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
中国古代圣人关于孤独的思考
中国古代圣人关于孤独的思考心态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内在心理建构和生活态度，所以首先应当明确，孤独不是孤僻。
孤独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僻是性格上的，心态上的孤独和性格上的孤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性格孤僻之人，绝交往而少友朋，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封闭着，他们属于生活的弱者；而心态孤独的人则一定是在追寻着什么，坚守着自己的情操而不移，他们真正属于生活的强者。
孤独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和文化性格，显示了文人对现实不屈的抗争。
其次，心态孤独和生活孤独也不能划等号。
李清照“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朱淑贞“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这是生活层面上的孤独。
心态孤独的人可能交游甚广，但身边众多的人并不能排遣内心的苦闷，耳边的嘈杂热闹与心灵深处的孤寂截然相对。
心态孤独的人并不是孤高，孤高是自负而小视他人；心态孤独的人是求同仁而不得，既不容于世俗，又不向世俗妥协，因而这孤独便成了他们冰雪情操和高洁人格的标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孤独心态的诗人是屈原。
这位楚国大臣对内主张举贤任能、对外坚持联齐抗秦，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
楚国在当时诸侯国中领土最大，也颇有实力，所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确有一定道理。
但屈原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终遭放逐。
长期的流放生活造成了屈原内心极大的痛苦，但他早年在《橘颂》中表达的信念一直鼓舞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在当时的处境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原执著不懈地艰难跋涉，他孤独无援地上下求索，愈显其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因为他的孤独是和昏君佞臣相对的，而和他精神心灵相通的是广大人民，他的人格征服了后世无数文人，赢得了后世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其实，当时就有人对屈原的行为提出劝告，屈原清醒地知道自己被放逐的原因是特立独行。
他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潦倒坎坷的不幸文人——鲍照(上、下)
潦倒坎坷的不幸文人——鲍照（上）整理：丁福林一、贫贱自负、才气横溢的青年鲍照，字明远，生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26），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在刘宋文坛上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诗人，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
鲍照的籍贯，虞炎《鲍照集序》记为上党人，而沈约《宋书》与萧子显《南齐书》则记为东海人，因而后人于上党与东海之间往往聚讼纷纭。
由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州、郡、县在南方纷纷侨立的特殊情况，对于上党与东海的具体地理位置，学者们则更是各执一词，说法不一。
根据笔者的考察，鲍氏原居渤海高城，自西汉鲍宣开始乃徙于上党长子（今山西长子）。
此后，鲍宣之子鲍永曾任司隶校尉，后拜为兖州牧；鲍永之子鲍昱，更先后任过司徒、太尉等职，凡再为三公；鲍昱之子鲍德，先官至南阳太守，后征拜大司农，亦九卿之一。
数世卿相，声势显赫，成了上党望族，上党也从此成了鲍氏郡望之所在。
从鲍德开始，鲍氏又迁居于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
自鲍德迁居东海以后，鲍氏则未有位任通显者。
因此，鲍氏虽族居于东海而郡望则高标为上党，即所谓“聚族于东海，标望于上党”者也。
然而鲍氏居于上党的时间不过仅三四世，时间颇短，所以一般情况下，称鲍氏籍贯时则仍称为东海。
这就是为什么虞炎称鲍照上党人，而《宋书》、《南齐书》则称鲍照为东海人的真正原因。
但是，鲍照其实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上党或东海人，因为从鲍照诗文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看，鲍氏在永嘉大乱之后乃迁居于南徐州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而鲍照时则又家于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所以，鲍照在他诗中乃称京口为其“旧邦”，称建康为“乡邦”耳。
关于鲍照的出身，也是历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鲍照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过他家庭的贫贱情况，虞炎《鲍照集序》也说：“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
”而且，《南齐书•倖臣传》也将鲍照与倖臣巢尚之相提并论，因此有些学者乃据此而以为鲍照出身庶族。
但是从鲍照以及他妹妹鲍令晖所受的教养来看，他的出身应该并非庶族可比。
《故都的秋》与郁达夫的性格情趣
《故都的秋》与郁达夫的性格情趣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一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好散文。
其实，郁达夫在文中流露的情感，固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也跟作家一生的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有关，还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悲秋情结有关。
一、身世命运和性格情趣作家描绘自然风物，抒发情感，其格调多是热烈高亢、平和淡远和忧郁低沉三者之中各有选择侧重而已。
而郁达夫偏偏持最后一种心态来描绘故都秋色，这和他的身世命运以及性格情趣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篇以“真实”为内核的散文，《故都的秋》所反映的这种清静悲凉心境和郁达夫一生的身世命运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情趣是紧密相连的。
首先，从身世命运来看。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道衰贫”，后来又经两度婚姻失败，再有两次丧子之痛，此外，郁达夫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先后目睹了晚清腐败、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亲自经受了蒋介石政府白色恐怖的威慑，最后亲历抗日烽火，在南洋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这样的一生，是悲凉的。
其次，从性格情趣来看，他的身世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忧伤压抑的性格，从而影响着他在创作上的情趣倾向。
他在亲撰的系列自传中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
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又说：“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庭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
”少年时代就沉浸在“水一样的春愁”里。
日本十年留学生活，使郁达夫的性格继续生长发育着，自伤之中又添了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及由此而来的自卑感，这一点，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明显流露，如小说集《沉沦》和《茑萝集》，都充满了感伤情绪乃至带有颓废色彩。
他在1920年写给新婚妻子孙荃的一首诗中说：“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
”其实，作者这时才24岁。
回国后，他说：“1922年，在日本的大学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1923年的秋天，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使大家明白了……就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
品中国文人读后感
掩卷深思，中国文人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中国文人身上能读到什么呢？ 所谓文人，或许是几分率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有着自己独到的`个性，仿佛世界与他们而相违。嵇康在青山绿水中打铁，朝廷命官的多次举荐，嵇康还是岿然不动，他安之若素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朋友亦如此。阮籍，堂堂七尺男儿，常常独自驱车，漫无目的东闯西撞，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如同孩子般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这也是最真挚的文人。
所谓文人，有天下为公的情怀。宰相司马光，淡忘自我享受，酒肉长年不能食，蜡烛与炭火也是省之又省。这样“吝啬”的人却为朝廷尽职尽责，希望人民能够酒足饭饱。杜甫也曾呼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精神，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所谓文人，有忘记个人恩怨的胸襟。苏轼的仕途生涯一直坎坷，章淳轻轻改动几笔，苏轼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甚至置他于死地。几十年后，他们的命运互相调换，在苏轼向朝廷缓缓而行时，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求情，苏轼没有得意的抚掌大笑，而是诚恳地回到“轼与丞相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并写了治瘴毒的药方。最大的宽容就是当仇人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苏轼做到了，发自内心。
文人亦君子。 而如今，文人气质似乎少之又少。名利，金钱，无一不充斥着我们的脑膜。肚子越饱，反而脑内的空白却越拉越大，心眼被食物越挤越小。如那些把先哲贬得一无是处自诩是文人的人，那些号称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看穿世间百态的人，那些用着粗俗不堪的词语却以此为骄傲的人，都算不得真正的文人。
请你们留下文人素养来征服你们所谓的混沌世界。 所谓文人，应是一捋银髯，一身傲骨，人品与学品俱佳，不因世俗而改变自己。 所谓文人，你有你的舞台，舞台灯会打向你，你的本色让舞台由你主宰。
文人与士人的区别
明清时期
文人结社现象普遍，如复社、 几社等，关注社会现实。
士人的历史演变
秦汉时期
士人逐渐转化为文 官，参与国家管理 。
唐宋时期
科举制度完善，士 人通过考试入仕。
先秦时期
士为低级贵族，以 武勇和谋略为特长 。
魏晋南北朝
士族制度形成，士 人掌控国家权力。
明清时期
士人阶层固化，形 成官僚集团。
文人与士人在历史上的互动
引领社会风尚
士人往往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举止，能够成为社会的楷 模和榜样，引领社会风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文人与士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互动与融合
相互借鉴和启发
文人和士人在现代社会中相互借鉴和启发，文人可以从士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中 汲取灵感，士人也可以从文人的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中获得启发。
古代文人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修 养和知识水平，是社会的精英阶
层。
他们通过科举考试等途径获得官 职，从而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
社会地位。
文人常常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崇敬 ，他们的作品和言论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
士人的社会地位
士人通常指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的人，他 们注重个人修养和品德。
在古代社会，士人阶层通常包括贵族、官僚、地 主等，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文人与士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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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目录
• 引言 • 文人与士人的历史背景 • 文人与士人的社会地位 • 文人与士人的价值观念 • 文人与士人的文化成就 • 文人与士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影
响
CHAPTER 01
引言
主题的来源和重要性
主题的来源
文人与士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群体，在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 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二者进行区分和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 会结构。
《红楼梦》中的社会阶层与命运
红楼梦中的社会阶层与命运引言《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通过描绘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的命运，展示了清代封建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生活和命运变迁。
本文将探讨《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阶层及其对角色们命运的影响。
1. 官僚地主阶层在《红楼梦》中，贾府作为一个大地主家族代表了官僚地主阶层。
他们享有特权和财富，但也面临着各种压力和困扰。
这个阶层强调家族血统，通常将自己的子女嫁娶 marrying 扩散到其他具有相同地位和经济实力 families' households 中以维持社会地位。
然而，他们也常常陷入权谋斗争 troubledby internecine feuding 和内外环境的变化 changes ，导致家族逐渐走向衰落 decline 。
2. 士人文人阶层士人文人阶层在《红楼梦》中占据重要地位，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的身份。
他们追求自己的文学才华、品味和人文思想，并且通常以诗词歌赋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
然而，士人文人阶层在封建社会中也面临着许多限制和压力。
他们需要依附于官僚地主阶层获得荣誉和地位，并受制于传统礼教等规范。
3. 仕途与命运《红楼梦》展示了仕途对个人命运的重要影响。
贾宝玉作为贾府的继承者，面临着家族荣誉和负担的压力。
他被期望成为官宦之后进入官场崭露头角，但他却更加关注情感生活以及寻找真我 true self 。
这导致他最终没有走上仕途，而是选择了遁入空门 becoming a monk 。
同时，“金陵十二钗”中的一些女性角色也受到了仕途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在婚姻和家庭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挣扎。
4. 社会变迁与命运转折《红楼梦》中也描绘了清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变革对角色命运的影响。
家族衰落、权贵斗争以及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例如，林黛玉作为荣府之主女儿，随着家族衰败而经历了从花季少女到贫病交加的苦难命运。
结论通过《红楼梦》中所描绘的社会阶层和角色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权力、地位、财富和传统礼教对个体命运产生的深刻影响。
文人的自负情怀和悲剧命运——重读刘征《庄周买水》
·文艺之窗·217文人的自负情怀和悲剧命运——重读刘征《庄周买水》四川省绵阳中学 蔡雪强【摘要】刘征的寓言式杂文《庄周买水》，以故事新遍的形式写庄周弃文从商，买水养鱼，结果在几个衙门间转来转去，被官僚主义弄得灰头土脸，凄苦不堪的故事。
作者借此批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丑陋现象。
但此文主题之外，也不乏这样的隐喻：文人从商和从政一样，过多的浪漫主义，过多的感性思维，得来的只有失败。
从此层面讲，此文在基本主题之外也折射出文人在时代大潮下的命运。
【关键词】文人；自负情怀；悲剧命运；隐喻 ；批判人教版老教材高中语文第二册有篇文章叫《庄周买水》（以下简称《庄》），这是刘征发表在1998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杂文。
该文针对改革开放初期“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方式并行，在商品流通领域“官倒爷们”以权谋私、哄抬物价、凭空暴富的非法现象，给予了辛辣的讽刺，鞭挞了当时社会上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不良风气和卑劣行径。
文章运用故事新编的形式，兼具小说的行文笔调，诙谐幽默，极具可读性。
此文的主旨是批判当时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良现象，这一点毋庸置疑。
重读之后，我读出了文人的时代命运，或者说是文人在不同时代的通病：意气用事。
而这和文章的主题紧密相连。
一、四个典故及其现实的隐喻 全文共用了四个典故：“庄生梦蝶”“濠梁观鱼”“涸辙之鲋”“秋水时至”，文章以之为骨干以庄周买水的前后遭遇为线索来架构情节，所以有人说此杂文有小说的影子，其实这也是故事新编类杂文的基本构架。
首先我认为作者的切入点选得好，文人那么多，诸子百家中专选以清静无为、出世为生的道家老庄为主角。
这跟鲁迅《故事新编》中“老子出关”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文人的情怀主要是以“三教”——儒、释、道，为主体的。
“以天下为己任”“达者兼济天下”，不得已就以“释、道”两家的宗旨来平和入世不得志的潦倒心胸，那就是“穷者独善其身”了。
中国文人的弱点
中国⽂⼈的弱点 从古⾄今，“⽂⼈”这个词，绝对是⼀个让⼈听起来不太舒服的称谓。
时下，如果有⼈说你像个⽂⼈，那你肯定觉得他鄙视你，绝不会对他产⽣好感。
中国的⽂⼈，在⼈们的⼼⽬中的形象往往是：软弱⽆能，思想迂腐，“⼿⽆缚鸡之⼒”，浑⾝散发着穷酸⽓，总之，书本知识不少，实⼲才能是不⾏的，正所谓“百⽆⼀⽤是书⽣”；中国的⽂⼈，受保守的儒家和消极隐世的道家思想影响太深。
浩浩的⼆⼗五史中的⽂⼈，只有为数极少的⽂⼈能⼤展鸿图，实现“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更多的是所谓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饱受打击和摧残。
这绝不是偶然的。
诚然，⽂⼈有他们的优点，⼤多都是有知识，有节操，有修养的。
但是，道德上的优秀只能称作“贤”，⽽⾮“能”，治理国家，操办时务，仅仅靠那些“贤⼈”是万万不⾏的。
⽂⼈有着他们致命的弱点，正是这些弱点，才造成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了⼀幕幕的悲剧。
中国的⽂⼈，往往是清⾼的，刻薄的，固执⼰见⽽⼜恃才傲物的，他们常常看不到旁⼈的优点，对旁⼈的观点嗤之以⿐，正是所谓“⽂⼈相轻”。
建安年间的杨修便是个“恃才傲物锋芒太露”的例⼦。
他脑⽠绝顶聪明，常常是在别⼈还不明⽩曹操的意思时，他就给⼤家说出来，惹得曹操很不⾼兴。
曹操平定了汉中，想要讨伐刘备，向前不能进，想守⼜不可能成功，⼼中想要撤退⼜犹豫未决，⼿下问他怎么办，他就说了两个字: “鸡肋”。
别⼈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跟⼤家说：“鸡肋，⾷之⽆味，弃之可惜。
今进不能胜，退恐⼈笑，在此⽆益，不如早归。
魏王班师就在这⼏⽇，故早准备⾏装，以免临⾏慌乱。
”在主帅未宣布撤退命令前，便⾃作聪明，把他的⼼事说出来，这能让哪⼀个主帅⼼⾥⾼兴？杨修正是这样⼀类⽂⼈，不谙世事，不通⼈情，聪明绝顶，最终为聪明所害，杨修的⼩聪明，我们不要学，要引以为戒。
中国的⽂⼈，多是不识时务，不能“与时俱进”的。
他们总是像树上叽叽喳喳的⿇雀⼀样，⼀看到看不惯的东西，便好发议论，好发牢骚，叫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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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踏春遇布雷｜文/吴晓波
摘要陈布雷的师爷人生，常常让人思量起中国文人的宿命与惰性。
江南五月，是踏春的好时节。
前日，行走到杭州九溪十八涧，此地非旅游热点，是极僻静悠远的地方，清代学者俞樾——也就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曾赋诗赞曰：“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
”在这里，遇到一座小墓，在青山之一角，百般寂寥，碑上写着“陈布雷先生之墓”几字。
突然想为这位先生写几个字。
陈布雷是民国最著名的师爷，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师爷。
他出生浙江慈溪耕读世家，那里地属宁绍，自古人文渊薮，明清期间，绍兴师爷行遍天下，便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谚语。
陈布雷岁入私塾，熟诵《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是科举废除前的“末代秀才”，青年时为史量才的《申报》撰稿，后任《商报》编辑部主任，因文笔犀利，视野开阔，颇为一时之重，有人甚至将之与《大公报》的一代主笔张季鸾并论，许之为“北张南陈”。
年，岁的他被浙江湖州人陈果夫推荐给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从此开始了长达年的鞍马追随，被后者视为“文胆”。
年月，陈在风雨飘摇中服毒自尽于南京，蒋送匾“当代完人”。
陈布雷性格温顺，内刚外柔，心绪缜密，下笔如铁，他追随蒋介石二十余载，日日比蒋睡得晚，每日清晨，当蒋睁开眼睛，他就已经安静地站在了帐外。
陈对蒋的尽忠，已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张道藩回忆，“（陈）对于党国大计，虽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
”这很象三国诸葛亮，虽明知道阿斗之不可扶，天下之不可得，却呕心佑之，六出祁山。
陈布雷与陈诚，二人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作为一个师爷，陈替主子的细密筹划已经到了生死度外的程度，他在自杀前写了十封遗书，分致亲人、上峰和朋类，其中在写给秘书金省吾的信中，连如何为自杀粉饰，不要给蒋公达成困扰的说词都已经预留好了——“我意不如直说‘某某（指他自己）八月以后，患极度神经衰弱症，白日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世艰，断不可因此举使反动派捏造谣言”。
为了防止“反动派”捏造谣言，自己不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捏造谣言，这也许是师爷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
陈一生洁身自好，算得上是真正的道德君子，他日日追随“领袖”，却从未动过以权谋私的念头，平日从不应酬社交，不入娱乐场所一步，日常饮食仅为蔬菜豆腐，据说有一个厨师擅自买了两斤甲鱼，被他认为“太浪费”而辞退了。
他见人必称“先生”、“兄”，彬彬有礼，谦恭有加，从来保持书生本色。
陈布雷如此忠心蒋介石，如果是甘之若饴倒也罢了。
而事实却是，他的内心却还脱不了一层无奈的挣扎。
尤其在晚年，内战惨烈，国民党一败涂地，参与所有机要谋划的陈布雷心力交瘁，最后只好以一死解脱，而他在此前数月的书信中却轻描淡写地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
蒋介石率众悼陈布雷，后排自左起分别为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
陈布雷的师爷人生，常常让人思量起中国文人的宿命与惰性。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某些人格特性，他们缺乏独立在历史中书写自我的勇气，往往需要傍依在一个利益集团上，以一种从属的身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而在内心，他们又往往不甘这样的角色。
对于主子，他们无法摆脱人格上的依附，而在价值观上则又与之有文化上的重大出入，对于自己，他们得意于实务上的操作和成就感，却又对这种极端的入世状态抱有缺憾。
千秋功名与田园理想胶着在一起，如一杯颜色虚幻、百味交集的烈酒，实在说不清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师爷是一种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
陈布雷的际遇总是让我想起这句古诗。
你读一部二十四史，创业帝王大多被描写得出身低微不堪――多是亭长、屠夫、兵卒、走贩之辈，个性刚毅狡捷，为人薄恩残忍，而身边往往有一些忠勇俱全、智谋无双的谋士，你常常会生发错觉：为什么后者总是那么甘心于俯首为臣，匍匐阶下？庙堂之上的那个暴烈者到底凭什么斜眼俯瞰天下书生？这样的情节看得多了，某一天你会猛地恍然，原来写史的人便也是一群书生！他们或许也跟我们一样，在万籁俱寂之际内心不甘却又无法摆脱自身的懦弱，只好在史书中曲笔撒气一二。
我只见到过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
那是年，在陈训慈的杭州寓所中，他坐
在一个硕大的旧藤椅中跟我断断续续地讲述，抗战期间他拼死护送《四库全书》进川避难的往事。
在他的身后挂着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四男一女五个青年，中间那个瘦脸长鼻的兄长就是陈布雷。
在访问的间歇，陈训慈淡淡地说他那个著名的大哥：“如果他活到今年的话，应该是刚足一百岁。
”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陈训慈也早过世多年。
江南莺飞草长，我在墓前驻足，前贤、故人都如浮云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