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世俗化趋势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世俗化趋势摘要：中国民间信仰由来已久。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间信仰的主体、内涵、作用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是民间信仰的功能性作用。

因为这既是民间信仰的特点，更是其存在的基础。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民间信仰也随之质变。

由原来的宗教神学倾向，日益朝着世俗化趋势的方向发展。

在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不仅仅是科学潮流、教育革命以及政府导向，更是由于民间信仰本身的功能发生了转变。

关键词：中国民间信仰功能性世俗引言民间信仰到底应该被贴上何种标签，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而之所以众说纷纭，很大程度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至关重要，但它却很容易被儒家在思想领域的主导支配地位所模糊，进而导致宗教本身也未能作为一种制度或是传统而独立存在。

因此，长久以来大家对其莫衷一是。

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民间信仰之学科性探索始于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1]。

首先是荷兰人类学家高延，之后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他们同样都运用了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民间信仰。

不同于前者高屋建瓴的宏观考察，本文将根据相关文本文献的分析，来研究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世俗化趋势。

中国民间信仰的产生民间信仰是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关于神学宇宙观之特点而产生的。

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一枝独秀以及其在思想、教育、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神学或世俗领域内的支配地位，使得民间信仰缺失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而在中国，多神论的宇宙观首先就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发展的温床。

也就是说，中国宗教拥有高度兼容并蓄的特性，并且在民众的宗教生活中，主导民众意识的是民间信仰所具有的道德和神圣的功能，而非宗教信仰境界的描述。

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和心愿到不同的庙里敬拜不同的神灵；有些时候，甚至连庙里的和尚都说不出摆放在大殿里所供奉神像的名字；而且，当学者们纠缠于某一个神灵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一个神学系统或宗教派别时，却发现同样的问题在百姓信徒中毫不存在，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

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这些神灵的功能而已。

三、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功能性宗教社会学领域的权威马克思·韦伯就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而其具有的这种功能性又是通过祭拜神灵、典礼仪轨、执着信念等方式来实现的。

“具体说来，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大致可以归为五个大类，分别是：社会整合及福利组织、普遍的道德秩序、经济功能、健康和公共与个人的福利。

而在这五大类下面又有二级功能12种、三级功能17种以及四级功能106种”[2]。

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的这么多功能几乎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这些功能受人们青睐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

从500名进香者抽签涉及的社会功能的表中（表1）可以看出，治病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从而加大了生病和病愈的不确定性，并且身体健康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本保障。

相比之下，官职最受冷落，这可能是因为进香抽签的主体大多为女性，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下，仕途是被男性所垄断的，所以这246张涉及官职的签也很有可能是抽签者为丈夫或儿子的金榜题名所作的祈祷。

我们还可以发现，表中数量的总和远高于抽签者总数，这就很好地说明：进香者是针对神灵所能发挥的功能而去祈愿的。

表1500名进香者抽签涉及的社会功能功能数量所占比例（%）治病484 96.8婚姻459 90.2出行顺利 440 88.0发财424 85.0诉讼391 78.2子女348 70.0家庭问题 348 70.0失窃346 69.2搬迁308 60.2生意290 58.0收成273 54.6家畜266 53.2官职246 50.0有趣的是，人们在从事民间信仰时，只关心神的灵验而不在乎神的存在。

这从很多谚语中就可以看出，如“祭神如神来，若不敬，也无碍”；“祭神如神在，若不敬，神不怪”；“信之则有，不信则无”[3]。

可见，民间信仰的功能性不仅仅是它的特点，更是其存在的基础。

而更有些极端的情况则完全把神“人格化”了。

比如说，当向城隍求雨无果时，愤怒的人们甚至会将城隍的神像“请”出来放在最炎热的地方暴晒。

这样做与其说是让城隍老爷亲自了解天气的第一手资料和体会普降甘霖的急迫性，倒不如说是对城隍未履行他应尽职责的一种惩罚。

这对于一神论的西方人来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因此，中国民间信仰本身就具有关注神灵功能而无所谓神灵存在的世俗特点，当随着中国社会向着理性方向发展时，这一特点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性变化1、中国民间信仰中家族伦理意义的式微——以家族祭祀为例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间信仰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家族祭祀。

虽然这种活动包括了复杂繁琐的诸多细节，但即使如此，古代人们还是怀着敬意小心翼翼地履践其中的每一个环节。

在祭祖活动前，即便是身处再远的家族成员都会不远万里地赶来参加，大家济济一堂，便会亲切地感觉到家族集体的力量，以增强来日克服困难的信心。

这种凝聚家族成员的功能是中国民间信仰在维护家族伦理规范中的重要方面。

如果对家族祭祀作再进一步的观察，便会有更多重要的发现。

祭祀祖先的食物将会被家族成员所分享，这不仅表明了家族对分享食物者的认可，与此同时，大家在祖先的名义下共享食物也象征着家族未来的丰衣足食及各成员的团结一致。

除此之外，在祭祀过程中，各家族成员所承担的不同角色也标志着各成员在家族中的地位，而且这种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会在祭祀中反复地体现。

总之，通过祭祀活动来追念祖先的方式本身就有助于培养德行，尤其是子女的孝心，如曾子所说的那样“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4]。

而在当代，家族祭祀活动则被大大简化，其性质也有所改变。

特别是在城市，每年的清明节早已经不是纯粹的祭祖活动了。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借祭祖的机会来到城市的郊外去感受一下春天的到来，即所谓“踏青”。

同样在祭祀中，仪式也大为缩减，甚至没有什么仪轨。

原来的神秘气息和严肃氛围到如今已消失殆尽，通过祭祀活动来强调家庭伦理秩序的功能也大打折扣。

2、科学和教育对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影响科学的冲击是造成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世俗化趋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与民间信仰的非经验想象针锋相对，科学是以怀疑主义和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这种冲击肇始于近代西方文明叩开中国大门之际。

当时，“科学”与“民主”变成了知识分子高举的两面旗帜，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民间信仰）首当其冲得成为了众矢之的。

因为，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具备诸多优势的西方文明时，他们唯有强调中华文明的强大，才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而诸如民间信仰、佛教道教等一系列具有巫术迷信色彩的宗教神学，当然成为了中华文明理性光芒的黑点。

此外，当时来华的国外学者，如罗素、杜威、葛兰言等，也无不宣传科学的万能。

其著作被广泛引用的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也对科学充满赞扬。

凡此种种，都导致了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盛行，从而破坏了民间信仰的神学体系和民众感情基础，使其不断地朝着世俗的方向发展。

教育对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影响也同样明显。

首先是晚清政府所谓的”新政”，尽管许多教育改革的新措施效果极为有限，但毕竟也造成了大量寺庙或被拆除或被改建的事实，使得民间信仰缺少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很多具有民间信仰用途之寺庙中的庙田收入，不是用来赞助寺庙本身的修缮或扩建，而是用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表2可以看出，庙田收入用于“学校的经营”的寺庙占据了全部数目的将近一半。

这种对世俗的投入肯定会影响寺庙发挥它的宗教作用。

因为，资金是扩大寺庙自身影响最起码的保障。

虽然寺院转变为世俗用途并非始于民国，但是民国政府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尤其当新式教育的地位与日俱增之时，“庙改学堂”的世俗趋势更是无法避免。

表21905年河北望都县庙田收入的用途用途类型件数（寺院、道观）百分比学校的经营18 48.0劳务费 4 10.0用于出家人、寺庙看门人、寺庙维护、学校经营等512.0用于出家人、寺庙看门人、寺庙维护、寺庙修复等718.0其他 5 12.0总计39 100.0而民间信仰的诸多方面之所以没能长久保持下去并得到发展，则主要在于其缺乏对世俗教育的参与。

在欧洲，宗教对世俗教育的影响无处不在，以至于欧洲现代教育制度就起源于教会的教育的功能。

另外，就中国本身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制度而言，也不利于民间信仰的发展。

首先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就没有相关的宗教内容。

科举制度的规则也表明，熟稔宗教神学的人是无法借此步入仕途的。

所以，正是因为民间信仰缺乏对世俗教育的参与，使之无法形成完备的体系并有效地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导致了民间信仰不能根据自身情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3.政府在民间信仰中的角色转换政府在民间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封建制社会。

在这一时期，对于民间信仰，政府即使不是明显的鼓励，那至少也是不反对的。

其次是近代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不断开放，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大力传播，政府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逐渐对民间信仰变得难以容忍，并通过多种途径来抑制民间信仰的发展。

最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制定的宗教政策更为灵活，在不妨碍其他公民的前提下，民间信仰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此外，在这三个阶段中，同时也伴随着民间信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的三种不同模式的转变。

在第一阶段里，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府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

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民间信仰的功能性上。

比如说，由于旱涝或其他的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时，地方政府的官员会引导民众将注意力从政府自身转移到民间信仰的神祇上面。

是这些神祇未能控制好自然力量，从而造成了灾难的发生。

换言之，相关的神祇（如掌管水的龙王、掌管蝗虫的刘威将军等）应对民众的饥荒负责。

如此一来，政府就成功地逃脱了灾前由于自身疏忽而应负有的责任并减轻了灾后工作的负担。

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政府在灾前疏浚水道或是囤积粮仓的话，就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灾后，有些政府也只不过是代表民众以官方身份重新上演民众拜神的老戏，而不是积极地指导民众采取自救措施或开展赈济。

除此之外，一方面政府不仅会因势利导地利用民间信仰的功能性，另一方面，政府还会指定某些神祇作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

比如说关羽，政府希望民众通过对关羽的敬拜，使忠诚重义的信念深入人心，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

并且官方会不断地封官加爵来扩大所钦定神祇的权威。

但从近代开始，政府与民间信仰的这种合作局面便到此为止了。

政府更多地是投身于世俗事务，而这些世俗事务又反过来对民间信仰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世俗化影响。

结论民间信仰是在中国多神论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

同时，这种对神灵的兼容并包也带来了其自身功能性的特点。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信仰的功能性开始发生了朝着世俗方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