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i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关键词：陈独秀；胡适；科学观；进化论；唯科学主义

陈独秀、胡适这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站立激进的批判立场，手持“科学”和“民主”两大利器，围剿封建旧文学，同时又勾画新文学的蓝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关他们文学方面的成就，既往的研究有不少极富见地的理论探索。但其他方面的研究，比如科学观，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从对比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尝试。

一

科学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我们无法从某一单一的角度出发完全理解它”。尽管如此，仍出现了不少从某一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如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科学心理学等。科学哲学的出现则超越了这些科学学科的某些局限，试图从形而上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科学认识论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才独立门户，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当然，问题的提出是相当早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科学，同时也就产生了对科学认识的理论探索。”在这里，我们无意也无能力对科学这一复杂的现象作出明澈的透析，只是依据本文研究的需要，选取科学观并试图给出界定以完成我们的论题。在我们看来，科学观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是人们对科学的本质、目的、作用、地位等问题系统的追问和探询。其中，它的理性本质和服务于人类的目的已普遍为人类所接受，但它的作用、地位等属于价值范畴的认识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显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此观之于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提倡、认识以及运用，我们可以细查二者科学观的异同。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走近科学、倚重科学不是出于学理的目的，或者说不是以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从实用的价值立场出发，把科学作为思想利器，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目标。因而，他们不可能系统地

阐述科学问题。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大都分散在自己诸多的理论文章中，因此，他们的科学观缺乏系统性则具有历史必然性。由于五四时代的整体氛围和历史的必然要求以及个人的文化背景、知识谱系等因素，陈独秀、胡适在对科学的认知上既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也有些许差异。概而言之，他们科学观的异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顺应时代潮流，以积极的态度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钟爱有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而言，它以前各个时期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它的基础。”科学进入中国可追溯到17世纪。它是由耶稣会士引进的。其引介更多集中在天文学知识方面，而且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仅为皇朝的官僚学者所认同。“但在18世纪的后2/3时间里，中国再次把大门紧紧关上，现代科学的介绍被推迟到19世纪。”鸦片战争的战败惊破了天朝天国梦，朝向西方的大门被迫打开，洋务派官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许多专门技术学校，但这些举措还仅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由于洋务派官僚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他们根本不可能借科学的利器去完成思想上的深刻变革。至维新变法运动，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开始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层面上翻译、介绍西方19世纪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尽管维新变法因其先天的局限性和历史、时代的因素而中途夭折，但变革的深层精神冲动得以延续，尤其是运用科学知识，倚重科学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后继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从西方借来科学、民主两大利器，围剿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实践，一方面源于他们深广的西学素养基础，另一方面是文化精神血脉直接承继的结果。新文化运动“总指挥”陈独秀和文学革命旗手胡适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们因激进的文化批判立场和丰硕的新文学建设成果名噪一时，但他们提倡科学、尊崇科学理性精神却为他们实现新文化运动的总目标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工具和强大持久的动力支持。如果没有前期科学方面的有效文化实践和这种实践留下的文化精神资源，陈独秀、胡适们的文化实践效果恐怕要大打折扣。

对于科学的认识，陈独秀认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言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实证，较之想象之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塌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日无寸进也。”在科学与想象的对比中，陈独秀凸现并强调科学求真的理性本质。针对中国学术求真精神的缺失，陈独秀呼吁科学理性精神。他认为：“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乱讲话，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学术思想的责任，只是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对于科学的认识，陈独秀并没有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

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

胡适尽管没有像陈独秀那样，给科学以明确的界定，但他对科学的认识基本上也处在这个范围内。他在论及科学与人生观时，所引用的科学学科有物理学、地质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胡适也注重科学的求真精神。他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压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拘束，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受杜威“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在文化实践过程中更强调实证和“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

在科学理性本质的认知方面，陈独秀、胡适二者的差异体现为认识路径的不同，前者更多是在纯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全面综合的透析，而后者是在文学实践层面上具体地把握。

如上所述，陈独秀、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思想，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诚如有论者所论：“当时的赛先生还不是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发挥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和愚昧。”

第二，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对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

“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着‘工具知识’，亦为我们提供着‘定位知识’。‘工具知识’的意思是通过科学我们得到一定的工具，借此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定位知识’的意思是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人与世界的秩序，借此我们有能力确定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正是立足于科学的工具知识基础之上，陈独秀和胡适都给科学以积极的肯定和认同。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端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谷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由此观之，陈独秀不仅把科学置于与人权同等的地位，而且，还从不知科学的反命题角度，肯定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效用。同时，他还强调“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陈独秀非常重视科学方法。他认为：“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地暗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对于宗教、封建迷信，陈独秀同样开出科学的药方予以根治：“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对于神灵问题，陈独秀以科学知识予以攻击。“宇宙问物质生存与活动之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主宰，此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