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笔下的男性立场解读---从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谈起

池莉笔下的男性立场解读---从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谈起姓名：专业：汉语言文学学号：目录一、从人物描写看池莉所持的男性艺术视角。

1、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写作视点--“我对男性没有偏见”。

2、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所起到的作用。

二、池莉笔下男性现实、独特的精神世界。

1、对康伟业婚姻中所处弱势地位的怜悯。

2、对康伟业在婚姻生活中的压抑、苦闷的同情。

三、对处在婚外恋中男性的理解与宽恕。

内容摘要《来来往往》是湖北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在变革的年代，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互相冲突，人们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情感生活故事。

故事的男主人公康伟业，其生活历程是从工人到干部再到商人而且是成功商人，但作者赋予了他知识分子的色彩。

主人公通过与段莉娜的结合，这场没有激情的爱情与婚姻，使其身份由工人阶层上升到了干部阶层，这个过程看似被动，其实不然。

在特定年代背景下，对权贵阶层的依附，以压抑与不平衡为代价，换来了一段优裕的生活。

进入商品年代，特权消失，社会慢慢走向转型期，康伟业与家庭也陷入了失落的境地，这时，他看到了也看清了自己的力量，决然“下海”，并初步成功。

而段莉娜，出身于“高干”阶层，曾经历“权贵”阶层的生活又失去而成为一名普通的妇联干部，似乎从观念上还是无法接受已开始变革的社会现实，这样，两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冲突不断加剧。

在事业上小有所成，感情与婚姻陷入泥潭的时候，康伟业生活中先后出现了另外两位女性，于是康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恨恨爱爱、恩恩怨怨的故事也相继展开……本文旨在对池莉的男性立场进行初步的艺术解读。

关键词：《来来往往》男性立场情感冲突特殊年代从《来来往往》解读池莉的男性立场一、从人物描写看池莉所持的男性艺术视角。

（一）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写作视点----“我对男性没有偏见”。

多数评论家认为，作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池莉在20世纪年代以后的小说作品中充分张扬了女性主义意识,具体表现是她在小说中不仅歌颂女性、赞美女性,为读者塑造了一群自立自强具有顽强生命力和伟大母爱的全新女性形象,而且还瓦解和颠覆着传统的男性英雄形象,着意展现男性丑陋的一面［1］。

但我不以为然,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女性作家，她“更倾向于一种中性意识的小说书写，虽然她笔下的诸多人物是女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芸芸众生中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生存烦恼与艰辛，它并没有因为性别的不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说池莉对于人生的视点更多的是普泛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性别意义上的女人”［2］，就连作者自己也表示：“我对男性没有偏见”。

池莉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中虽然不自觉地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她也并非把男性形象放在女性的对立面来塑造,未曾流露对男性的憎恶、鄙视、讽刺，更多是客观上理性分析男性的生活中的种种困惑、无奈、挣扎，对他们给多是给予深深的理解、宽容与同情。

在这部小说中,池莉并没有对小说的主要男性人物康伟业进行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是重点着墨描写男性在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机遇、冒险、财富、艳遇,及其给他内心所带来的困惑、疲惫甚至空虚,实际上作者给予男性更多是关注与同情。

小说《来来往往》讲的是男主人公康伟业由一位骑着自行车朝九晚五,操持家务的机关小干部下海经商一跃成为出门有私家车的老总后,在不惑之年与妻子、情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困惑。

从表面上看,《来来往往》迎合“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市民口味,使得男主人公显得面目可憎。

这样的男人在女作家笔下,多是被批判和鞭挞的对象。

但作者想要表达的却远非那么肤浅,康伟业的系列遭遇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中年男人康伟业肩负的生活之重、经受的情感之惑,体会到池莉对“生活在风尖浪口上”的男性所持有的独特的艺术视角。

（二）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所起到的作用。

《来来往往》是池莉的集大成之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既继承了作者前期对琐碎的都市市民生活的关注又避免了其后期作为女性主义者所带来的某种偏激。

在《来来往往》中池莉并没有把康伟业仅仅作为一个受批判的男性对待，对段莉娜、林珠、时雨蓬也不是一概以受害的女性这一目光来关注，这就使得她能够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关注人生。

在小说中三位女性代表了三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康伟业由于身处其中则成为这一变化的直接见证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伟业更多的是代表了作为个体的“人”，他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男性形象，绝不是为了存托女性“光鲜亮丽”而简单存在的形象。

男性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康伟业在面对由段莉娜、林珠、时雨蓬所象征的现实世界时所经历的体验，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了更高的哲学意味。

“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男人没有女人，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3］”在《来来往往》中三位女主角分别在三个时代独领风骚，形象的代表了不同时代中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本质，她们共同构成了康伟业们的生活空间。

同样康伟业对她们的态度也可看作他对转型中的社会的认知与思考。

从文学角度上讲，作者只是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质，通过康伟业这个角色和代表三个不同时代女性角色的恋爱婚姻生活予以展现，其文学意境远远不止所谓对男性丑陋一面的展现，而实际上作者在描述康伟业的字里行间中，对康伟业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与关怀。

二、池莉笔下男性现实、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对康伟业婚姻中所处弱势地位的怜悯。

其实康伟业与妻子段莉娜之间的结合并无爱情可言，康伟业从始至终都没有爱段莉娜，他们的婚姻其实源自于一场女性“逼婚”的阴谋。

他俩经人介绍而相识的时候,条件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段莉娜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而康伟业只是一个冷库里扛猪肉的，但段莉娜对康伟业的家庭背景、人品、身高、相貌等条件比较满意,于是她主动出击，在写给康伟业的情书中,她滔滔不绝地谈起革命道理,却绝不泄露一丝一毫的女性风光，对此，康伟业的感觉并不好,段莉娜的口才及远见,使他自惭形秽。

当康伟业在与段莉娜的交往中自感之间鸿沟不可逾越，感到索然无味正准备“撤退”时,段莉娜在一个下雪的冬夜主动约康伟业去她家,并脱衣引诱康伟业，事后,她利用康伟业一时冲动所犯下的错误,收藏了一条血内裤，在铁证如山和向领导告发的威胁下,康伟业缴械投降,不战而败,无可奈何地进入婚姻围城。

由此可见,两人的结合并非是出自爱,而是出于康伟业对段莉娜的责任，这为他们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我们看到,池莉笔下的段莉娜一出场就显得不那么可爱，她正经古板,但是很精明,很有心计［4］，在被动的走入婚姻围城中池莉对康伟业的怜悯与同情是不言而喻的。

在段莉娜诱惑了康伟业之后,池莉是这样写的康伟业想应该哭的人是我。

没有以真正爱情为基石的婚姻,一般都不长久或美满，更何况一方还在另一方的胁迫下而陷入婚姻围城，这正可以被我们看做是作者为康伟业以后的婚外恋情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是造成康伟业与段莉娜的婚姻不幸的另外一个因素。

小说里写“他们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党和国家的命运而展开”,这样的话题，哪像两个堕入爱河的恋人该触及的。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爱情是一件奢侈品,美好的爱情只是停留在康伟业对初恋情人戴晓蕾的回忆和想象中,遥远而不可及。

现实中的“爱情”充满了算计与阴谋,康伟业与段莉娜的结合是迫于现实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时代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也许会像千百万那个时代的夫妻一样相安无事地过一辈子，但是时代发生变化后,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将冲击这个家庭,它是否能面对时代的挑战就不得而知了。

这实际上也为康伟业的婚外恋情埋下了伏笔，所以这再次体现作者绝不是简单的对男性进行所谓的道德批判，而实际上是借助男性角色在那个特殊时代中的遭遇，体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批判。

（二）对康伟业在婚姻生活中的压抑、苦闷的同情。

冷傲的段莉娜使康伟业开始了实际人生,其高干家庭更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给予康伟业不少恩惠。

正因为如此,段莉娜一直高高在下,康伟业则被动、压抑,夫妻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衡。

进入婚姻围城的康伟业不谈爱情,在对段莉娜的忍让中,大度地营造和谐婚姻。

结婚后的康伟业一直承包着家里的家务,因为段莉娜的身体不好,也因为段莉娜那种不可攀的高干子女的身价。

“康伟业整天洗碗拖地做饭,他没有怨言，他有的，是一般男人谁都不乐意做这些婆婆妈妈的永无休止的家庭琐事，但康伟业把怨言放在心里,从来不对人说，他无法诉说。

”除此之外,康伟业还得时时面对段莉娜对他恨铁不成钢的埋怨和郧视。

段莉娜以其期望丈夫能在官场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更为敏锐的政治敏感度,使康伟业作为男人的自尊和自信日益削减。

为了摆脱这种不平衡,证实自已,康伟业毅然下海经商。

下海经商取得成功的康伟业随着时代环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热切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讲究生活的质量,尽情享受生活。

但是这并不为段莉娜所理解,她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

康伟业很珍惜他和段莉娜经营多年的家并不想另觅新欢,于是“加紧实施对段莉招的和平演变的政策,从日常生活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上改变她。

”康伟业从外面买回衣物穿给段莉娜看,与段莉娜商量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她的反应是沉狱冷漠继而是不屑然后到了厌恶。

康伟业顺应时代瀚流所做出的改变换来了段莉娜的猜忌和怀疑，结果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康伟业穿着一身名牌戴着劳力士表人越发英俊潇洒时段莉娜却每况愈下,她那杂乱粗糙的服装打皱干瘫的皮肤,臃肿不堪的腰和腹部都是那么令人惨不忍睹,这使得康伟业第一次发出了“难道他康伟业这辈子就要交代给了这么一个女人”的感慨,本来就失去平衡的心更不平衡，所以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内心来看,两人都已经是明显的格格不入,这种婚姻的不和谐,使中年的康伟业意欲冲出围城寻求与林珠迟迟而来的爱情。

后来,当康伟业与林珠相爱,提出离婚时,段莉娜不惜用蛮横的手段干涉丈夫的事业和生活,她不惜陪上自己的一生也决不让丈夫得手，她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她单位的领导们,她的父母，甚至她的女儿，她软硬兼施,到了小说结尾,她几乎是一个杀手形象了：“黄着一张脸,穿着过去的老蓝色的春秋装……手包里藏着她的匕首。

”我们看到,在池莉笔下,段莉娜的形象被写得丑陋、霸道、蛮横,没有女人味。

她一贯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使得她与丈夫渐生嫌隙,距离疏远,最终落后于时代。

段莉娜是可悲的,从家庭的趋稳道德向善的角度理解,她的确值得我们同情,但不值得同情的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她身上女性韵味的丧失或淡漠,她缺乏一种女性之为女性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作为女性最大的遗憾［5］。

两人的婚姻本没有爱情,在时代转型中涌现的权力和金钱至上的社会规则面前,他们的婚姻更是变得不堪一击。

在各种生活压力交汇中的康伟业,面对一成不变、毫无魅力的妻子倍感压抑、苦恼,他处于想要摆脱妻子的状态,寻找其他的感情安慰。

特别是林珠的出现,与段莉娜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感情天平明显失衡,于是他选择离开无爱婚姻的方式就是闹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