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背后的博弈

全球变暖背后的博弈
作者：沈立
来源：《环境》2015年第12期
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并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自身发展高端服务业之时，突然竖起环保大旗把主要依靠资源出口和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摆上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桌，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和非议亦无可厚非。

2015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开幕，全球变暖的话题又一次引来热议——“地球在变暖”这一结论靠谱吗？为何每一届气候变化大会都难逃一翻唇枪舌战？这当中涉及了哪些国与国间的利益转化？
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
由来自144个国家的地球学家组成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在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再次强调：人类活动是过去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是过去140年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地表温度平均升高大约0.8摄氏度的最重要原因。

森林砍伐、城市化和颗粒污染将导致人类依赖化石燃料的趋势继续下去，将对全球温度造成复杂的地域性、季节性和长期影响——“人类应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遏制这种趋势，同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

”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结论，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相对肯定的态度。

然而事实上，对于这一论断选择保留意见，甚至表示质疑的声音亦长期存在。

早在2007年，由英国电视导演马丁·德肯执导的纪录片《全球变暖大骗局》就指出： 1940年至1975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断上升，但气温却连续30多年下降，可见二氧化碳和气温上升没有直接关系。

中世纪温暖期的气温比2007年高，但在那个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现在要低得多；人类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约65亿吨，但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达1300亿吨。

可见人类活动对气温的影响是很小的。

无独有偶，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发生的“气候门”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电子邮件服务器被一名黑客入侵，上千封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在过去13年里通过邮件交流的记录遭到窃取，并被公诸于众。

在一封被公布的电子邮件里，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的主任菲尔·琼斯写道，在编辑新的数据时，他将实际气温数据添加到过去20年里的系列中的工作，同时还有对1961年以来气温下降趋势的隐瞒。

而菲尔·琼斯正是IPCC（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负责全球气象数据整理的关键人物。

更有业内专家曾质疑，美欧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于遏制“金砖四国”的发展上具有共同利益，而在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并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自身发展高端服务业之时，突然竖起环保大旗把主要依靠资源出口和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摆上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桌，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和非议亦无可厚非。

从京都议定书到德班平台
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机构公布其统计数据，试图论证温室气体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关联。

然而，不少国家对此“并不买账”，更有甚者公开质疑“全球变暖”的可信性。

国内专家指出，这与西方国家近十数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消极态度不无关系。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联合国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目标及措施：在2008～2012年《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并制定了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通过“碳排放交易”形式实现减排等一系列可行措施。

但一直以来，不少发达国家对《议定书》态度消极，其中美国与加拿大就分别于2001年和2011年退出《议定书》。

为了确定《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后，也就是2012年后的减排目标，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通过的“巴厘路线图”设定，在2009年完成谈判。

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完成谈判时间一致。

但在被寄予厚望的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和2010年坎昆大会，各国并未能达成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曾表示，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

部分发达国家不顾18世纪中叶以来，累计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80%的现实，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多承诺。

而欧盟甚至提出要废除或抛弃《京都议定书》，改变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础，搭建新的谈判框架。

因此，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只得重申《议定书》在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继续有效，并将谈判期限延长到2015年，希望届时可以形成2020年后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一直主张并推动结束“巴厘路线图”有关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进而启动一个新的进程，即“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简称“德班平台”）。

“德班平台”主张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附件I”（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和“非附件I”（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将要重新界定或不复存在。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同一平台参与谈判承诺减排。

业内专家指出，部分发达国家力推“德班平台”的背后，是借此“另起炉灶”，抛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此则持反对意见。

今后基于“德班平台”的谈判能否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核心原则“共同但有区别”，则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能否朝正确方向迈进的关键所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是争议中心
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一个原则，意思是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但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在具体担负的责任上应有所区别。

比如谁应减排多少温室气体，谁该出多少钱，都适用这个原则。

但每每到区分责任的时候，困难便随之而来。

在11月30日开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就表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然是今年气候大会的主题。

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的情况来看，依然存在的分歧主要是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体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该机构已收到146个国家的减排计划，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据全球绝大多数份额。

但即使这些国家的减排计划加在一起，到本世纪末地球气温的升幅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估计还会相差约3摄氏度。

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要区别考虑的因素不单是当前排放量，还有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

研究显示，温室气体在大气中长期存在并发挥累积效应，西方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间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约是发展中国家的3倍。

世界各国曾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协议，到2020年时发达国家应实现每年提供总计100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这一资金总额还只有620亿美元。

离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千亿美元，相去甚远。

业内人士指出，部分发达国家在上述气候资金方面“耍花招”，比如将原有的一些支持发展中国家项目包装一下，就号称是提供了气候资金。

这种行为让援助资金实质上“缩水”，起不到应有效果。

发达国家是否会在巴黎实诚地递交付款清单，也要看谈判结果。

“实际上，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谈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划分，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的竞争。

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一直被怀疑是试图垄断环境
容量划分，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而这才是从巴厘岛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如此看来，尽管全球极端气候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但我们离各国同心协力，共同抑制全球变暖的时刻仍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