与尊严，于是人生成为不可展示的灰色风景。

新写实小说之“新”，表面上看是相对于当代文坛的潮流发展而言的。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占主流的是以形式革新为目的的实验小说、先锋思潮和描写乡野民俗、远离现实生存环境的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是对以上两种文学潮流的悖反，它使“写实”方法重新成为文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