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

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

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标签：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失灵一、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的关联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来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举措，即完善社会治理新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等。

由此看来，创新社会治理已成为我国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社会工作是在“助人自助、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指导下，秉承每个公民应受到社会周到而公正的对待、享有社会权的原则，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以处理生活中的危机、灾难和人类日常生活难题为己任”①的专业或职业以及社会技术。

作为专业，它能让社会成员享受专业的、周到的、无歧视的和有尊严的社会服务；作为职业，它能提倡并组织各种社会服务实践帮助人、影响人和改变人；作为社会技术，它能公正合理地协调与配置社会资源和机会，借此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使之重拾生活信心，提高其自我发展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社会工作可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

社会行政通过积极行动，做好顶层设计，保证既定的社会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社会政策是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它能为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社会政策已经成为国家或政府治理的基本工具；社会研究可借其研究成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影响社会行政活动。

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

社区工作可以有效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其参与社区建设，从而有效化解社区冲突；个案和小组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对案主的心理干预、矛盾调处、鼓励有序的诉求表达等途径，让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解决、权益有保障，建构群众幸福的“微生活”。

总之，社会工作嵌入社会治理之中，会有效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克服社会治理失灵。

二、社会治理失灵的表现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社会良序，增进社会福利。

这两大功能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

社会治理的本质即治理主体通过利益、阶层关系、价值观等的调节来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协调过程。

因此，当社会结构劣化或失调时，即意味着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

改革开放前，全部社会成员被固定于集体之中。

单位制解决了“小市民的自由散漫”，使之成为“团结的整体”；公社制解决了“小农的一盘散沙”的痼疾。

这种高度集体化的整体性社会，即固化的社会结构，有效保证了“社会超常态的稳定”和短缺经济下的“有效福利供给”，也体现出国家对社会的象征性的有效治理。

但是，这种整体性社会更具“机械关联社会”的特征，同时“有机关联”不足又使社会结构呈现碎片化。

实际上，国家权力分散于各部门和各单位之中，具有“分散的集权主义”②特征。

那时，“即使人们对中国的基本印象是‘政策统一性’，但在实际操作细节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所有企业的公共政策，相反这些政策是高度差异的，在不同的企业可能完全不同。

因而，企业事实上有相当的‘自主’空间，根据自己的实力确定政策，或者确定怎样、是否延缓执行上级‘文件精神’”③。

“每个单位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整个国家似乎是由互不关联的单位所组成。

”④这种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消解着国家对社会象征性的有效治理。

改革开放后“单位/公社”的解体使很多”个人”从“固化”的集体中逸出，成为“飘荡于”“社会大气层”中的“飘荡人”。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飘荡人”变成“经济人”，他们把过去在集体中养成的“集体的个人主义”变成“个人的个人主义”，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个人的个人主义”者很容易把“个人利益至上”视为行动的准则，这种行动准则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其成为公共领域的行动规则时，市场个体理性就会侵蚀公共理性，就有可能使公共领域失去公共理性而变得支离破碎，也将使社会变得无道德。

公共的无理性和无道德会使社会结构碎片化。

同时，市场借助其强大的聚集力量以及政府政策的失当，使公共资源的集聚呈现出“黑洞效应”，社会结构固化趋势越发明显。

第一，社会财富合理和不合理的集聚使得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自1997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 比重大多在50%以上。

⑤2012年，相关研究机构披露：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升至2007年的23倍。

⑥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研究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差距之比是3.23∶1，中西部城乡差距之比为4∶1，虽然城乡差距较2009年收窄，但中国仍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⑦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13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居世界之首；中国中产阶级成年人所占比重仅为10.7%，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3.9%）；与此同时，中国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占全国的32%，每一位中产阶级成年人拥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倍的财富，高于世界均值的2.32倍，而在欧洲仅为1.22倍。

⑧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社会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中产社会并未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业已形成。

第二，阶层间区隔越来越清晰，社会流动的阻尼系数增大，贫富阶层的分化呈现出“代际传递”的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还有社会资源等）有向上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某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近几年来基本上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⑨。

而作为社会底层的体制外的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在各类资源的占有量上均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有机会流入优势阶层⑩。

社会流动出现了不利于弱势阶层的现象：“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的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的障碍在强化。

”B11对处于劣势阶层的子女来说，“读书改变命运”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新近的研究发现，农村贫困的代际风险加剧，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B12。

中下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路径大大收窄，阶层固化愈加明显，呈现出“X二代”代际传递的现象。

社会结构碎片化使得社会治理不得不面对原子化的个人，社会很难组织有效的符合理性的、带有正能量的集体行动，相反，负能量的集体行动增多；而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社会治理中利益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协调等变得十分困难，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且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

三、社会治理失灵的成因1.政府失灵就社会治理而言，政府承担的主要社会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节社会再分配职能。

即政府需运用多种手段调节社会再分配，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正。

二是建构社会化服务体系职能。

即政府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扶持等措施，建构社会化服务平台，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形成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协同机制，提高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政府往往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能而出现失灵。

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对社会的治理看似是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公有制性质的国家，以单位制/公社制作为其实现形式，通过对物质资源的垄断和平均分配，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短缺经济时代的“有效供给”，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化解了利益冲突；同时，国家通过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灌输，有效消解了价值冲突，实现了“社会安定有序”和单位中“社会福利”的供给。

但是，这种治理也陷入了“普遍贫困”的陷阱。

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构方面，“全能国家”包揽了全部社会职能，建构了缺少社会组织协同的行政化的社会治理方式。

它虽然保证了全社会的“步调一致”，但建立在“城市本位”和“工业本位”之上的现代化模式，人为地将国家划分为两个不平等的社会共同体——城市和农村，并在这两个共同体中实行“一国两政”，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实行不同的政策，厚此薄彼，公平分配在这两种共同体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造成了城乡分配的最大不公平。

同时，这也造就了城乡结构固化以及企事业单位间彼此封闭、行政机构条块分割等社会结构碎片化的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一度放松了社会管控，由于社会自治能力缺乏，社会曾一度出现了较严重的失序状态。

为改变这种现状，政府延续了传统的行政化社会管控方式，开展了多次运动动员式的“严打”，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在城市推进社区自治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自治制度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政治，轻社会”取向，虽然有利于恢复农村社区秩序，却未能有效增进农村社区福利，出现了“制度性微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传统的社会福利体制尝试进行“社会化”改造，结果是：在城市，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同福利待遇；在农村，传统的合作医疗和“五保”制度不再起作用；相当一部分人福利水平下降或变得无福利。

这种制度的区隔与碎片化，再次造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

同时，政府推进的“城市本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得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向资本集中，不仅拉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社会固化也越来越突出。

在此过程中，政府未能很好地承担起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功能，出台的一系列基于改革的公共政策反而造成了政策屏蔽，在城乡区隔的基础上又导致城市内部的区隔。

各个不同的群体被一层层制度的铁甲包裹着，坚不可摧，从而把民众逼入一个自我设置的“钢屋”B13状态，产生错误承认B14。

一旦错误承认产生，各个群体的固化和整个社会的碎片化也就同时存在着。

2.社区失灵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因此，社区失灵将造成社会治理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区逐步由行政型社区向社会型社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