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23刘秀

中外历史纲要上人物传记23刘秀编辑张书林汉光武帝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县西）白水乡（舂陵）人，系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

刘秀的父亲刘钦曾经当过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县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刘縯），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

刘秀九岁时，父亲病故，由叔父刘良抚养成人。

刘良任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县令时，刘秀“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

刘良罢官后，刘秀回转家乡，以农耕为业。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求学，“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以才识过人，深受南阳士大夫们的器重。

不久，刘秀完成学业，从长安回到故乡。

那时，正面临王莽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

刘秀是从参加绿林军起家的。

绿林军起义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后，声势日益浩大。

次年，分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队伍。

南阳豪族地主，也乘机起事。

特别是豪族中的刘氏，“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们怀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目的参加起义军。

刘秀族兄刘玄参加了起义军，刘秀长兄刘縯使邓晨和兄弟刘秀起兵响应。

当时刘秀正在宛城卖谷，遂与当地豪族李通、李轶等合谋，“乃市兵弩”，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起兵于宛城，时年二十八岁。

十一月，刘秀率领部众至舂陵，与刘縯会合。

以刘縯兄弟为首的这支地主武装，号称舂陵兵。

刘縯派族人刘嘉劝说新市兵首领王匡、平林兵首领陈牧与之“合军而进”。

从此，刘氏代表人物刘玄、刘縯、刘秀相继参加了绿林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绿林军诸部齐心同力，取得胜利，号刘玄为更始将军。

乘胜追奔逐北，又大败陈茂、严尤所部王莽大军于清阳（今河南南阳南），进围宛城。

绿林军各部兵力发展到十余万人。

这年二月，“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

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刘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

”刘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当然反对立刘玄为帝，他提出了暂缓的意见，说：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

但农民军将领张邛等皆主张维持原议，“众皆从之”。

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阳刘玄称帝，建年号为更始。

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偏将军之职。

刘玄称帝后，派刘縯攻下宛城作为都城，并派王凤、王常、刘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

在昆阳与官军发生一次大战。

刘秀身先士卒，取得大胜。

刘秀在此战中显出了军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昆阳战后，刘縯与刘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刘玄恐刘縯势大难制，设法谋杀了他。

刘縯被杀后，刘秀恐遭刘玄疑忌，深自韬晦。

当刘縯的属官向他致吊唁时，他缄默不言，“难交私语，引过而已，又未尝自代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但“独居辄不御酒，坐卧枕席有涕泣处”。

刘玄见刘秀态度恭谨，疑心顿释，乃任之为破虏大将军，封阳武侯，赏其在昆阳之战中的战功。

经过昆阳之战，王莽军主力被歼。

绿林军乘胜分两路向长安进军：一路由王匡等率领北上攻取洛阳；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向西直捣长安。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王莽被杀。

推翻王莽统治后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从洛阳徙都长安。

刘玄入都长安后，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于亲信赵萌，排斥绿林军将领，因而与绿林军将领和广大起义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当刘玄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曾随同刘玄的使者来到洛阳。

刘玄仅用官衔笼络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军将领的义愤。

赤眉军立即分两路向刘玄进攻，大军直捣长安，连战皆捷。

但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樊崇等赤眉军将领误听平陵人方阳的建议，拥立汉朝宗室子弟刘盆子为帝。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军攻克长安，刘玄投降，不久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杀。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发展之时。

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

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

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

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

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

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

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发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

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发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

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发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

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

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

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

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

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发动进攻。

首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发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

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

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

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

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发，缪为恭顺。

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

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

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

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

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

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

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

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

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

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

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

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

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

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

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

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

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

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

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

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

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

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

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