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地区汉晋移民

1 峡江地区汉代移民初步研究 内容摘要：由于三峡大坝的建设，峡江地区发现大量的汉唐时期遗址，遗址的增加表明此时峡江地区人口也有大幅的增加，再结合文献上所记载的人口增长，本文认为汉代峡江地区大批移民徙入，移民的徙入和峡江地区的交通、盐业发展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峡江 汉代 移民 盐业

三峡河段以峡谷栉比而闻名，故宜宾至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又称为峡江1，此段沿江及其支流地区便称为峡江地区。本文所指的峡江地区范围较小，仅

包括重庆以东、西陵峡以西地区。将地理范围仅限于此段，一方面是受到考古资料的限制，由于葛洲坝、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的修建，重庆以东发现较多的汉墓，而重庆以西较少，另一方面是此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人文气氛，《华阳国志·巴志》中论述分巴郡理由之一就是：“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性情不同。”2可见重庆以东地区的风俗习惯与重庆以西的地方存在着差异，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文化区域。 为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峡江地区发现大量汉唐时期墓葬和遗址，为我们重新了解古代峡江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也更新了我们对峡江地区汉代移民研究的认识。 目前对于峡江地区的移民研究，一种是根据文献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未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葛剑雄先生认为秦、西汉初年大批移民进入四川盆地，移民的身份多为平民、灾民、罪民，其主要迁入地为川西地区，此后至东汉末少有官方主持的大规模移民3。郭声波先生进一步认为，秦代移民向东未超过涪江和沱江中游，基本上分布于蜀郡范围内，4郑维宽先生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几乎没有汉人的迁入。5另一种以考古资料为主，认为汉代三峡地区人文聚落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汉民人文大规模入迁6。

1 郑霖：《川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62页。 2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依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同） 3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54－259页。

4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4页。 5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65页。 6 钟礼强、吴春明：《三峡地区早期汉民人文聚落成长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高蒙河也有相似的观点，见《万州聚落：考古地理学的时间与思考》，《2003年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笔者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材料认为汉代峡江地区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不过这批移民以自发的形式进入，缺乏正式的官方记载，所以造成今天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证明了汉代峡江地区人口剧增。 峡江地区汉代遗址急剧增多。钟礼强、吴春明二先生对万州区武陵、朝阳三十八处汉唐居址、墓地调查研究表明，汉代以来此处遗址较先秦时期有了大幅扩展，体现了此处早期汉民的大规模徙入1。高蒙河先生对万州发现的各个时期遗址进行了统计，发现先秦遗址的仅有十九处，秦汉遗址的有九十处，激增了近五倍，其中大部分为新开辟遗址2。潘碧华对云阳的聚落进行了讨论，发现先秦遗址（包括旧、新石器时代）共有14处，至秦汉时期区遗址、聚落激增35处。3其实不仅是万州，峡江各个地区均是如此，据1993－1995年的调查结果，库区发现了数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近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商周遗址，而汉至六朝的遗址却有四百六十余处，4远远多于以前发现遗址的总和。遗址大规模的增加，说明了此时期人口大幅度增加。 史书也明确记载了汉代峡江地区人口的增长。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巴郡“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到了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5 ，短短一百多年，户数增长一倍，人口增长三十多万，人口与户数增长的比例不太符合，这可能和东汉中晚期地主豪强隐匿人口有关。至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人口又有增长，“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6十余年间户数又增长十几万，人口增长近八十万，这次户数与人口比例相对合

理，较《后汉书》中数字准确些，表明东汉中后期峡江地区人口仍在持续不断的增长，这也成为东汉分郡之议的重要理由7。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显然不是自然繁衍的结果，增长的大部分应为外来移民。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汉代峡江地区有大规模的移民徙入。 这些移民主要是中原和川西的汉民，其迁最主要的徙路线是先从中原进入川西，然后向东进入峡江地区。秦灭巴蜀后至汉初，中原汉民大量进入川西，文献记载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有两例，“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1 钟礼强、吴春明：《三峡地区早期汉民人文聚落成长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 2 高蒙河：《万州聚落：考古地理学的时间与思考》，《2003年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潘碧华：《重庆云阳地区古代聚落演变初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俞伟超：《三峡地区的古文化》，《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5 《后汉书·郡国五》 6 《华阳国志·巴志》 7 《华阳国志·巴志》 3

1，汉初，关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

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除大规模官方主持的移民外，小规模的移民也持续不断入川。“秦法，有罪迁移之于蜀汉”2，“诸嫪毐舍人”就是这样被迁入蜀地的3，西汉初沿袭了这一政策。除了流放罪人，还有迁俘虏与豪强、自发移民等多种方式4。秦、汉之初四川地区的中原民众相当多，周赧王时一次徙民万家，如以一家五口计算的话就是五万人，汉初就食蜀地的人数也很多，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移民，入川移民的总数肯定不少。这些移民最初一般迁入政府指定地，并不一定适合生存，经过一段时间的居住、发展，可能会自发寻找更合适的居住地。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墓门门枋文字石刻两块，其右枋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氏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5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吕后族人因罪原被徙到汶山，石刻却是发现于成都郊区汉墓中，说明吕族后人已经迁徙到成都附近地区。成都郫县发现的王孝渊墓碑也表明了同一现象，王孝渊之先原为关东豪杰，被徙“汶山之阳”，至孝渊时已迁居成都附近6。这两处碑刻足以说明，秦至汉初的部分移民进入四川后为寻找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继续迁移。 这些移民既有可能迁移到“巴蜀文化区域内的主要城邑，”7也有可能迁居到峡江地区。近日吉林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中发现一块碑刻（图一），隶书碑文，分四段，前两段谈到其祖上迁徙的事情：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笔者注）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图一 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 先人伯 ，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怅，龟车留 ，家于梓潼，

1 《华阳国志·蜀志》 2 《汉书·高帝纪》 3 《史记·吕不韦列传》 4 具体请参考罗二虎先生《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三章，天地出版社，2000年。 5 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107页。 6 谢雁翎：《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7 霍巍：《西南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节选自《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4

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 末款为：嘉平二年（公元173年－笔者注）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宇伯宁，为景君刊斯铭兮。1 此碑对于研究汉代四川的移民有重要帮助。据碑文景云祖上为楚人，随汉高祖刘邦起兵而迁诸关东，后迁居梓潼，东汉中期景云迁至峡江为朐忍县令，其迁徙路线正和上文推测一致，当然景云是否定居此处还不能确定，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早先川西地区的移民确有部分到了峡江地区，据末款可知，近70年后，又有一位县令来自于梓潼，并为景云立碑。这两人都是一县之主，所以才会给今天的研究留下线索，但更多来自川西的下层移民已经无从考证。 移民以汉人为主。汉代的遗址和墓葬绝大部分反映了典型的汉文化，是汉民徙入的最好说明。移民大多是来自汉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峡江地区与中原的直接通道不多，道路艰难，而秦汉时期蜀地与关中的诸多道路得以开通，所以很多移民先来到川西，然后再顺江而下来至峡江地区。蓝勇先生对两汉四川郡守籍贯做过统计2，其中巴郡太守主要是来自中原和川西地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峡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源于中原和川西地区。 东汉末三国四川移民来源方向有了变化，东来移民成为主流。初平三年（192年）“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3以后刘刘备入蜀时又带入大量的南阳、荆州人士。葛剑雄先生根据《三国志》对迁蜀人物进行了统计，发现迁蜀人员主要来自南阳、荆州。4其中部分移民有可能进入峡江，因为这两次移民入蜀都是通过长江水道。 西晋以后，流民入川5，引僚入蜀6，原居民迁出7，峡江地区为少数民族所占占据8。 通过对峡江地区汉晋移民情况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秦灭巴蜀之后，四川盆地以迁入移民为主，而且迁入的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原人士，所以峡江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形成，至东汉以后汉民剧增，此处的汉文化发展到鼎盛。东汉末蜀汉，东来移民增多，此时长江中游地区对于峡江地区的影响逐步增加。

1 原文摘自王洪峰：《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发掘获新突破》，《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15日1版，部分文字释读参考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 年1期。 2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22－23页。 3 《后汉书·刘焉列传》 4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74－276页。 5 《晋书·李特载记》：“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后“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6[宋]郭允蹈：《蜀鉴》卷4引梁朝李膺《益州记》：“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人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 7 《晋书·王澄传》：“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 8 《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蛮传》：“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