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看守所羁押问题的原因探析

我国看守所羁押问题的原因探析文瑜摘要看守所是我国的羁押场所，其实施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被羁押者的权利。然而近年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虐待致死于看守所的案件屡屡发生，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变相羁押更是屡禁不止。为此，本文试以看守所的羁押问题为视角，追踪问题存在的根源，希望对我国羁押制度的改进有所帮助。关键词未决羁押三不分离三缺失作者简介：文瑜，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０级法学理论专业。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１１）０４－１９５—０２

看守所是我国未决羁押的场所。依据１９９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羁押的是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以及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场所改造的罪犯。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墙、电网严密控制的狭小空间里，羁押的问题日渐繁多，诸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被羁押者的权利难以保障，特别是近十年来频频出现的在押人员“人未审而身先死”的现象，死亡方式更是“日新月异’’．…”掩卷而沉思，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在押者权利被侵犯的现象愈演愈烈，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顽疾能在看守所绵延滋生？一番思考后，笔者认为我国看守所羁押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上是根源——无罪推定没有列明，有罪推定思想严重无罪推定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领域中普遍推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含义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判决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换而言之即被告并不等于罪犯。对此，我国１９９６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予以了一定吸收，如“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等，然而无罪的依据虽零星有之，但对于实践中如何去推定无罪，如何去保障被羁押者在被推定无罪时所应享有的权利却并没有列明。相反在实践中，“被告进门三分罪”、“宁可妄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有罪推定思想却常伴司法人员左右，使得侦控人员常常一捕即押，深挖余罪，争取有罪可诉，“而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也因担心放纵犯罪，很少作出疑罪从无的不起诉或疑罪从无的判决，甚至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法院往往要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检察机关又往往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或疑罪从挂”。，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关起来再说，浑然不觉其是在对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的人“绳之以法”，而此时的被羁押者也已俨然担当起了有罪人的角色，被迫承受起司法机关的种种考验，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变相羁押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二、立法上的“三不分离”导致未决羁押走入误区（一）拘留、逮捕与羁押不分离几乎在所有的西方法治国家里，拘留、逮捕与羁押都是彼此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然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里面，羁押的独立却被显现得是如此的苍白与无力。在我国，羁押并不是独立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而是被沦为了刑事拘留与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拘留、逮捕即为羁押，其启动的程序与刑事拘留、逮捕的程序合而为一。尽管羁押自立门户梦已成空，但相关立法却偏偏赋予了刑事拘留及逮捕一段不算太短且弹性极佳的期限将羁押又重新整理出来并死死绑定，这样的混沌使得羁押名号虽亡但实力尚存，更使得羁押的价值被拘留、逮捕被利用到了最大化，在实践中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最长羁押可长达３７天，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羁押也可长至７个月甚至更久。长此以往使得无论是拥有刑事拘留权的公安机关、还是集拘留、逮捕权于一身的检察机关在实施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往往优先考虑的是其自身办案时间够不够用，证据收集够不够全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羁押于看守所，对于其是否有羁押的必要却往往不作细致考虑。这也最终造成了我国羁押率居高不下，看守所人满为患、超期羁押、变相羁押等难以收场的尴尬局面。（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不分离羁押期限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依法关押的时限，而办案期限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所应普遍遵循的时限。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其约束的主体也大相径庭。然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国外这两种被严格区分开的期限在国内却被神奇的合二为一了，使得羁押的期限完全从属于办案的期限，办案期限的曲折迂回又必然导致了羁押期限的无限延长。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混同的制度下，我国的羁押期限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期限规定也仅仅是为办案时间所服务的。例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４条就明确规定到：“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即侦查期限届满并不必然导致侦查结束，如出现法律中规定的情节，羁押将被自动续期，所谓的“羁押期限”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在偌大的法律规定中其地位卑微得形同一件“摆设”。而进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时，法律干脆连这样的“摆设”也一并扔掉了，将“羁押期限”更直白的换成了伸缩性极好的“起诉期限”、“审理期限”，甚至一不小心落得个发回重审，羁押期限还得重新计算……因此看守所内超期羁押、“实报实销判决方式”也就应时而生了。（三）在管辖上，侦查与羁押不分离未决羁押场所的设置，事关被羁押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更事关正当程序正义的实现。然根据我国看守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守所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进行管辖，这样就造成了羁押场所与刑侦部门“同出一辙”，共同设置于公安机关的内部，并接受公安机关的统一管理。可以说，公安机关既是刑事侦查机关，又是羁押场所的行政管理机关，在管辖上，侦查与羁押合二为一了。当然这样的合并对于公安机关追捕犯罪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但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也是极其惨重的，因为其违背了法治国家羁押场所设置中最重要的中立原则，更与权力制衡的理论背道而驰。长此以往，必然造成我国的警察权力在侦查阶段中被无限放大，更

１９５万方数据造成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无不以警察唯马首是瞻，羁押工作服从于侦查工作，羁押场所也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了“自家兄弟”的用武场所。虽然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其对侦查、羁押的监督情况可视为对侦羁合并的最后一道防线，然在实践中由于其缺乏硬性、有效的监督手段，使得其诸如书面建议、驻所检察等监督往往会因公安机关的不予理睬而变得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刑讯逼供、牢头狱霸、律师会见难、看守所漠视人权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三、体制上的“三缺失”致使未决羁押陷入误区（一）羁押的事前制约——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古罗马著名史学家波里阿比曾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避免权力的专横和蜕变。”。然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羁押的权力却并没有得到相关的制衡，其审查决定的权力始终萦绕于侦控机在关的股掌之间，期间俨然缺少一个中立、超然的司法机关对未决羁押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予以审查，这部分的空缺也最终导致了行政审查在羁押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更是致使在押人员在羁押之初就已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具体原因可分述如下：首先，刑事拘留的启动、延长缺乏司法审查。在我国，刑事拘留的启动、延长均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其审查也分别由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在内部各自进行。由此可见，在当今全球盛行“控诉审”三角诉讼结构的背景下，我国却依然实行典型的侦控机关“自断自审”的内部制约机制去决定刑事拘留。这样的制约或许在表面上貌似司法审查，然则在本质上却与单向的行政审批大同小异。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了侦控机关常以追诉犯罪的职责出发，将刑事拘留作为其收集证据、争取时间的便捷手段，更恶劣的还造成了刑事拘留的延长规定被侦控机关普遍适用。如此，刑事拘留的司法审查无从谈起。其次，逮捕措施的启动、延长缺乏司法审查。在我国，逮捕措施的启动、延长一般由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公安机关则只享有逮捕措施的提请和执行权。这样的分权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我国的逮捕虽没有法院的司法审查予以制约，但相比刑事拘留，其多出的“检察机关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可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即使存在这样的“检察审查”，滥捕滥押却仍居高不下呢？这恐怕还得归于“检察审查”本身所具备的两大“先天性不足”。其一，检察机关虽作为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关，但由于其又兼具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往往与侦查机关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这样的特性也最终决定了检察机关不具备中立的审查基础，其居高不下的批捕率更说明了其对公安机关的审查只是一种同体监督，监督的效果自然非常有限，而这在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中，这样的监督贝Ⅱ表现得更为微弱了。其二，虽然逮捕的审查决定要比刑事拘留的更为严格，但由于这种检察审查本身就缺乏“控辩审”的三角结构，使得逮捕的决定过多的倾向于侦控机关，被追诉人的意见却往往被置之不理。如此，以检察审查作为司法审查的司法性、中立性有待商榷，逮捕的司法审查仍就无从说起。（二）羁押的事后制约——程序性制裁机制的缺失有权必有责，有违法就必有制裁，我国之所以在未决羁押上错漏百出，除了缺少司法审查的事前制约外，更重要的还缺少了程序性的制裁机制在事后予以把关。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到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④然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虽然对违法羁押的行为予以了实体性的制裁，即以构成一种１９６实体性的违法来追究其实体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但条件必须是情节严重。而对于没有达到实体性违法程度却又构成程序性违法的行为却予以了放纵，缺乏相应的司法制裁。如在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于２００３年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中就曾指出：“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情节严重的，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３９７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或者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于情节较轻的，则由其所在的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依照有关的规定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换而言之，只要违法羁押隐藏得好，其基本不受司法控制。如此，势必造成刑诉法中的羁押规定逐渐演变成了信誓旦旦的空头口号，其只因失去了司法制裁而在操作中越发的显得可有可无，而此时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办案人员则更是一边高喊着程序正义，一边却又上演着违法羁押的种种行径，滥捕滥押、超期羁押等被羁押者权利受侵的现象也就相伴相生了。．（三）被羁押者法律救济的缺失在西方，“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的谚语一直被古今传诵，然这用在我国的被羁押者身上却显得是那样的虚无缥缈。在我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７２、７３和第７５条的规定，被羁押者的救济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的救济，也称为“主动救济”。即公检法三机构对于各自办理的羁押案件，如果发现不应当逮捕或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及时的予以释放或作出撤销、变更的决定。其二则是以被羁押者的申请而引发的救济，又称为“被动救济”或“申请救济”。即相比主动救济，其是先以被追诉方的申请为前提，尔后再由作出该决定的国家机关予以审查决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无论被羁押者寄予的是哪一种救济，最终作出决定的永远都是原先作出羁押决定的国家机关，其自审自裁的单向决定永远都充溢着浓郁的行政色彩。可试问，实践中又有哪二个机关会笨得在同一个事件上做出两次不同的决定，又有哪一个机关会事先挖了个大坑事后还让自己往下跳？如此，主动救济只能是形同虚设，被动救济则更是告状无方。迫于无奈下，被羁押者的亲友只好通过非法律的途径予以求助，使得原本属于法律的问题越过了司法的界限，上升到了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被羁押者暴死于看守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