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私盐

新史學十三卷二期二○○二年六月 45南宋的私鹽*梁庚堯**本文以南宋全國為範圍，探討當時的私鹽活動，重點在私鹽產銷及鹽寇活動對社會的衝擊。

文中指出南宋私鹽除來自境外者外，鹽戶的生產與官鹽遭到偷盜是兩個重要來源。

官府管制不嚴、鹽戶應得的收入遭到剋扣、私鹽商人以較高價錢收購等因素促成鹽戶生產私鹽，而鹽產技術的進步也使鹽戶生產私鹽的能力增進。

綱稍、腳子、胥吏等人偷盜官鹽，有時是為了自利，但也有時是為了應付官吏額外需索或運輸途中的生活問題而不得不然。

各種來源的私鹽銷售到市場上，使得官鹽銷路大減。

私鹽所以能在市場上與官鹽競爭，基本原因在於其價廉物美，此外，地理因素也不容忽視。

私鹽的運銷往往經歷層層轉販，首先是有人向鹽戶收購，以步擔或舟船運往各地。

公然違法的私鹽運輸活動，有些規模有限；也有些是有組織的行為，成群結隊，攜帶武器。

另外有些運銷者不敢如此明目張膽，而是運用各種手段以掩護其非法的行為。

私鹽運抵銷售地，尚須經過當地商人的轉銷，才能發售到消費者的手中。

這項過程多由地方上的牙人經手收貯，並且仲介轉銷。

私鹽以價格、品質取勝，應不難銷出，但也有按戶強制配銷的現象。

較大規模的私鹽運銷聚結千百人之眾，並攜帶武器，敢於抗拒官軍的追捕，甚至搶劫、殺害民眾或商旅，進一步則發展為盜賊，當政府的控制力較弱時，更易演成變亂。

因私鹽運銷發展而成的鹽寇，在南宋始終是政府的一大困擾。

當鹽寇動亂發生，民間所受到的傷害不僅來自寇盜的破壞，也來自官軍平亂時的濫殺。

總結而言，儘管食鹽在南宋由政府專賣，但是管制措施的效果顯然有其限度。

私鹽的生產*謹以此文紀念甫於去年十一月去世，精研宋代鹽業、城鎮、商品經濟及中國度量衡史的郭正忠教授(1937-2001)。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46 梁庚堯新史學十三卷二期與運銷在南宋不僅存在，而且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

政府為囂張的私鹽運銷活動煩惱不已，嚴加取締並未能使其消聲匿跡，有時反而激起鹽寇的動亂，嚴重地衝擊到一些地區的社會安寧。

關鍵詞：南宋 食鹽專賣 私鹽 盜賊 社會動亂一、前言所謂私鹽，是相對於官鹽而言，指在官府控制之外生產、運銷的食鹽。

私鹽問題所以會存在，並且引人關注，原因在於宋代食鹽由政府專賣，亦即宋人所說的「鹽榷」，而鹽榷收入是國家十分重要的財源。

為了保障此一重要財源，政府對於食鹽的生產與運銷均有嚴密的管制。

各種管制的制度，大體確立於北宋末年，而為南宋所承襲與推廣。

而私鹽的生產與運銷活動則企圖突破政府的管制，主要藉官鹽、私鹽兩者在價格與品質上的差距，在制度之外分取政府有意包攬的鹽利。

因此，要了解南宋的鹽業與鹽政，不能只著眼於在政府管制之下產銷的官鹽（在四川包含官鹽與引鹽）。

1南宋政府由於財政開支的增加，對於鹽利的倚仗比北宋更深，2雖然致力於控制食鹽的生產與運銷，1所謂官鹽，一般包含官府以官鬻與通商兩種方式專賣的食鹽，通商法在南宋一般稱為鈔法，所運之鹽亦稱鈔鹽。

而在南宋的四川，則產於官府經營的官井並主要由官府直接銷售者，稱為官鹽；產於民間經營的卓筒井而由商人向官府購引承銷者，稱為引鹽。

雖有官鹽與引鹽的分別，但兩者皆為專賣，只是方式不同，所以廣義來講，四川的引鹽也可以歸入與私鹽相對稱呼的官鹽。

四川官鹽與引鹽的分別見梁庚堯，〈南宋四川官鹽與地方財政〉，《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96），頁423-435。

2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頁695-701、705-709。

南宋的私鹽 47可是在能力上有其限度，此種限度隨時間、地域而有伸縮，卻始終存在。

而從事生產的鹽戶、私鹽運販者與消費的民眾，或由於生活的需要，或由於利益的誘引，也不斷在嘗試突破政府對食鹽產銷的強力控制。

政府食鹽產銷管制組織中，若干人員的不良素質與自利行為，則削弱了管制的效果，助長了私鹽的產銷活動。

於是在官鹽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私鹽在生產與流通。

私鹽與官鹽在市場上互相競爭，衝擊了政府對經濟活動控制的權力，削減了政府的財源，私鹽運銷甚至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股力量。

政府面對這些問題，為之困擾不已，而對應該如何處理，官員們也有不同的意見。

本文以南宋全國為範圍，探討當時的私鹽活動，重點在私鹽產銷及鹽寇活動對社會衝擊，至於財政所受的影響及政府對相關問題的處理則有待另文討論。

南宋官鹽有行銷區的劃分，福建、兩廣各食用本地所產海鹽、四川食用本地所產井鹽，其餘各路都行銷淮浙海鹽。

而私鹽運銷則有時會穿越不同的鹽區，甚至出入國境，因此有必要打破鹽區的分別，另作較為全面的探討。

對於南宋各鹽區官鹽的生產與運銷，筆者已曾分別討論，其中也涉及各區的私鹽，究竟仍未深入，而各鹽區的私鹽問題也有一些共通之處值得注意。

學界以往對於南宋私鹽雖亦有所討論，但大多僅作為整個宋代私鹽問題的一部分，難免會有較為簡略的情形，而尚可作進一步的發揮；3至於專論南宋者，則3相關作品如林伯羽師，〈宋代鹽榷〉，收入《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1967，「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2輯第2冊），頁33-38。

佐伯富，《中國鹽政史の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頁262-292。

史繼剛，〈兩宋對私鹽的防範〉，《中國史研究》 1990.2: 9-20；史繼剛，〈宋代私鹽的來源及其運銷方式〉，《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1: 139-142；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330-347。

48 梁庚堯新史學十三卷二期在問題的處理上又有所侷限。

4本文希望能在學界已有的基礎上，對此一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而有所補充。

二、私鹽的來源運銷於南宋國內的私鹽，除來自北方境外金國的解池、淮北沿海及南方境外的交趾者外，5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鹽戶私自生產，一是官鹽遭到偷盜，以下分別討論。

南宋的鹽產主要是海鹽與井鹽。

以海鹽私產來說，海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東南沿海及島嶼海岸線甚長，在官設鹽場之外從事鹽業生產，非南宋政府所能完全控制。

這種情形，政府早有察覺。

《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會要》）〈食貨二六．鹽法篇〉紹興二年(1132)閏四月二十五日」條載都省言：知明州定海縣蓋大淵申，本縣係是瀕海魚鹽之地，管下丘崇、靈巖、太丘、海宴四鄉，周迴各邊大海，泥土極鹹，官拘留產稅，其逐處人戶不務農作，久來在上占據煎鹽，私自賣與客人，若許置場措置，實為利便。

4相關作品如吉田寅，〈南宋の鹽業經營──生產面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不昧堂書店，1956，「東洋史學論集」第五上），頁71-137；吉田寅，〈南宋の私鹽統制について──慶元條法事類．榷禁門を中心として〉，《山崎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集》（東京：山崎先生退官紀念会，1967），頁501-513；曾一民，〈南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島民作亂始末考〉，《珠海學報》 11 (1980): 145-167；湯開建，〈宋代香港地區的鹽業生產及鹽的走私〉，《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7.2 (1995): 53-60、82。

5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頁333-334。

南宋的私鹽 49此一建議當時未為朝廷所接受，但已說明在鹽場之外也有鹽民以煎鹽為生。

約在同時，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已自行將明州象山、定海、鄞縣三縣沿海的這類鹽民，拘充亭戶。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卷六○，「紹興二年十一月乙丑」條：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

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榷其鹽，歲為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

事既行，乃言於上。

這些原本在官府管控之外的鹽民，有些是租借鹻地來私煎的貧民，一向以此為業。

6鹽民共有四百六十餘家，所產海鹽多達二百零九萬斤。

雖然後來朝廷經過調查，於次年同意在象山縣置場，然而未新設鹽場的定海、鄞縣的上述鹽民，他們所煎煮的海鹽顯然仍未收入官鹽之內。

紹興三年(1133)刑部有關私販茶鹽人刑名的上言中，述及「所有亭戶與非亭戶煎鹽與私販軍人聚集般販」（《會要．食貨二六．鹽法篇》，「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條），也很清楚地指出煎煮私鹽者有非亭戶在內。

從南宋初年以來，淮浙、福建、廣南沿海有些鹽場增設，或是擴大規模，也有些鹽場停廢。

7鹽場新設或擴充時，很可能有一些原在官府管控之外的鹽民進入鹽場成為亭戶；鹽場停廢後，則原來的亭戶也很可能6《會要．食貨二六．鹽法篇》，「紹興三年三月七日」條，載提領榷貨務都茶場言：「浙東提舉茶鹽王然申，……象山縣抄劄到私煎鹽業人戶內，有貧乏自來租賃鹻地私煎之人。

」7梁庚堯，〈南宋的淮浙鹽場〉，《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007-1046；梁庚堯，〈南宋福建的鹽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17 (1992/12): 189-241；梁庚堯，〈南宋廣南的鹽政〉（上）、（中）、（下），《大陸雜誌》 88.1 (1994/01): 7-19、88.2 (1994/02) : 14-27、88.3 (1994/03): 15-27。

50 梁庚堯新史學十三卷二期流為煎煮私鹽的鹽民。

鹽場亭戶之外的鹽民，在南宋晚期稱為鍋戶，數量較以往大增，蔓延於諸鹽場邊緣，所產鹽稱為浮鹽或散鹽，也成為政府收購的對象。

8海鹽之外，四川的鹽井亦不盡在官府的控制之中。

北宋中葉以來，由於鑿井與汲鹵技術的進步，在官府經營的大井之外，民間以省力的方式私鑿了數量頗多的卓筒井（小井），生產井鹽，其中許多卓筒井並未向官府認納課利。

紹興二年趙開在四川推行引鹽法，目的就是要將民間私鑿的卓筒井也納入官府的控制。

但由於卓筒井洞口小，容易掩藏，要想完全控制恐仍不易。

尤其是在南宋中葉，引鹽法施行逐漸發生弊端，井戶的境遇逐漸惡化。

井戶既承擔不起官府所立的鹽課虛額，又必須負擔鹽商轉嫁的鹽引錢，於是有許多井戶棄井逃亡，另鑿私井生產私鹽以謀生。

紹熙三年(1192)之後，四川總領楊輔為整飭引鹽法而封閉民間私鑿的卓筒新井，達二千餘處之多。

9私鹽生產不僅存在於官府管制的鹽場、鹽井之外，即使是在官府管制之下的鹽民，也從事私鹽的生產。

這種情形，在淮浙、閩、廣的鹽場中至為明顯。

以淮浙鹽場為例，亭戶約二十家公用一灶，按排定順序從事煎鹽。

政府規定好火伏盤數，一灶煎一晝夜為一伏火，起火、住火，灶甲頭都必須登記申報。

每灶每晝夜煎鹽六盤，在南宋前期產鹽一千七百斤至一千八百斤，由政府盡數收購。

政府收購亭戶所產鹽，也有一定的數額，但是在規定的正額鹽之外，從南宋初年以來，政府又向亭戶收購額外的浮鹽，而且所支付浮鹽的鹽本錢要比正鹽來8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頁89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