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时间

廖保平：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是怎样流失的时间很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卖国贼，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可有趣的是，袁世凯执政的合法性，从法理角度却是“无懈可击”的。

这里所说的执政合法性当然是权力的合法性。

民主制下，权力来源于民授，通过选举这样的合法程序，人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力给执政者，而让执政者获得执政的合法性。

僭主制不同于以上两者，执政者不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权力，而是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是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

偶像化或是神化执政者在强权之下可以获得民众的膜拜，但未必说明其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这可能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被认同”，并不具有公信力。

一旦强权松动，民众就会离心，而统治集团内部也会众叛亲离，就会面临解体之危险，也正因为它不具有合法性，执政者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

按此分类，袁世凯是在民主制下，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权力，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

袁世凯执政合法性如何建立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全国大总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1789年）在纽约宣誓当总统。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与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样。

不管袁世凯是不是在国会选举他们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时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团”去包围国会，给议员施加压力等，谁也不能否定袁世凯是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正是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这就是袁世凯执政合法性之所在。

如果我们把执政合法性广泛一点看，袁世凯权力的合法性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社会的转型历史性课题，且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和人民呼唤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

所以，辛亥年之后，确实应该把政治权力委托给那些有道德力、智识力、有组织力的领导者去管理，袁世凯无疑是最佳人选。

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议之中，南方革命党就主张，袁世凯反正之后，推他当新政权的大总统。

当时包括英美等列强，也认为袁世凯是执掌中国的不二人选。

在袁世凯着手组织北京政府之际，他获得了列强的贷款支持，而孙中山四处求贷却无门，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强的态度。

立宪派大多支持袁世凯更不在话下。

袁世凯本身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在读史过程之中，除了发现他对权力特别偏好之外，并不十分贪财，在领袖级政客这个层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质、操守、见识是比较好的。

他能多为各方势力所认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乱，回归稳定。

他能从一个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为北洋军阀的一号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其过人之处。

最为重要的是，在仍然无法摆脱枪杆子说话的时代，袁世凯的枪杆子最强，统治权旁落他手，也符合历史逻辑。

因此，虽然，革命党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袁世凯成就了临门一脚之功，所有的荣誉都加身于他。

有人心里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谁能否定逼退清帝的盖世之功。

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每次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血雨腥风、无数人头落地，不管袁世凯抱着怎样的个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谈，逼迫清帝退位，不费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牺牲，实现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

为此，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

如此看，袁世凯确实有缔造共和之伟功，也无怪乎，在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

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比孙中山还要享受盛誉。

可惜袁世凯自毁长城，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再地损耗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他的统治合法性流失殆尽之时，也正是他穷途末路之时。

推毁共和，一步步地丧失合法性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至少在名义上将共和制的招牌挂在了政府的城门上，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由于被西方坚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从对简单的西方技术层面的服膺和学习，到政治制度层面的服膺和学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我们不能说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基层民众那里深深扎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阶层，已经有了大体的共识，而且把中国腐朽落后的根源归结为没有实行宪政，没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宪式的民主。

即便是像袁世凯以及他的继承者这样的军阀武夫，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在当时，进化论是尚方宝剑，西方的制度代表着潮流，意味着先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他们所清楚的。

所以，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不了解代议制度，不代表他们可以不理会。

他们也曾希望拿来尝试一下，让中国强盛起来，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执政之下，国家衰落不堪，自己脸上无光。

当一种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进，它就容易获得独占鳌头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会被视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为反动，从而丧失合法性。

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政争不断，战争频繁，也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复辟非常不容易，甚至连退半步，搞君主立宪也非常难，这正像梁启超所说，君主立宪是一面镜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镜难圆了。

可见进化论在那个时代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

袁世凯的统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过程中丧失掉的。

袁世凯反民主破坏宪政的行为有很多。

最为核心的，一个是废毁宪法，一个是解散国会，一个是打击政党。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则主权在于全体国民，现在经袁氏垄断，变为袁氏一这姓一家所有，则袁世凯这个民选的总统已不合法。

中华民国仍然是共和制国家，但与之匹配的宪法、国会、政党要么消亡，要么名存实亡，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凯这个总统就是个假总统，是非法的。

再有，袁世凯此时毕竟不是皇帝，也没有世俗的认可，他没有权利将国家主权变为一姓一家之产，这又是不合法。

总之，其执政合法性经过自己一番捣腾，已荡然无存。

签订“二十一条”，道德面孔被描黑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双方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中国近代历史上，凡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人，都没有得到好名声，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也不例外。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也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当然也是中国的一大耻辱。

对于日本的横蛮，袁世凯显然无力抵抗。

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48小时。

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情况下，袁世凯只好“顾全大局”，权衡利弊，用软磨硬泡的办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国最大的条款去除。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签定的《中日新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他称帝而甘愿出卖国权，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亲英美的人，与日本素来有仇，他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凯一贯主张联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对他，他对日本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如果袁世凯真的要出卖国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日本要求中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时，袁世凯就没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

袁世凯死前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自认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劲敌，自己的离去，使日本在中国少了一个绊脚石，这多少说明袁世凯对日本并没有那么的亲善。

不管袁世凯在这次危机中立场如何，以及进行了多少个人的努力，有一点是他无可推卸的，那就是这样的奇耻大辱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的。

而国耻面前，国人的沉痛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货运动、救国储金运动，断指血书的都有，坚决反对与日本签约，对政府和袁世凯提出严厉质问，甚至极尽咒骂也是理所当然。

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可想一般人对袁世凯的悲痛心情与对袁世凯的失望和愤恨。

客观公平地讲，弱国无外交，袁世凯在他那个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尽己所能与列强周旋，减少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损失。

应该说，袁世凯处理得还算体面，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鸡蛋碰石头。

我们客观理性地想，换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个位置，都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

得承认一点的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毕竟挂着共和的招牌，新闻相对自由，骂袁世凯骂得特别的多而狠，尤其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正对袁发动舆论攻势，称袁氏政府为“恶劣政府”，落下卖国贼的骂名，并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合法性并不稀奇，要是换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谁敢骂，不要命了就骂。

但是当时这一骂，让袁世凯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到后来，袁世凯这张道德脸谱是越画越不成样子，新账旧账一起算上去，说他背叛光绪皇帝和维新派，是个骗子，说他背叛清室，是个乱臣，说他背叛了共和，是个贼子，说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是窃国大盗，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说他掌握强大军事力量，是军阀，说他登基做皇帝，是复辟先锋……总之，袁世凯从一个逼清帝逊位的“能臣”退化成终于自立为帝而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奸雄”。

如此一个在道德上无一可取之人，哪里还有执政合法性。

好在，历史被不断地还原，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

当然，袁世凯似乎还没有学会将“丧事办成喜事”的手腕，没有尽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点”。

他自称签订“二十一条”，还自认是奇耻大辱。

来源:长城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