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标准预测试卷(18)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本试卷内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二、给定资料 1．(新华网合肥2006年9月8日电)安徽省霍山县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张强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但面对每年1．2万元的学费，张强一家一筹莫展。为了让张强读高中，张家屡向亲戚朋友借款，已经背上了2万多元的债务，没有人再敢借钱给他家了。这是记者近日到大别山区等地调查大学贫困新生现状时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大学贫困生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大学贫困生问题，实际上是在高中阶段就形成的。“家有高中生，拖得全家穷”，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大别山区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花费至少3000元，相当于该地区一个农户全年的收入。 2．孩子考进大学对中国许多贫困家庭而言是既幸福又痛苦的事，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家在山区的杨再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寻找暑期打工的机会，为了支付杨再宏和他哥哥的学费，几年来他家里已经欠下8万元的债。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杨再宏说，过去和自己一起上小学的同学如今大多已外出打工，“要不是母亲的坚持，我很可能会以一个民工而不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北京。” 3．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置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提高学校硬件水平的同时，偏远地区的校长们正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天花板，如何让孩子们不要坐在地上听课而发愁。 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2002年，占中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入的23％。 全国政协委员徐玉麟说，农村学校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60％至80％，中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以上。 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1985年至2003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人年均增长4．3％，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在倾斜的教育体制下，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到贫穷的乡村任教，而已经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一有机会就会选择“跳槽”。江苏省不久前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中学里教师的本科学历比例超出农村一倍多。 中国各地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并不相同。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8．64％，这意味着在教育环境上先天不足的农村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坐进大学课堂。 4、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还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上这些，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5．“压力很大呀!”，8月30日下午，兰州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景金生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据了解，兰大本科的农村学生占总数的63％，学校通过调研将30％列为贫困生，其中还有15％的特困生，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7000多人的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特困生贫困到何等程度?景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名从伊犁来的学生，家中父母双亡，惟一的亲戚就是姑姑，当学校师生知道他只带了50元钱到校报到时，这名学生竟然令人哭笑不得地说：“有这50块钱，我至少还可以过一周呢!”；还有一名学生曾经一个月生活费只花了100元，这100元的概念是每顿饭都只啃馒头就榨菜。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兰大从2000年开始为新入学的新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也就是每年从全校学费中提出15％作为给贫困学生的无息贷款，贷款额度为4000至5000元，贷款面达到15％，后来，学校又追拨了2％的贷款比例，贷款总额达到336万元。2004年10月，兰大还与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贷款比例占到新生总数的20％。景处长告诉记者，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后，连买被褥的钱都没有，为此，从今年5月份起，学校从各方面开支中节约出60万元现金，在报到现场只要经过院系审核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同学，就可以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救助，该项贷款比例占到新生人数的10％。“说实话，这部分钱等于是学校送给贫困学生的。”景处长说。 6．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学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 汤敏称，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投资。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如果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的财政资金不足，不能达到全部免费的话，那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而对于高等教育，汤敏认为，作为受益者，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应让所有贫困学生全免学费，还要给一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大概占大学生里头的20％左右，也就是说对这20％应该全免学费”。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财政资金使用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说。 7．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支撑。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 从教育普及程度看，城市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一些大城市甚至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农村文盲率仍在10％以上，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15年间，全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到2005年，仍有至少5％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偏远农村还有几百万适龄儿童没有入学。而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从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2倍多。 从师资队伍看，近年来，我国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非常快，很多城市小学、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接近100％，而农村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多。 从办学条件看，有的城市学校，宽敞的教学楼，宽带端口接到了课桌上；有的农村学校，昏暗的危房，简陋的桌椅，相当多的贫困孩子因交不起课本费、杂费而辍学。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14个省、34个县的抽样调查，农村初中辍学率平均达43％，最高的为74．3％。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一代新型农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基础教育的地区差距，集中表现在教育经费上，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是中西部的近两倍，其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高达4—5倍。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过去的20多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东部迅速飙升，西部大幅下降，高校的招生数量相对于各地人口比例来说，差距也很大，招生与人口比，最高达2．6％，最低仅为0．5％。 社会各阶层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流入 的农民工子女、农村女童和残疾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在农村，那些不上学和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童。 此外，教育的类别间差距也不容忽视，比如城市的重点学校制度。应该说，重点学校在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伴随着“择校热’’的持续升温，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已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重点学校的“示范”作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8．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从领导到老百姓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可是这种假定向指标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计划、教育等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该类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的地方让一些本来的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使一批初中学生不得不在该校的“校中校”交高额学费入学，有的地方还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40％，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 “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收费l万元至1．8万元)。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仿效办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万元。由于名校效应，有的重点中学一个班有七八十人，两个人坐的位子坐3个人。所收费用一个学校几十万元乃至上亿元，有的还给教育行政部门提成，同样均无有效监督。 9．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