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轴心时代：创造者身体的自由

收稿日期：2015-04-27作者简介：张春楼（1973-），男，江苏沭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研究生；刘仲林（1948-），男，河北乐亭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轴心时代：创造者身体的自由[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5.09.013张春楼，刘仲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部，安徽 合肥 230026）摘要：人类肉体不断遭受践踏，身体中的创造力也被剥离，悲剧一次次上演。

瞩望新轴心时代，主旋律已是解放身体，释放创造潜能。

身体是创造智慧的载体与本根，大众生活与哲学追问都聚焦人的肉体。

再造传统，尊身优先，综合会通，融合成己、成物、成思，铸就创造新人性必然进入人类新视点。

关键词：创造者；身体异化；新轴心时代；再造传统；解放身体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5）09-0061-05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推动人类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等诸方面都高频更新。

伴随各种危机、矛盾和觉醒的接踵而至，新轴心时代已初见端倪。

人类面对各种危机，再次转向对身体自由的关注。

解放身体、激活创造力、释放创造潜能业已成为时代主旋律。

回望人类思想史，特别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之后的科技时代，人的思想发生大幅度异化，随之生命走向卑微、肉体惨遭沦落、人性倍受扭曲，创造主体也日渐虚伪。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凭借人文关怀、科技力量及后现代思潮的强烈冲击，开始间歇性地关照惨遭折磨的身体，聚合身体创造力的辐射。

然而，创造者的命运充满坎坷，创造之路崎岖不平，创造主体间的身体尊重也并非语言文字就能立竿见影。

如要实现创造者身体的最大化自由，就务必敦促创造者内圣外王，综合创新，再造传统，营造能与之共振的外部环境。

一、身体的遭遇与创造力的厄运关于剥夺身体自由、践踏肉体的案例司空见惯，轴心时代就已经纳入哲学家的视野。

从古至今，许多哲学家视身体、美德和智慧为人生最宝贵的三件事物。

遗憾的是至少自柏拉图之后，人类整体上看重的是美德、智慧、荣誉、地位和物质利益，而把身体置于对立面，并降至最为下贱的地位。

坚信“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建立了欲望说和感性论，但这些观念在当时就遭受了强烈的拒斥。

这一思想的命运恰恰印证了古希腊的唯心者歌颂和崇敬贵族精神，鄙薄充满创造力的身体。

鄙薄身体的思想与言行导致了精神的异化，也怂恿精神对肉体的诋毁与统治。

柏拉图把灵魂置于肉体的对立面，鄙薄包括生产思想的大脑在内的身体。

在他看来，“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直等上天解脱我们。

这样呢，我们脱离了肉体的愚昧，自身是纯洁的了，就能和纯洁的东西在一起，体会一切纯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求得真实了”[1]。

恰恰相反，“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他生活就会变得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和放荡不羁”[2]。

自此数千年来，凭借理性的招牌，以哲学、神学、科学为核心的学科群利用理性与非理性等多元方法制造出标准不一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肆无忌惮地把身体视为投资场所和索取对象，进而践踏鲜活的躯体。

在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神学高举上帝的旗号，奉行精神至上，蔑视科学，不择手段地扼杀人性，疯狂地征服人的肉体，毁灭创2015年第9期（总第243期）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9.2015（Cumulatively,No.243）造者的美梦，它“认为人世就是一切罪恶和丑陋的渊薮。

尤其是性，是人类面对圣洁的上帝必须克服的放肆本能和肮脏行为。

一切世俗人只有禁欲、弃绝肉身、脱胎换骨、获得再生，才可能看到天国。

为此，它虚构了一个原罪说来否定人的价值，用十诫来限制人的身体，用上帝之爱来剥夺人世之爱，以此达到辖制人性和用‘软刀子’杀人的目的”[3]。

与之相应，人类在“人吃人”的历史中沉默无语，在黑暗里苦苦煎熬，瞩望太阳的升起。

然而，欧洲文艺复兴的阳光并没有驱散包裹身体的重重烟霾，理性取代了上帝，创造者又被戴上新的枷锁。

身体遭受种类繁多的暴政的极端摧残，那些暴政动辄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施行酷刑和惨无人道的处决，中外史上都不乏真实纪录。

毁灭身体的暴政暴露出肉体与精神的错误对峙。

在暴政下，身体与权力不停地较量，文明与野蛮常常颠倒，创造与毁灭往往混淆。

米歇尔·福柯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见解：“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我一定打击的是诡计多端的灵魂而非朴实直白的肉体”[4]。

他的疾呼回应了法国思想家马布利的呐喊：人类犯罪。

如果精神与肉体果真二分，我们就没有惩罚肉体的必要，因为肉体只是在本能食色过程中享受快感，只有灵魂才是丑恶、卑鄙、伤天害理和无数灾难的无休止制造者。

但是，我们仍要考量灵魂与肉体的结构性关联。

身体遭受无休止的奴役，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此过程中创造力难以躲避厄运，当然也偶尔释放出苍白无力的抗拒力量。

近现代此起彼伏的科技革命渗透着科技与工业的互动，极大地释放了人类创造力，在创造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解放肉体、释放潜能、臻美人性，反而持续不断地重组新版“单向度的人”，制造道德与技能极度分裂的人格。

在高度物化的世界里，成物与成己的双链被撕裂，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流水线上的想象力早被阉割，否则将以肢体的伤残或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伴随“上帝之死”，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标准化、技术化、规训化以及商品化，人类批量地失去自我，从而物化为文明的工具和理性的靶子。

一批哲学家着力聚焦科技领域，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批判科学主义者都一一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胡塞尔直言：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海德格尔担心人类“无家可归”；马尔库塞害怕人生活在单向度的社会成为单向度的人；维特根斯坦深度感叹：这个世界没有几个人能配称为真正的人；福柯警示人们：我们已经被抛进“人之死和主体之死”的时代。

存在决定思维，正是身体的命运、创造力的境遇以及人性的残缺，倒逼人们的世界观开始凝练为经典式的哲学智慧，写进哲学史。

当我们抛开浮躁的心理，冷静地观照主体，发现狡诈、虚假、刁钻、冷漠、焦虑、沉沦、空洞、呆滞、被动的标签错落有致地张贴、镶嵌、覆盖和贯穿于麻木的肉体。

主体间的相互奴役，在互助式佩戴镣铐过程中得以实现。

创造主体的权利也在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的程序里惨遭剥夺，于是铁笼里鲜活的肉体渐渐失去自由、理性、欲望、感性、创造力以至本能。

如此摧残往往不放弃世界的每位人生过客，导致虚假的主体仅存强烈的物质欲望，让人们堕落为地地道道的战争武器、生产工具、消费机器、政治附庸、理性奴隶，或者印刷机、学习机、取款机、听话筒、性工具，使人完全处于丧家的流浪状态。

人类在重建的网络社会中无可奈何，交往的平等权利一度清零，就连野化或返璞归真的权利都丧失殆尽。

人类最为可悲的是津津乐道于作茧自缚，用自己的创造物桎梏自己的创造力。

交通工具解放双腿、便捷出行的初衷，因数以万计的交通事故和毒害身体的尾气大打折扣。

健身技艺、体育竞赛也因政治、经济因素的渗透持续异化，导致人们尊身意识淡薄、体育内涵蜕变、体育精神淡出。

两次世界大战是人间罕见的悲剧，人类批量地自相残杀，这是任何动物群体都无法企及的。

人类在战争中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诸如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长崎的蘑菇云等。

在那荼毒生灵的时代，“同异己者的互助，仍然只限于国家的范围之内。

针对外部的对立则采取相反的做法，在那里，每个公民都被要求尽爱国主义义务，要学会使用武器，必要时去杀人或被杀”[5]。

人类一直在比争赶超，一刻也没有停歇提高杀人的技术竞争。

人类在瞩望新轴心时代的来临，期盼在危机、矛盾的漩涡里觉醒，人们开始强烈地倡导和平，疾呼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解放身体、释放创造潜能。

然而，在个体理智、群体疯狂的人类面前常常难以自拔，这或许就是人类自戕式的创造，但这恰是创造力与肉体的剥离，更是中西文化、古今思想、科技与人文以及哲学理论与大众实践的结构性离散。

如要扭转创造力与身体的命运，就必须再造传统、解放身体、激发创造潜能。

二、身体的解放与创造力的激发新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多元、跨界与大众化。

雅斯贝尔斯主张的文化“轴心期”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阶段，那是静态的轴心。

我们不妨重温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许会得出“唯有当代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轴心时代”[6]，这样的轴心时代就是动态的时段。

冷静思量，当今“解放创造者身体”的哲学命题可以作为新轴心时代的一大核心问题。

思想者永远是人类前进道路上的先锋，但需要自由。

当理性压抑肉体，一批批哲学精英仍然挣脱枷锁，呼唤呐喊。

叔本华倡导以意志支配理性，尊重主体的生殖意志。

尼采在解放身体的意义上提出超人学说，凭借强烈的权力意志抨击奴役人类数千年的理性、文化、教育和科学，主张回归肉体，打破灵魂的总体性、理性的齐一性。

柏格森从生命冲动、生物创化和个体差异的视角发展尼采的身体理论，“保存着对自己身体现状的感觉”[7]，进而阐发生命体自身拥有一种生存本质和扩散自身的倾向性，通过纯粹的成长事实来创造不同的方向，展现生命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创造力。

德勒兹以身体顶替理性界定人，肯定身体之于人生的决定意义，认为真正的人就是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内部的人或作为生物体、劳动个体和言说主体的人，而绝非政治家、道德家或符号人。

罗兰·巴特直言：语言文字中埋藏的不是词语的意义，而是身体的快感。

换言之，人们对于文本的阅读是一种身体行为和快感游戏，是身体驱赶理性，而不是理性驱赶身体。

解构主义者福柯立足于身体理论来构造自己的社会学和谱系学，力图根除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的主宰地位，拒绝主体假设。

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悲喜剧都是围绕身体进行的谋划和展开的角逐。

这些哲学精英的思想冲击了遭受理性与权利绑架的灵魂，倒逼人们坚定意志、释放欲望与情感，重新审视科学与理性，甚至耗尽本能去挖掘创造力，找回身体中丢失的心性。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就是“我”的表象。

人实际上并不认识太阳、月亮，太阳永远是人眼睛中的太阳，地球也只是用手触摸中的地球，围绕着人的世界只是存在着的表象，一切表象无法离开生命主体器官的反应或梳理而独立存在。

他认为人的生殖意志倾其全力去鞭挞着人去繁殖，延续人类永久的生命。

叔本华坚信宇宙万物与人都具有意志，意志支配理性，驱逐假恶丑，决定真善美；人作为认识和行为的主体，其中心就在大脑和理智。

他认为任性的身体才会不断释放无尽的创造力[8]。

尼采主张权力意志，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叔本华的自在意志世界，认为人类仅能凭借具体活动认识现象世界，无法同实在本身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