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其毛都口岸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

甘其毛都口岸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甘其毛都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镇境内，中蒙边境线703号界标附近，地理座标为北纬42°23′30″－42°24′26″，东径107°35′52″－107°35′04″之间，与蒙古国南戈壁省汉博格德县嘎顺苏海图口岸相对应。

甘其毛都口岸历史源远流长，据考证，其发展初始与军事需求密切相关。

地处乌拉特草原的乌拉特中旗，历史上即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及部落内部疆界割据不断的重要地区，由于邻近河套平原，2000多年来，乌拉特草原一直随着农耕文明在北部疆域的进退而呈兴衰之势。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通道路也因军事、经济和交通工具之需要而不断变迁。

中原地区与蒙古等北方民族地区交通道路的形成，主要起因于军事的需要。

据有关资料记载，康熙34年（1695年），清军分三路征噶尔丹，其西路的两路军，一路从归化城出发，越大青山，过内外蒙古边界察汉虾蟆（今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渡戈壁，然后同路走外蒙古，到土拉河流域上游昭莫多，大败噶尔丹。

可见，这条道路首先就是一条军事用途的道路。

从地理位置和地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筹集军事所需粮草最便捷的国内通道，就是位于当时清政府所在的京都西北方向的张家口、杀虎口等北向通道。

军用粮草经张家口、杀虎口，然后过漠南蒙古，入漠北地区。

当时主要以马、驼为运输工具的大队人马既可沿阿尔泰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谷地行道，深入到当时的漠西北要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又可长驱直入，到达漠北的中心库伦及周边地区。

晋商的介入，是最终形成旅蒙商道的决定性因素。

明朝中期，漠南蒙古各部既与明朝政府有以布帛易马的正式“互市”约定，也有不公开的“民市”商业活动。

清朝许多大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晋商的参与和协助。

如入疆平叛，数次北平噶尔丹，稳定喀尔喀部族等，在后勤保障上都依托晋商强大的资金和物资支持。

据有关资料介绍，清军征噶尔丹时，因国库空虚，不敷军用，请晋商垫付粮草，待后以岁银偿还，同时委托晋商采购并随军运输。

在第一次北征时，沿途各盟、旗即提出购留部分物资以为自用，但碍于军纪，晋商并不敢擅自外卖。

第二次征伐时，晋商己有意多运输部分物资，在征得默许后，沿途贩卖，获利颇丰。

这就为以后战事平息后组织对漠北各盟、旗的商品买卖获得了宝贵的市场信息和经验。

实际上，从1645年到1691年的46年间，山西的“八大皇商”一直垄断着对俄蒙的贸易，只不过当时主要是以“互市”的形式在固定的地点进行交易。

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政府始允更多汉商进入草原经商，才打破了“八大皇商”依托与清政府的官商关系垄断对俄蒙贸易的局面。

从此，东起科尔沁，西至新疆，中原与东、西、南、北蒙古各盟旗（包括对俄）均展开更广泛的贸易活动。

经过多年的行走，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多条商贸通道。

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从北京出发，经多伦—东乌旗的乌里雅苏台—外蒙古；二是经张家口—商都—二连浩特—乌兰巴托（军台路）；三是经张家口—四子王旗—满都拉—外蒙古；四是经太原—杀虎口—呼和浩特—满都拉—外蒙古；五是经呼和浩特—包头—乌布浪口(乌镇)—甘其毛都—外蒙古；六是经呼和浩特—包头—小佘太—石哈河—乌兰—甘其毛都（山后台路）—外蒙古；七是经呼和浩特—百灵庙—桑根达来—川井—阿拉善—新疆（北台路）—外蒙古；七是经乌布浪口—阿贵庙—阿拉善—新疆—外蒙古。

以上这些通道，均俗称军台路或台路。

另外，有些商行因依托地方的各种保护关系不同，还开辟了更多的行商通道，如我市经狼山口—巴格毛都—外蒙古的通道等。

对蒙行商通道，除得益于强大的国家机器首先开辟以外，以晋商为主的商人们利用与清政府行官商之便的经验，以利益为纽带，与沿途的各盟、旗贵族结成了共同体，充分利用朝廷驿站、王爷府衙门补给保护之便，铸成了从1551年到1929年中俄商贸停止，长达377年的中蒙俄行商的历史。

其中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乌布浪口(乌布勒格山口)—川井—甘其毛都—外蒙古(现蒙古国)南戈壁省的东西大通道，前往西部、北部，即是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

其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记载为：“河套地区经百年的开垦，农业较为发达，可以提供商贸所需的粮食、饲料”。

所以，商人在贩运内地日用品的同时，就近组织蒙民及商队所需的粮食饲料，价格便宜、运输成本更低。

例如西征新疆、宁夏的清军，都在河套地区驻扎开设商号，以储备军需粮草。

民国15年，冯玉祥将军率部从乌兰巴托经甘其毛都回五原、即驻扎于我旗（原五原县）乌镇南老营盘筹集粮草。

1917年，皖系军阀手下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部在五原设军运处，对外称汇源公司，专做对蒙贸易，并派大量士兵修整五原至甘其毛都道路，达到能通大车、汽车，并修整乌兰巴托南戈壁沙漠之道路。

中间一段沙漠地区用骆驼运输。

到1920年春节前，仅二年时间，获利达200万元之巨。

据五原县志和乌拉特中旗文史资料记载，从康熙年间起，专做对蒙贸易的我旗商号开始兴盛起来，最早的“万和长”在今德岭山镇任二明圪旦开设，到同治年间又有“隆兴长”在五原开店做蒙古买卖，到清末形成了以大佘太为中心的对蒙商业集散地，民国二年(1913年)五原置县、乌兰脑包建镇后，又逐渐转移到乌兰脑包镇，简称乌镇，“同心公”等大字号林立乌镇。

民国十三年(1924年)，仅“广生西”一家就盈银十几万两。

当时，乌镇商业财产约白银千万两之多。

乌镇对蒙买卖一般是春天上路，在漠北蒙古国境内除沿途买卖外，主要是到代庆公召庙、大库仑、蒙俄边界的恰克图，也有到蒙古西境的科布多等处的，进行以易货为主的商品交换。

据记载，乌镇每年仅炒米一项，年加工量就达几十万担（每担100斤），每年春季出发的驼队，成群结队，一路上的铃声不绝于耳，而经乌布勒格口、海流图、甘其毛都入漠北蒙古国境内，就成为旅蒙商的必经之路。

1918年，随着“大成张库运输公司”开通张家口至库伦（乌兰巴托）的公路运输，以驼队运输为主的各地旅蒙商经营活动的范围就受到限制，逐渐缩小。

192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23年，蒙古边境正式设卡，商路开始受阻，虽然让商人过路，但需有证明并照像方可，俄国人把持关口后，开始纳过境关税，如1匹马纳白银4辆，1张皮子1两，人员出境费银币6元。

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俄国人在外蒙古大量成立商贸公司后，旅蒙商因无利可图，转而只做内蒙古牧区的生意，甘其毛都商道从此就逐渐寂静了下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使我国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三中全会精神尤如一缕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也吹到了乌拉特草原深处，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相邻的蒙古国的开放，是摆在当时的巴彦淖尔盟盟委行署和乌拉特中旗旗委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盟、旗两级领导也充分认识到，在甘其毛都这个历史悠久的通商通道开通对蒙口岸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发展经济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分别组成相关的工作班子，确定目标，在申报、审批等争取开通口岸方面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期间虽然有主要领导的调整，但盟、旗两级党委政府目标不变，一任接着一任跑，一届接着一届干，争取甘其毛都口岸的早日开通。

另外随着中蒙两国人民贸易往来逐渐增多，中蒙合作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建立中蒙贸易往来通道是大势所趋，同时甘其毛都几百年来作为中蒙边民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在蒙古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在甘其毛都建立口岸已成必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9年12月20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甘其毛都为中蒙边境贸易的临时过货点，1990年2月23日甘其毛都口岸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实现了首次过货，由于当时基础设施尚末开始建设，邀请呼和浩特海关、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和盟、旗两级工作人员只能在临时搭建的蒙古包中进行办公。

当时进口货物主要以皮张、绒毛、肉食品等畜产品为主，出口货物主要以日用品为主，穿着蒙古袍、蒙古皮靴的蒙古国客人大量购物成为口岸和海流图镇一道新的风景线。

至此，寂静了近65年的商贸通道重新恢复了通商。

1992年6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甘其毛都为国家陆路一类季节性双边口岸，每年的1月、4月、7月、10月的1－15日开放，并于1992年7月正式进行首次季节性开关。

当时口岸归原巴彦淖尔盟直接管理，但乌拉特中旗旗委政府为配合盟委行署作好口岸通关工作，1991年就筹建起了乌拉特中旗口岸办公室和外事办公室，1991年9月口岸办和外事办合署办公，协助原巴彦淖尔盟行署外事办开展工作。

当时外事口岸办归口政府办公室，由时任政府办主任格日乐甲木兼任外事口岸办主任。

1993年3月，外事口岸办改为口岸管理服务公司，归口经贸委，1993年12月，旗人民政府以政发（1993）339号文件正式成立乌拉特中旗外事办公室和乌拉特中旗口岸办公室，正科级建制，事业性质，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归口政府办。

外事口岸办历任主任有乌力吉桑、巴音都仁、赵英，历任副主任有郝建国、阿拉格岱、周志华。

1994年3月，原巴彦淖尔盟行署将口岸的行政管理权下放给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

随着中蒙贸易的发展，口岸开放时间于1995年7月由每季度开关15天改为20天，贸易形式主要是中蒙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当时进口皮张、绒毛、肉类因蒙古国疫情严重被禁止，疲旧金属占大多数，还有部分苁蓉、戈壁石，出口货物增加了家用电器、水泥、钢材等物品。

2002年4月，外事口岸办更名为口岸服务中心，隶属对外开放局。

口岸服务中心历任主任有赵英、朝格达来，历任副主任有石宝、徐文德、杜永峰、达来，其中赵毕力贡任过支部书记。

随着中蒙贸易和交往的不断加强，我们对蒙方的矿产资源也有了许多了解。

与甘其毛都口岸相邻的蒙古国南戈壁省,有丰富的煤、铜、铅、锌、铁、芒硝、水晶、莹石等矿产资源，特别是煤、铜资源储量丰富，且易开采。

蒙古国南戈壁省总面积60％以上的地下都有煤炭资源，已探明煤储量530亿吨。

南戈壁省的塔本陶勒盖煤田距甘其毛都口岸西北190公里煤炭储藏面积400平方公里，探明储量64亿吨(其中主焦煤18.8亿吨)，该煤田主焦煤属优质炼焦用煤，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紧缺煤种，煤田可露天开采。

蒙古国南隔壁省的奥云陶勒盖铜矿距甘其毛都口岸西北70公里，探明铜储量2540万吨，黄金1028吨，银5144吨，钼8.16万吨，铁27亿吨，初步探明是亚洲最大的铜矿，名列世界第4位，该铜矿平均品位0.63％，最高品位4％，因此，蒙古国南戈壁省堪称中国脊背上的“聚宝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南戈壁省已成为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等国竞相开发的热点。

由于蒙古国地处内陆，南戈壁省位于蒙古国南部，塔本陶勒盖煤田和奥云陶勒盖铜矿两大矿区缺乏水、电等必要的工业条件，在蒙境内无法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增值，资源输出是唯一的经济增长路径，蒙古国煤铜等资源输入到我国境内加工则是运距最短、最经济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