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不捕”案例谈毒品犯罪案件主观明知的认定》
《从两起“不捕”案例谈毒品犯罪案件主观明知的认定》
《毒品犯罪无罪辩护中的“主观明知”证据认定标准及如何有效辩护》——从两起“不捕”案例谈毒品犯罪案件主观明知的认定
摘要：毒品案件需以被追诉人主观上明知为入罪要件。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需以客观行为为基础进行判断，需以在案事实和证据予以证实。笔者结合自己办理的多起毒品犯罪案件及相关案例，从案件行为整体、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整体、涉案毒品本身的特性、毒品有偿交易本质特征、在案事实和证据、被追诉人能否作出合理辩解、被追诉人对涉案毒品的认识因素、案件能否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入手，对毒品犯罪案件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证据认定标准问题，以及辩护律师对此类案件应如何有效地进行无罪辩护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探讨。
近几年，毒品犯罪案件呈持续增长状态，公安机关也屡屡破获特大毒品犯罪案件，但办案机关伤及无辜的现象时有发生，且绝非个案。针对一些主观上确实不明知，确实系被蒙骗而牵涉其中的毒品犯罪案件被追诉人，辩护律师应以案件客观行为为基础，以论证被追诉人主观上“不知情、被蒙骗”为突破口，为其作无罪辩护，且司法实务中辩方常在此类案件中取得宣告无罪、控方不起诉、取保释放等有效的辩护效果。笔者以自己办理的两起检方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及相关案例为例，详细论述毒品犯罪案件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证据认定标准问题，以及辩护律师对此类案件应如何有效地进行无罪辩护的问题。案例一：2015年3月23日前后，同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以合作做童装生意为由，频频约李某某一起到工厂看货、买货，以及处理支付货款、租赁仓库暂时存放涉案童装等事宜，后于2015年3月28日借故借用李某某的小汽车。2015年3月30日晚上，厂家将陈某某所购买的童装送至李某某为陈某某租赁的、位于广州从化的涉案仓库里。2015年4月1日早上6点左右，陈某某打电话给李某某，说其已到达上述涉案仓库门口，需要仓库药匙打开仓库，重新包装涉案童装，原因是原装童装的袋子太大、太重、衣服件数太多，不符合下家客户需求。李某某拿钥匙过来打开仓库门即离开到菜市场买菜去，准备其经营的小饭店生意事宜。李某某回到涉案仓库时大约是8点30分左右，并应陈某某之请求，和其一起把二十多个用黑色塑料袋严密包装的袋子，放在重新装袋的童装中间。2015年4月1日早上9点30分左右，办案人员将正在仓库里包装夹藏着毒品童装的陈某某和李某某抓获归案，当场查获冰毒毒品206千克，本案案发。后李某某于2015年5月7日晚上七点多获释放。案例二：涉案的墨西哥籍犯罪嫌疑人伊某在国内开设有贸易公司，在其本国内也经营着贸易公司，长期从事外贸生意，可以为中墨贸易客户提供货物出口、进口“一条龙”服务。也因此，吴某某与伊某有外贸生意上的往来，原因是委托吴某某为其采购服装、腰带、女鞋等外贸产品的其他墨西哥籍客户，均指定由伊某所经营的外贸公司，为其办理货物出口手续。后来，伊某以业务繁忙为由，要求吴某某为其代租仓库用，于临时存放货物。大约是在2015年4月份，伊某将一批货物运输到吴某某为其租赁的仓库里，存放时间约一个月。2015年5月6号前后，伊某以其在国外旅游为名，要求吴某某将其存放在涉案仓库里的货物，连同吴某某为其客户采购的服装、鞋子等货物一起打包、运输至海关码头，然后办理货物出口手续。2015年5月13日，海关工作人员在伊某、吴某某共同承租的货柜中查获芬太尼毒品46.866千克，本案遂案发。吴某某于2015年5月26日在家里被抓捕，后于2015年7月3日获释放。一、基于案件行为整体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张明楷教授认为：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故意、过失时，必须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顺序，而不能相反；换言之，只有在查明了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判断主观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应当以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为基础进行判断，先判断客观行为的性质及其结果，然后考察行为人对结果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2）应当以行为的相关因素为参考进行判断[1]。张明楷教授还认为：推定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应允许被告人提出相反证据以推翻推定；推定方法只应在“故意”有无不清、又无法找出证据证明时加以运用，不得一概以推定方法代替调查取证 [2]。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上述观点，并认为：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以具体案件整体行为为基础，先在宏观上考察、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进而决定是否以此为突破口，为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具体分析如下：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特别是在共同犯罪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把所有涉案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抽象成一张类似于蜘蛛网的“客观行为网”，并在该客观行为网中把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标注出来，进而判断被追诉人的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是否密切，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线是否存在“交汇点”（即：在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内被追诉人的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有交汇点或重合点）或“交汇线”（即：在某时间段内被追诉人的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重合或基本重合），进而判断其行为是否在上述客观行为网中占主导地位，再进一步在宏观上初步判断出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应否为其作无罪辩护。笔者将结合上述的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吴某某涉嫌走私毒品一案，对此展开论述。其一，基于被追诉人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在购买、初始运输环节的运动轨迹不存在交汇点及交汇线的情况，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如上所述，在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涉案毒品是冰毒，重206千克；在吴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中，涉案毒品是芬太尼，重46.866千克，被媒体报道为相当于“海洛因1.87吨”。但在案事实和证据可证明，涉案毒品均由他人所卖，他人所买，亦由他人将涉案毒品运输至涉案的仓库里存放。在整个案件的购买涉案毒品和初始运输涉案毒品的环节中，不存在李某某、吴某某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轨迹重合或基本吻合的情况。基于此，笔者有理由认为：认定李某某、吴某某主观上明知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检察院若批准逮捕李某某、吴某某，在现实国情下，很容易酿成冤假错案。其二，在被追诉人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存在“交汇点”的情况下，基于被追诉人对涉案毒品是否形成实质性的控制和保管，是否接触涉案毒品外包装物、内包装物，是否直接接触涉案毒品，是否对涉案毒品进行掩蔽性包装或基于零售目的的分包，在涉案毒品的内外包装物上能否提取到被追诉人的指纹等因素，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在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涉案毒品一直由同案犯陈某某控制和保管，并非由李某某控制或保管；李某某接触过夹藏毒品物品的外包装物，但并没有打开和接触过夹藏毒品物品的内包装物，更没有直接接触过涉案毒品，也不存在对涉案毒品进行隐蔽性包装行为或基于零售目的分包行为的事实，在夹藏毒品物品的内包装物上也无法提取到李某某的指纹，且事实上是由同案犯陈某某对涉案毒品进行掩蔽性包装和分包行为的。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笔者认为：认定李某某主观上明知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吴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中，尽管吴某某曾长时间保管夹藏涉案毒品的货物，但其一直认为上述物品属他人所有（即其认为：该物品属案件真正的墨西哥籍犯罪嫌疑人伊某所有），非其所有，故其从未接触过上述货物，更无法直接接触涉案的毒品，也不存在其对涉案毒品进行掩蔽性包装行为或基于零售目的分包行为的客观事实，在上述货物的内外包装物上更无法提取到其指纹。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笔者认为：认定吴某某主观上明知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三，在被追诉人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存在“交汇线”的情况下，也要基于案件整体行为，被追诉人在整个案件中是否直接接触过涉案毒品，涉案“交汇线”部分在整个案件行为中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否存在第三者利用被追诉人，在被追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人货分离”方式运输毒品等因素，考察、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在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从案件整体行为上判断，李某某除了在涉案仓储内接触过涉案毒品的外包装物外，其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运动轨迹没有任何“交汇点”或“交汇线”，不存在其直接接触涉案毒品的情况，不存在其涉案行为在整个案件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且本案确实存在李某某被同案犯陈某某利用的情况，使得本案无法得出李某某主观上确实知情的结论。在吴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中，从案件整体行为上判断，购买、初始运输涉案毒品的行为，对涉案毒品进行隐蔽性包装或分包的行为，均与吴某某无关，且吴某某始终没有直接接触过涉案毒品，事实上也不存在其对涉案毒品进行实质性控制或保管的情况，其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仅存在“交汇点”，而不存在“交汇线”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在本案中，尽管吴某某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运动轨迹存在两个“交汇点”，但根据在案事实和证据，本案依然无法得出其主观上明知的结论，后面笔者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其四，基于刑法直接规定的毒品犯罪行为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四十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毒品犯罪活动中最核心的行为包括走私、贩卖、制造、运输、非法持有、隐匿毒品犯罪所得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具体案件中，辩护律师在会见中，应向被追诉人核实其是否实施过上述的走私、贩卖毒品或毒品原料、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隐匿毒品犯罪所得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而考察、判断出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如上所述，在具体毒品犯罪案件中，特别是在涉案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尽可能地了解案件信息，尽可能地掌握案件核心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从案件行为整体上考察、判断被追诉人在主观上是否明知其实施的是毒品犯罪行为。二、基于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整体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辩护律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除了从案件行为整体的“宏观”角度上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外，还要从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整体的“中观”、“微观”角度上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在具体案件中，辩护律师主要基于被追诉人在整个案件中实施的涉案行为，包括案发前实施的行为、案发中实施的行为、甚至是案发后实施的行为，再结合其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的运动轨迹是否有“交汇点”或“交汇线”，来判断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若被追诉人涉案行为轨迹与涉案毒品运动轨迹存在交汇点或交汇线的情况，需对其涉案交汇点或交汇线所示的涉案行为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分析，进而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基于被追诉人案发前实施的涉案行为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在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案发前李某某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因购买涉案的童装事宜有生意上的来往，但案发前一个星期，特别是陈某某独自将涉案毒品从东莞运输到广州从化涉案仓库的整个过程，李某某是完全没有参与的，对此也是完全不知情的。笔者认为，单凭此客观事实，足以认定李某某主观上是不知情的，或不知情的可能性更大些。在吴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一案中，案发前吴某某没有参与涉案毒品的购买环节、初始运输环节，事实上也没有参与“打包”涉案毒品的环节和将涉案毒品搬上运输车辆的环节。基于此，笔者认为：认定吴某某主观上明知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二，基于被追诉人案发中实施的涉案行为判断其主观上是否明知。结合上述两起案件被追诉人涉案行为的特征，笔者认为，可将被追诉人接触或最接近涉案毒品之前的行为，划分为案发前的涉案行为，涉案毒品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之后的行为划分案发后的涉案行为，中间的包括接触、保管、控制涉案毒品的行为划分为案发中的涉案行为。当然，如何细分被追诉人的涉案行为因案而异，而划分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考察、判断其主观上是否知情。在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案发中的涉案行为包括：打开涉案仓库门锁的行为、打开上述仓库门锁后随即离开去菜市场买菜的行为、将涉案毒品搬入涉案仓库的行为、将涉案毒品分袋包装的行为、将涉案毒品放入童装袋中间进行掩蔽性包装的行为、李某某重新回到上述涉案仓库处打开该仓库门并进入该仓库的行为、李某某应陈某某要求帮忙“装袋”的行为、李某某与陈某某之间的对话行为及一同被抓捕的行为。细分上述涉案行为，应认定李某某涉案行为包括：打开涉案仓库门锁后离开到菜市场买菜、回到涉案仓库后打开仓库门、应真正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的要求帮忙将层层密封的夹藏涉案毒品的纸皮箱（类似于皮鞋盒子）放入童装袋子中间，并在“装袋”过程中被抓捕。显然，李某某涉案的上述行为，仅能证实其接触过涉案毒品的外包装物，并不能推定其接触过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实证研究——以捕诉一体化下的审查逮捕实践为分析样本
２０２２年９月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Ｓｅｐ．，２０２２ 第３５卷 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刑事法学论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２作者简介：高蕴嶙（１９８４－），男，四川富顺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特约调研员，重庆市南岸区政协常委、致公党南岸区委会副主委，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刑事法学；胡亚军（１９８０－），男，河南许昌人，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研究方向：中国刑事法学。① 本文统计的提请批捕案件中，部分案件的同一嫌疑人涉嫌多个罪名的，只以案件管理中心受案登记时登记的第一罪名进行统计。如李某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和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因案件管理中心受案时以贩卖毒品罪为第一罪名进行登记受案，则该案仅算贩卖毒品案一件，不再计入容留他人吸毒案中。② 本文所统计的因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是指只要该案中有一人因证据不足而未获批捕的，就算因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实证研究———以捕诉一体化下的审查逮捕实践为分析样本高蕴嶙，胡亚军（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重庆４０１３３６）〔摘 要〕 毒品犯罪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通过对重庆市辖区内十九个县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受理的审查逮捕类毒品犯罪案件的分析发现，很多因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由于取证不规范导致的，如证据收集不全面，录音录像资料灭失，毒品的提取、封存等违反程序规定，不注重毒品纯度的鉴定，涉及见证人的证据形式不规范，特情人员的取证不规范等。为了依法、规范、细致进行毒品犯罪的取证工作，就必须进一步规范讯问活动，司法鉴定工作，搜查、辨认等工作的程序，保证涉毒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关键词〕 毒品犯罪；言词证据；司法鉴定〔中图分类号〕ＤＦ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５００（２０２２）０３－００６３－０５ 一、见微知著：重庆市十九个县区检察机关近三年审查逮捕毒品案件概况（一）毒品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情况２０１９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Ｙ分院和第Ｗ分院辖区内十九个县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提请批捕类毒品犯罪案件５２０２件。其中，批准逮捕５１２４件（其中：贩卖毒品案４５７８件①，非法持有毒品案２５０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２４２件，走私毒品案２１件，制造毒品案２０件，运输毒品案１０件，窝藏毒品罪３件）；因证据不足不捕７８件②（其中：贩卖毒品案４０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２６件，非法持有毒品案１２件）。２０２０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Ｙ分院和第Ｗ分院辖区内十九个县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提请批捕类毒品犯罪案件５７５６件。其中，批准逮捕５６５４件（贩卖毒品案４９６７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３２６件，非法持有毒品案２９６件，制造毒品案３０件，走私毒品案２０件，运输毒品案１３件，窝藏毒品罪２件）；因证据不足不捕１０２件（贩卖毒品案２８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３０件，非法持有毒品案４４件）。２０２１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Ｙ分院和第Ｗ分院辖区内十九个县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提请批捕类毒品犯罪案件６３５０件。其中，批准逮捕６２０３件（贩卖毒品案５３８８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３９４件，非法持有毒品案３５６件，制造毒品案８６件，走私毒品案３１件，运输毒品案８件，强迫他人吸毒案２件）；因证据不足不捕１５８件（贩卖毒品案７６件，容留他人吸毒案４４件，非法持有毒品案３２件，制造毒品案６件）。毒品犯罪活动危害极大，一直是我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因此对涉毒案件一定要严格把握。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Ｙ分院和第Ｗ分院辖区内十九个县区人民检察院近三年审查逮捕的毒品犯罪案件中没有一件有逮捕必要不捕的案件，但未批准逮捕的案件也有许多是需要关注但由于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的。为了保证涉毒案件的打击力度和效果，必须对
走私案件中“明知”的司法认定标准与辩护要点——以H省某公司走私废物案为例
一、基本案情p某某为外籍人员且未在国内注册企业，不具有申报进口货物的主体资格。p某某与H省某公司h某某、天津某公司l某某取得联系，三人商定将该贸易形式表现为天津某公司委托H省某公司进口“铁矿”，并由天津某公司代p某某向H省某公司支付定金并在国内代销。2019年8月16日，H省某公司在p某某的指使下与外商签订了两份国际贸易合同。之后，几船货物到港，天津某公司对货物进行取样检验，向H省某公司提出货物存在品质问题，H省某公司与天津某公司于2020年1月7日达成一致意见，即天津某公司正式向H省某公司提出“拒收货物”，并由国际贸易合同主体H省某公司向外商主张权利。在2020年1月7日后，面对外商拒绝停止发货、信用证已无法阻止外商承兑的局面，h某某拒绝公司内部关于进一步落实货物实际属性的建议，继续以“铁矿粉”作为品名向海关申报进口。2020年4月30日，天津海关化矿金属材料检测中心出具《鉴别报告》，认定H省某公司于2020年3月12 日向天津海关申报进口货物“铁矿粉”为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硫酸渣”。之后，天津海关化矿金属材料检测中心出具《鉴别报告》，将上述7票货物中的4票认定为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缉私分局于2020年5月28日受理该案，并于同日立案侦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于2022年1月29日作出对H省某公司、h某某等不起诉决定书。二、走私犯罪中故意认定的解析（ 一 ）走私犯罪故意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2002年意见》）第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国走私案件中“明知”的司法认定标准与辩护要点——以H省某公司走私废物案为例文/刘辰雨案例分析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
因素两个方面。法律在线LAW ONLINE
372023.06 中国对外贸易 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 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额，或者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管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应认定为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可见，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必须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性质具有明确认知，即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海关法规，侵害了国家的外贸管理制度。如果行为人并不具有意识到自身行为违反了海关法规的可能性，那么就不能认定其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同时，也要对自己走私的犯罪对象及走私所采取的犯罪手段具有明确认识。如果行为人不知其所携带的是走私物品，或者对其行为手段不具有主观认识，也不能认定其具有走私犯罪故意。意志因素是指走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限制性管理，或者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境货物、物品的应缴税款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所具有的心理态度。所谓“希望”，即积极追求这一结果实现。所谓“放任”，是指有意放纵这一结果发生。 （ 二 ）走私犯罪主观故意的推定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除了采用证据证明的方式外，还适用主观明知推定这一手段。《2002年意见》第5条第2款：“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从事的行为是走私行为。”所谓“应当知道”即由推定得出，行为人虽然并不确定其通关时所携带的物品是走私物品，但根据交付人的举止、给付的报酬等客观情况分析，其完全有理由怀疑甚至意识到其所携带的“可能”是走私物品。推定走私犯罪“明知”应具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有一定基础事实的存在。用来推定的基础事实可分为五类：一是违反基本监管要求的事实；二是明显违背商业惯例的事实；三是逃避执法检查的事实；四是特定行为模式，如用特制的设备或者运输工具走私货物、物品；五是特定个人背景、经历。第二个要素是根据得证的基础事实，结合常情、常理、常识等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推导出行为人具有走私“明知”的推定事实。第三个要素是对推定出来的走私“明知”，允许行为人进行合理解释或者举出相反证据予以辩驳，如果查实反证存在，则推定“明知”不成立，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根据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予以出罪。本文所述H省某公司之辩护重点，即采用这一策略，综合案件证据还原案件事实，论证犯罪嫌疑人对于走私行为没有主观故意。（ 三 ）走私犯罪概括故意与对象认识错误《2002年意见》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的情形下，虽对其走私的对象认识不明确，但是不影响按照实际走私对象定罪处罚。概括故意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对象认识模糊，实际对象没有超出其认识范围而在其认识之中。走私犯罪概括故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完全概括故意型走私，即行为人具有走私的犯罪故意，且无论走私何种货物都未超出其主观故意，但对具体走私对象认识模糊；二是部分概括故意型走私，即行为人具有走私某一类型货物的主观故意，但在该种类之下具体是何种货物在所不问，或者认识模糊。对象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对象在认识上出现错误，而非认识模糊，实际行为对象超出其认识范围而在其认识之外。在发生认识错误的情形下，能否按实际走私对象定罪，需要结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作具体分析。对象认识错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一种，可以分为具体的认识错误和抽象的认识错误。具体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认案例分析法律在线LAW ONLINE
析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搜集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ＮＯ．６ ２０１０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ＪｏｕｍＭ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ｙ 总第８３期Ｓｕｍ８３
析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搜集
覃献玲
（南宁市公安局，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１）
内容摘要：近年来，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毒品犯罪案件亦是如此，侦查人员必须提高证据意识和诉 讼意识，及时搜集、固定关键物证；善于发现、提取间接证据；注重搜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加强物证、书证鉴定工 作；规范视听资料的搜集工作，并且使所搜集的证据客观、真实、全面，经得起庭审的质证，充分发挥其功效，努力提 升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整体能力。 关键词：毒品案件；证据；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１）９１５．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ｏ５７（２０１０）０６—３３一ｏ６
毒品犯罪社会危害严重，历来是公安机关打 击的重点。鉴于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充分的预谋
性、高度的隐蔽性，直接证据少、取证难等特
点，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搜集方面存在不少问
题。如何使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确实充分，使打击
毒品犯罪卓有成效，成为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当
务之急。为提高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质量，提升
打击毒品犯罪的能力，笔者试从预审视角，浅谈
当前公安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搜集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搜集方面存在的问题
实践中，对证据的搜集不客观或不合法，或
将本应搜集的证据简单对待，甚至不予搜集，使 证据链条上出现缺陷，有时给犯罪嫌疑人翻供提
供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一）不重视指纹等重要物证的搜集
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
品和痕迹。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物品属性、存 在状况等来发挥证明作用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的
物证主要有毒品、毒资、用于伪装运输、贩卖、
制造毒品的工具、毒品上留下的指纹以及其他可
能揭露犯罪和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实物和痕迹。对 毒品包装物上的指纹以及犯罪嫌疑人指甲、衣物
走私犯罪“明知”的解析
走私犯罪“明知”的解析
作者：司西霞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2年第01期
摘 要：走私犯罪均为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须有“明知”的走私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判断是走私犯罪案件的重点和难点。走私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是在行政违法基础上的刑事不法，故可以通过行为人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基础事实推定其主观上的“明知”。司法人员应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充分听取行为人的合理辩解，综合考量正反两方面的认定因素，排除合理怀疑方可推定“明知”。法定犯时代，走私犯罪的前置法规定具有专业性强、行政管理色彩浓的特点，刑法法条的具体适用应考量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司法实践中，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对走私犯罪不枉不纵。
关键词：走私犯罪 法定犯 明知 推定 违法性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基本案情]我国对牛皮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限制牛皮的原产地和运输路线。张某和李某在明知来自委内瑞拉等疫情流行国家的牛皮属于我国禁止进口货物的情况下，仍然使用货物来源地限定为乌拉圭的牛皮进口许可证，采用伪报货物原产地、运输路线等手法将来自委内瑞拉的牛皮伪报成乌拉圭的牛皮运输进境。为使货物顺利通关，他们使用修改过的原产地证、健康证、提单等虚假单证报检，在取得检验检疫部门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后，再使用虚假单证和所取得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向海关报关，并同时使用正本提单提货。经查，二人共计走私疫区牛皮5万吨。张某和李某到案后均辩称其进口牛皮是按照行业惯例操作的，而且海关商检人员对其进口的牛皮多次放行，致使他们认为涉案牛皮是可以进口的，其没有走私的故意。法院认定张某和李某具有走私的故意，理由是二人提供虚假单证进行报检报关，未履行向商检、海关如实申报的义务，具有走私的“明知”。最终法院对二人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定罪处罚。
走私犯罪共有12个罪名，均为故意犯罪，即行为人主观上须具有“明知”的走私故意。走私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犯罪认定需要双重的违法性评价，首先进行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等行政法规范的行政违法认定，再进行是否违反了刑法的刑事违法性判断。行政违法是刑事不法的基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常以对行政规范的无知为借口来否定自己的走私“明知”，兼之走私行为人的反侦查意识较强，往往难以取得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主观心态，如此便给司法机关的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行为人是否具有走私罪的故意，常常是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的问题。[1]
毒品案件主观方面认定中的事实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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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案件主观方面认定中的事实推定
作者：戈蕊
来源：《商情》2013年第43期
【摘要】毒品犯罪要求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明知行为对象是毒品。明知作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除非行为人自己承认，否则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很难被外界直接感知。加之毒品交易的隐秘性使得人证难以获取，现实中即使人赃俱获，嫌疑人也往往以不知情为由逃避法律制裁。这时便需要通过联系那些可以掌握的行为人自身情况来推定行为人行为时有无主观犯意。品格证据的合理应用对推定行为人主观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毒品犯罪；主观方面；事实推定；品格证据
事实推定是法官在具体诉讼活动中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进行的推定，是司法人员对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它赋予办案人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不同办案人员个人经验、文化、知识、感官、思维、认识、行为等来自客观世界中方方面面的影响并不统一，针对同一个人或相同事实很可能推出不同结果，所以裁判前须充分听取被告人的辩解且量刑时应慎重并留有余地，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要慎之再慎。
一、行为人人格身份研究
毒品案件中，普遍存有在人赃并获的基础事实前提下嫌疑人否认明知的现象，此时应当依据行为过程方式、查获环境等已有事实结合行为人具体人身状况来综合衡量，分析其行为是否有违常理，进而判断其是否具备犯罪故意。对行为主体自身因素的考量，需要对其身份进行深入调查了解，以期根据其过去的经历所揭示的人格特征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可能影响到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理解的个人因素有：
第一，行为人的年龄与智力水平。毒品犯罪人需为达到法定年龄且精神状态正常的理性人，这是运用经验法则推定主观明知的前提，也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
第二，行为人的文化程度及掌握相关知识情况。行为人对毒品的知识和经验在某些时候也能用来判断行为人主观明知与否，因为同普通人相比，对毒品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显然更容易感知和分辨出行为对象是否为毒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文章属性
• 【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 【公布日期】2016.04.06
• 【文 号】法释〔2016〕8号
• 【施行日期】2016.04.11
• 【效力等级】司法解释
• 【时效性】现行有效
• 【主题分类】犯罪和刑事责任
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4月1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4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6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1日起施行）
法释〔2016〕8号
为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
（一）可卡因五十克以上；
（二）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吗啡一百克以上；
（三）芬太尼一百二十五克以上；
（四）甲卡西酮二百克以上；
（五）二氢埃托啡十毫克以上；
（六）哌替啶（度冷丁）二百五十克以上；
（七）氯胺酮五百克以上；
（八）美沙酮一千克以上；
（九）曲马多、γ-羟丁酸二千克以上；
（十）大麻油五千克、大麻脂十千克、大麻叶及大麻烟一百五十千克以上；
（十一）可待因、丁丙诺啡五千克以上；
（十二）三唑仑、安眠酮五十千克以上；
（十三）阿普唑仑、恰特草一百千克以上；
（十四）咖啡因、罂粟壳二百千克以上；
（十五）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钠咖、尼美西泮二百五十千克以上；
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是否明知”如何认定问题案例检索报告
关于⽣产、销售有毒、有害⾷品案“是否明知”如何认
定问题案例检索报告
关于⽣产、销售有毒、有害⾷品案“是否明知”如何认定问题的案例检索报告
1.王红琴销售有毒、有害⾷品⼀审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丰台区⼈民法院（2019）京0106刑初408号
审判时间：2020-01-21
本院认为：
总结控辩双⽅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王红琴是否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
⾮⾷品原料的⾷品及起诉书指控的销售⾦额300余万元能否认定销售有毒、有害⾷品具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三、被告⼈王红琴主观是否明知销售的减肥产品含有有毒、有害成分。
销售有毒、有害⾷品罪认定时对被告⼈的主观⽅⾯要求须“明知”销售的是掺有有毒、
有害的⾮⾷品原料的⾷品，即该罪主观⽅⾯要求被告⼈故意实施，“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
知道。“明知”不等于确知，⾏为⼈只要意识到⾷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的⾮⾷品原料，即应
当认定为“明知”。本案被告⼈王红琴虽始终称⾃⼰不知道销售的减肥产品有毒有害，但是
被告⼈王红琴未通过合法渠道购买减肥产品⽤于销售，购⼊产品时未审查减肥产品的相关
⽣产许可等材料，⽤于销售的减肥产品是通过⾷⽤且需要对⼈体产⽣作⽤的物质，此外，
被告⼈王红琴明知服⽤该产品会产⽣系列副作⽤，并在销售时提醒购买者。综上，⾜以认
定被告⼈王红琴应当明知销售的减肥产品含有有毒、有害成分。
2.⽥守林⽣产、销售有毒、有害⾷品罪再审刑事判决书（⽆罪）
青龙满族⾃治县⼈民法院（2019）冀0321刑再2号
本院认为，本案控辩双⽅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审被告⼈⽥守林在销售涉案保健品⾷品时
主观上是否明知其为有毒、有害⾷品。公诉机关起诉书中认可原审被告⼈⽥守林未确定购
买的保健品⾷品是否为掺有有毒、有害原料的⾷品⽽予以销售，仅凭原审被告⼈⽥守林在
购买涉案保健品⾷品时未向销售⽅获取《保健⾷品批准证书》复印件和产品检验合格证，
来认定其明知⾷品中含有有毒、有害成份，理据不⾜，本院不予采纳。综合现有证据，不
毒品犯罪量刑标准
一、毒品犯罪如何认定
毒品犯罪是故意犯罪，其主观认识因素必须具有明知。但在具体案件中，行为人往往辩称不知道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的是毒品，这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明知的情况下，给案件的定性带来了困难。有些地方采取推定明知的作法来解决这一困难，适用推定明知，必须慎重适用，严格限制适用条件，具体而言，根据行为人涉嫌毒品犯罪的一定客观事实，如行为人采用体内藏毒方法运输毒品的或者行为人受委托或雇佣携带毒品获利明显超过正常标准，而行为人对这些异常情况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举出反证予以反驳的，就可推定其构成毒品犯罪。也就是说，要根据行为的隐蔽程度来看，隐蔽程度越高，明知的程度越大；也可以从行为人得到的报酬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来进行判断；同时还可以从行为人对运输毒品的工具、行为人对毒品的认识和经验、行为人的职业、同案犯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行为人具有不正常的态度和言行来综合判断。
毒品犯罪量刑标准
二、毒品犯罪量刑标准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２、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２）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３）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４）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从证据采信角度解析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明知--由一则案例引
第２７卷第２期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年０６月
从证据采信角度解析
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罪的主观明知
——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张景华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浙江慈溪３１５３００）
摘要：虽然运输毒品罪是以当事人主观上明知为核心要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运输毒品
犯罪的特殊性，要从主观上认定行为人是否故意、是否明知难度很大，尤其当今社会毒品犯罪 日益猖獗，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出现了很多新花样、新形式，受他人“蒙骗”也成了犯罪嫌疑人
推托罪行的一大辩解。因此，如何认定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成为毒品犯罪中的 关键问题。作者认为，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是运用推定原则来认定的，行为人只要符合规定的 情形，并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举出反证的，就可推定其主观上是明知的。而受他人蒙骗则要 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形综合加以分析。实践中，雇佣人、策划人等“上线”的口供证据也是分析
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还是受他人“蒙骗”的重要途径。审判实践中，从证据采信角度判断行 为人是否主观明知，应从主客观相统一、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合理排除疑点、“上线”口供分析
判断等几方面综合考虑。 关键词：运输毒品罪；主观明知；蒙骗；主观要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３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４６２（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３—０３
一、借以引出的案例
２００８年春节前的一天，熊正江（已被判刑）在
一个麻将馆里问莫卫奇是否愿意到云南去运玉
石，并给予一定报酬。莫卫奇答应后共到云南运 输两次赚了２０００元钱。２００８年４月，熊正江又找
到莫卫奇说要到云南运玉石，莫应允，于４月２３ 日赶到云南瑞丽，与刘再华（贩卖毒品罪主犯）面
谈运输玉石的具体路线。刘再华带给莫卫奇装着 玉镯的黑色行李箱，告诉莫卫奇先坐车到云南芒
市再坐飞机到昆明，并且出租车已经安排好，车钱 已付好。当莫卫奇到达芒市机场办理托运时安检 人员发现Ｘ光机异常，划开包内发现藏有１０２７克
检察院毒品案件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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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毒品案件分析
六个问题困扰涉毒案件的依法办理
李轩甫 李选婕
近年来，涉毒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涉毒犯罪的蔓延不但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造成严重威胁，同时还诱发抢劫、盗窃等多种犯罪。2008年至今年5月，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涉毒案件85件91人，分别占案件受理总数的22.42%和16.67%，由此可见，该县的毒品犯罪活动猖獗，严厉打击已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实践中，办理涉毒案件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须引起重视:
一是重言词证据、轻其他证据，“口供情结”较重。《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了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仅凭被告人的供述依据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供述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检察机关办理的涉毒案件中，多数供述是在“一对一”情况下进行的，知情人少，易形成孤证，需要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但实践中，由于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口供情结”浓重，存在对供述以外的证据忽视的情况，尤其是对一些当场“人赃俱获”的案件，其工作重点就放在了迫使犯罪嫌疑人交代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毒品包装物及上面可能存在的指纹、痕迹的提取以及对现场其他证据的固定。这就容易在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证据不足，案件事实不能认定。
二是忽视收集印证言词证据的间接证据。在毒品犯罪中，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的处罚，经常采用“少量、多次、流动”的交易手段从事毒品犯罪活动。有的侦查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不稳定性，在发案之初，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中与涉毒案件事实相关的书证、物证，如电话通话清单、电话录音等其他客观性证据来固定言词证据，以有效对付可能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一旦翻供，指控的犯罪在认定上就存在困难，案件就有成为疑案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