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大讨论

人文精神大讨论

回顾:张炜参与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 【1995年11月，持续约已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讨论”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对于人文精神丧失的忧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审视”，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

近日，“人文精神大讨论” 发起人之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等人回述了讨论的前后经过和来龙去脉。

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此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吸引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持续3年之后进入尾声。笔谈批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商业电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界处于低迷期。1992年小平南巡，使得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社会世俗化、商品化加深，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出现滑坡，文化领域呈现新的动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

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陈福民和张闳。在张闳的记忆中，王晓明当时认为，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此时，作家王朔和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文艺界独领风骚。此前，张闳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陈福民正好写过一篇关于张艺谋的文章。1992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毛尖做笔录。原计划中的陈福民却迟迟没有返校。正在这时，张柠走进来了。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张柠于是参与讨论。

在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话体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经由《上海文学》编辑蔡翔之手，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文章发表之后，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讨论。参与者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张闳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来信。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参与者逐一批倒批臭，“定点清除”。张闳还收到一位福建某干休所的老革命寄来的信，他说，看了文章后，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张柠也收到一二十封信。甚至有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

《读书》将讨论扩大，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人文精神大讨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给人文精神领域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在知识分子中的反映。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

有的人认为，应用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文明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有人则将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肯定为“新的人文精神”，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

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地学者来了一二百位。白天正常开会，晚上，王晓明等人就约在一起，集中进行讨论。讨论地点就是华东师大的教室。

张闳作为学生(在读博士)，在会务组工作，听到了一些小组讨论。他记得，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一字排开，在前排就坐，张汝伦居中，临时赶来的许纪霖打横。这次讨论是要检讨当下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问题。在这之前，王晓明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他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回北京的第二天，吴彬就写信告诉王晓明，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连续发表6期讨论稿。

随即，王晓明等人在上海分了五组，在南京分了一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并在第3期至第8期发表。主要观点大致是，当时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

持续的讨论文章在《读书》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此次讨论的影响由此被推向了全国并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日本的报纸也做了报道。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王晓明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

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王晓明现在还有印象的是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进了讨论。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

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回想其当时的讨论，王晓明认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核心议题。而且，大家往往是‘短平快’的互相回应，并没有深入，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论战，一年多的时间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不少文章写得相当激烈尖锐，笔战的刀光剑影引人注目，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停留在表面，反而把真问题给忽略了。”

文人笔战: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三个插曲

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三个小插曲，即“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在《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中，几位讨论者曾举例提到“王朔现象”，认为“王朔

，从“王朔现象”和“玩文学”派深受欢迎的背后，更说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

明“重建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性。这种看法得到知识界较广泛的认同。但王朔不以为然，1994年，他在《新民晚报》发表《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指责“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王蒙曾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为“王朔现象”辨护。随后，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批评，引发了王彬彬与王蒙的论争——“二王之争”。

王彬彬是最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之一。因为他写了《过于聪明的作家》一文批评王蒙，王蒙则以《黑马与黑驹》一文回应。王彬彬不甘示弱，索性以“黑驹斋”自许，连发两篇文章以更激烈的言辞反驳。作家刘心武于199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发表《高长虹的湮灭》一文，“劝告某些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