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失东北，祸西安，南囚湘黔渝，台中落魄美利坚。夜杀两将，卅万兵勇惊散。消遣三宫六院，不勇不智不抵抗。虚度春秋百年，仍遥记，双十二。
辱君父，乱兄帏，臣降豫鄂皖，浪子援引苏维埃。日退千里，兆亿肆民泣零。流落五湖四海，累国累民累美人。可怜家乡万里，浑不忘，九一八。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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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历史趣谈：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究竟为啥不让张宗昌会东北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究竟为啥不让张宗昌会东北 导语：张宗昌生于1882年3月4日(农历正月十五)，由于这一天是上元节，又称灯节，而民间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这一说法，因此给张宗昌起了个小名 张宗昌生于1882年3月4日(农历正月十五)，由于这一天是上元节，又称灯节，而民间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这一说法，因此给张宗昌起了个小名叫“灯官”。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为后来张宗昌能读书、写字打下了基础。塾师祝修德为其起名张宗昌，乃昌盛张氏家族之意。少年时代的张宗昌，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冰凉，又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提高了他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1897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在这期间，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宽厚大度，重义轻利，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且学会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后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充任总工头。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射杀猛兽猎手，锻炼出了极准的枪法。 经人介绍，张宗昌与革命党人张西曼、胡金肇等发生联系，加之张宗昌在海参崴时即已经接触过革命思想，经宣传鼓动拉队伍回国参加革命。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 生活常识分享
西安事变简介
西安事变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张学良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张学良 发表时间：2018-08-22T17:19:23.693Z 来源：《防护工程》2018年第8期作者：张学良党磊杰[导读] 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张学良党磊杰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建设分公司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方便出行，很多家庭都购买了私家车，从而使得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日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地铁在很多城市中成为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经过时间证明，发现城市中地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但是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关键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主要因素 1导言 地铁是我国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工具的主要工具之一，对其建设发展可以很好的分散客流量，缓解交通压力，通过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用更好的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但是地铁施工过程存在很大的复杂性，所以影响其质量安全的因素也就非常多，故而为保证其整体工程质量安全，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必须要认真分析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做好对其把控工作，以最终促进城市地铁工程以及城市经济建设水平的更好更快发展。 2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2.1原材料不合格 地铁盾构施工过程中用到的原材料很多，并且很多材料是其他工程中没有的，如管片、管片螺栓、管片止水条、各类注浆材料、盾尾脂、润滑脂、水玻璃、构配件等。这些施工原材料的规格和品牌各异，其质量指标如何直接关系到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调查发现，国内外很多地铁事故是由于施工原材料不合格引发的。如水泥或粉煤灰等注浆材料不合格，将直接影响管片背后的注浆效果和承载能力，严重的危害地铁施工质量安全。再者，一些管片设置密封垫的沟槽部位的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有很多气泡，这样的管片安装后常常会出现漏水。 2.2施工组织不合理 和隧道工程类似，地铁工程也属于地下工程的范畴，并且相对于隧道工程来说，地铁工程的系统性更强，更需要多专业的配合协调，因此合理的施工组织不仅是保障地铁工程施工进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施工质量的关键环节。很多地铁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坍塌事件大多是因为施工组织不合理引发的。例如，未合理调节盾构螺旋输送机的转动速度和千斤顶的推进速度，就无法准确地调节输送机的输送土量、刀盘转动速度、切削扭矩、千斤顶推力，从而无法准确地换算出盾构推进开挖土方量，从而导致体存储仓中的土压无法和土层中的水压平衡，引发开挖面支护失效。再如，未及时对盾尾进行注浆处理来填充衬彻外围产生的建筑空隙的话，就容易引发地铁附近地面的沉降破坏。 2.3施工工艺不规范 和其它土木工程相类似，城市地铁的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是由很多工序组成的，而每一道工序都有其特定的施工工艺，只有所有的施工工艺都到位、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才能保障整个城市地铁工程的施工质量。在城市地铁的质量安全事故案例中不乏很多是由于施工工艺不规范引发的。而很多施工单位就是由于不重视一些小的施工工艺或者施工细节，才会酿成大祸。如，在盾构设备推进之前，未调整好盾构和管片的姿态，导致管片拼装时管片间发生错台，相邻管片之间的止水胶带没办法紧密贴合，从而引发管片漏水，而这种现象常常会一连出现好几环。 2.4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 地铁施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其主体方——施工单位认真负责地施工，同时还少不了业主、设计、监理、检测、监测等单位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及合同要求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才能使得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在可控范围之内。而现实发现，国内很多地铁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明显不到位。一方面由于施工队伍的垄断现象使得整个隧道、地铁施工市场风气不佳，施工单位本身对施工队伍的管理能力骗弱，常常出现“管不动”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理、检测和监测等单位岗位责任缺失，甚至有的项目施工、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实属一家”，这些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质量、安全隐患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场管理力度严重不足。 3地铁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3.1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工程建设的安全是人们广为关注的问题，为了确保地铁建设工程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地铁建设工程的质量，就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施工作业，并且需要各部门配合做好监督工作，对于施工中存在的不符合施工要求的情况，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并对其加以改进，确保施工建筑能够按照计划工期有效开展，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施工安全以及确保工程质量。 3.2下穿管线施工保证措施 （1）在进行地铁工程施工作业之前，应该做好对施工现场周围管线以及车站上方的检查，并且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了解到管线布设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管线布设的特点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对污水管、雨水管以及热力管线的漏水情况进行探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增设防水内衬、洞内导流等处理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定向注浆技术，能够起到保护管线的作用。（3）对处于电力沟中的管线，在施工之前应该先对管线的工作情况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还应该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提前做好管线的抢修计划，防患于未然，才能掌控施工中存在的各种局面，从而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4）燃气管以及上水管存在压管线，因此，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施工之前完成紧急演练，根据演练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来备足抢险物资，从而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掌控。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
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乡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的原因和张学良至死没回祖国大陆的相关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 除了某党会感恩戴德的说学良哥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处于亡国灭种阶段的中华民族，我想没有人会对这样一个背主之徒抱有好感的。对于他所出身的阶级，他背叛了它;对于与他义结金兰的盟兄蒋委员长，他更是把枪口对准了那颗铮亮的光头;对于生他养他的东北大地，他更是无耻的逃兵，某本秽史可能会说是委员长命令他不抵抗的，但是拜托用脑子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何等可笑的弥天大谎啊。对于军队就是命根子的军阀来说，抵抗日本人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二在其回忆中提到：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零六百人的兵力，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四十四万八千人，日本国内甚至嘲笑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但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如果当时是常凯申(蒋介石)(这个名字要感谢伟大的北大教授的学术创造)在那里，他们的方案可能会有差别。六十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
令，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现在的说法把不抵抗说成是奉了常凯申的命令。问题是，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他指挥得动张学良么?综上所述，谁会救他? 为什么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一、蒋介石已经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概蒋介石不签署协议是为了他伟人的面子，所以蒋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人格保证”抗日。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自然应该释放蒋介石。 二、当时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攻打西安(比如亲日的何应钦)救蒋介石，如果这样，很容易造成国内更大规模的混战，也容易伤害蒋的性命(那何应钦就掌权啦)，这对抗日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派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件，就是主要是宋美龄，宋子文等蒋介石身边的亲近人的想法，由于这些人的奔走吧，和张学良见面谈判，也促成了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三、据说当时共**dang里有人要求杀蒋介石的，但张学良显然不能同意他们这么干的，还有周恩来等一些理智的人的劝阻吧，蒋才得以平安。 四、张学良一向视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从来没想过要伤害蒋或者杀蒋，所以把蒋抓来，也要把蒋安然无恙地放回去。 张学良为什么至死没回祖国大陆 正是由于张学良在第一次访美后并没如愿返回他毕生翘首的祖
1933,张学良的最黑暗时刻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可以是一部英雄史诗，也可能是一折风流才子戏，全看从哪个角度观察。在1930年代初的国人眼中，这位东北军少帅恐怕是不折不扣的厚黑剧主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丢了大半个东北；1932年，他又在国民政府的一再严令下放弃锦州，不战而逃，一败再败却丝毫没有下野赎罪的意思，仍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名义坐镇北平，执掌热河、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五省及平津两市军政大权。 少帅并非无耻之徒，也非纯然无能之辈，但家乡沦陷的恶名和对日前线的重担，让他在逃避和坚持之间难以获得平衡，终于在1933年热河战败后达到了临界点。 风暴来袭前的浑浑噩噩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风流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马君武的这首《哀沈阳》流传一时，让后人以为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在享受欢歌艳舞。事实虽非如此，但也相差不多――当天北平开明戏院举办赈济江淮水灾义演，晚11时许，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入场，观赏压轴曲目、梅兰芳的《宇宙锋》。只是一曲未竟，副官谭海闯入包厢，报告了日军攻击沈阳北大营的消息。 而1933年1月1日晚山海关发生爆炸，驻屯日军进犯中国军队阵地时，张学良已经睡去了。这并非他因“九?一八”事变而痛改前非、生活更加规律，而是吸毒更加厉害的结果。 民国初年，吸食鸦片之风十分普遍，军队指挥官更是视为指挥作战时抵御困倦、消除疲劳的良方，身为奉军高级将领的张学良也不例外。被张学良视为臂膀的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最终兵败被杀，张学良在精神上顿失支柱，此后历经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接管东三省、宣布易帜加入国民政府、枪杀杨宇霆常荫槐等重大事件，张学良在精神上不堪重负又无人分担，逐渐沉溺于鸦片带来的短暂欢愉。以至于得知东大营受袭后，张学良并非返回行营召集会议，而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内他的包间病房。 “当时我的工作很困难，没有鸦片不行，干不了，结果上瘾了。”张学良在晚年承认对毒品的依赖。“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30岁的青年丢掉了东三省老家，也丢掉了最后的精神和尊严。他已经不能满足于鸦片，改用吗啡等更刺激的毒品，生活规律也从晚睡晚起变为早睡晚起，精神萎靡，不能自拔。但也只有东北军统帅的地位和华北的财源，才能支撑张学良无度的开销，因此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不堪重任，更没有过任何让贤的念头。 在北平的张学良，表面上不忘国仇家恨，经常性地发布文告，鼓舞东北军将士要齐心用命，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又资助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奋斗在白山黑水的各路义勇军提供后援。1933年1月3日山海关被日军攻占后，张学良也表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不得不尽其全力以与周旋”。他开始动员部队、编组军团，但战略态势上仍然是一副等着对方进犯的态势，对日本军队未来的行动既无应对方略，又乏充足准备。那些宣言、命令、决策签发的地点，甚至很少是他的司令部或者官邸，而是那间协和医院的病房。 昏聩的统帅自然难以承担“边防”大任。以直接与伪满洲国“接壤”的热河为例，驻守在此的汤玉麟所部欠缺训练，士气沉沉，官兵久不发饷，偶尔一发也是兴业银行的本省钞票，五十元才能兑换法币一元。不独薪饷如此，连军服分发也是寒暑倒置，士兵们承认只能靠偷摸抢掠维生，以“官胡子”自嘲。占汤部半数的骑兵部队，既不能机动进攻，又不能就地固守，军内讽之为“高脚队”，尤以汤玉麟贤弟汤玉书亲统的师属骑兵团为最，该团人马不满500，每年经费则高达55万元之巨。 身为省主席兼驻军最高长官的汤玉麟本人，也毫无抗敌意识，甚至与日本人时常往来。1932年2月，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汤玉麟派代表出席。伪满发布命令任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军管区司令，汤仍不置可否。张学良回忆，他当时已经意识到汤玉麟不可靠，打算
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摘要：西安事变的爆发，绝非是偶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统一抗日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西安事变前期的中国政治局势紧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舆论也是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实木进行深入研究，更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 正文：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经离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任然没有根本改变，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中，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如七十四年前，在总过近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促使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6年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十三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于是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12月4日蒋介石和其他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施加压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就将二人的部队调往陕甘前线，二、不服从就将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部队调往安徽，退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其他十多名军政要员，通告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浅谈精、气、神
浅谈“精、气、神”与中医养生 明新杰 所谓“精、气、神”，是我国传统中医学和临床施治常用的术语，也是道教内丹学术语。从渊源上看，其概念均发端于先秦哲学与医学。自古以来，对“精、气、神”的保养，一直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人体养生之根本，是维持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意思是说，精致的气凝聚而成物形，气魂游散而造成变化，考察物形的变化，这就能够知晓“鬼神”的真实状态。在上古哲学中，不仅有“精气”的概念，而且有“精神”的概念，《庄子?列御寇》在描述“至人”的生活状态时即使用了“精神”的术语。在《庄子》中，“精神”指的是人的“心志”。战国以来的“医家”既使用“精气”概念，也使用“精神”概念。如《黄帝素问?生气通天论》即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这里所谓“阴”指的是蕴藏“精气”的脏腑（即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三焦”是按脏腑部位和功能分为三个部位：心、肺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肝、肾、大小肠、膀胱为下焦。），而“阳”指的是保卫脏腑的外围组织，即卫、气、营、血（卫、气、营、血，即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这四类不同证候。当温热病邪侵入人体，一般先起于卫分，邪在卫分郁而不解则传变而入气分，气分病邪不解，以致正气虚弱，津液亏耗，病邪乘虚而入营分，营分有热，动血耗阴势必累及血分。在《素问》看来，脏腑必须平和，而外围组织则应坚固而不泄漏。如果脏腑与外围组织不能配合，则精气就耗散不能生存了。故中医常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若形神俱损，精气耗尽，人的生命就终止了。 传统哲学与医学的“精神”与“精气”概念，又被道教所吸收，并且重组而成“精气神”。道教内丹学称精、气、神为人的“三宝”。“精”指的是构成人体生命组织的精华，这种精华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来理解。“先天之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华，“后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时所射出的精液。与“精”相对应。“气”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先天之气”是人体原发性的“气”，故而有“元气”之称，它体现了先天原火的推动。至于“后天之气”指的是呼吸之气，也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呼吸之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须通过“神火”的温养才能成为内丹修炼的能源。“神”在内丹学中，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后天之神”指的是“识神”，它的作用是认知与分别，这种“识神”对于学习知识是有用的，《道德经》称“为学日益”讲的就是如何通过“识神”的作用来增加知识；但就内丹修炼来讲，必须靠“先天之神”的观照。这种“先天之神”又叫做“元神”，它是人本来的自我慧光，元神之观照，是一个减损识神的过程，老子《道德经》称“为道日损”，就是排除识神的干扰，从而进入无为的直觉状态。这样，元神观照，而“后天之气”转换为“先天之气”，于是元精培补，生命便焕发出恒久的青春。古今人们常用的词如养精蓄锐、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精神饱满、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气壮山河、浩然正气、神采奕奕、神出鬼没、出神入化等等，都是用来形容具有“精、气、神”内涵的人的。炎黄子孙皆应具备精、气、神，所以，我们的祖国大地向称“神州大地”。 已故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读黄帝内经谈智慧》一文中，对“精、气、神”的简述为：“天之在我者，德也”，上天是什么？形而上的。“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即上天给我们生命的功能，地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而“随神往来谓之魂”，脑的思想叫魂；“并精而入者谓之魄”，魄是睡着了的那个气，往下面去的叫做鬼，往上冲的叫“神”。同时，南老又总结出了“心、意、志”三个词，论述得非常精辟。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精、气、神、心是分开的。心，就是我们能够思想、记忆、能够作用的能，心字上边那三个点，就代表精、气、神。可见古人造字时很有智慧。故“心有
读张学良传有感
读《张学良传》有感 张学良这个名字，相信无论哪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生平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西安事变中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以及后来被蒋介石囚禁大半生这两件事。 《张学良传》从张学良的少年时代讲起，还写了一些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事迹，以此来对比衬托出张学良性格的形成还有其信念中与其父亲、还有生长环境不尽相符的地方。而从这些事迹的描写中，我也发现了许多从前我认识错误的地方。这本传记第一个打破我原本观念的地方便是对张作霖的解读。我曾经以为所谓军阀就都是那种割据一方、横行霸道、以势逼人的人，但我却在书中看到：张作霖原本家境贫寒，他是自己白手起家、顽强奋斗才有了后来的地位，也是个值得我们敬佩的人。虽然他不乏专制、贪婪的一面，但她富有谋略，胆大而且还能够任用贤能，的确是当得一方军阀的位置。对于他，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写到的这样一件事：张作霖下令午夜后任何人不许进出。他自己有一天也被卫兵拦在了门外，并且这个卫兵还说“就算是大帅来了也不能进去”。张作霖很赏惜这个卫兵执行命令的严格认真，不仅不生气，还把他提拔成监狱所长，并就他不识字这一点给他配了两个识字的副官。从这，我看到了张作霖豁达大方一面。 但是在《张学良传》中写道：张学良并没有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继承军阀的道路。张学良受中西两方的教育，逐渐成为了一个既有中方谦逊温文的性格，又兼具西方开阔视野的人。他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常常为之不停奔走以筹集赡款。张学良是个反帝爱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身上也依然有少量封建迷信的成分存在着；同时，张学良也并不接受三民主义之类抑或信义和平直流的说法与空谈。 皇姑屯事件后，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接任了东三省总司令的位置。虽然年纪尚轻，还经受着父亲去世的打击，张学良还依然能够顶着不容乐观的局势，沉着冷静地稳定了军心，没有被愤怒迷住了眼睛。这反映了张学良心性沉稳，在危急之中能以大局为重，而且手段还十分高明。他继任后的一系列作为造成的影响远不止稳定了东三省的局势这么不值一提，这些措施还促进了中国渐渐走向统一，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个坚守自己立场的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东北易帜”时期，他面对来访的日本试着坚决表明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对日本，也对治下人民说出自己绝不做侵辱祖国主权的事的话。他坚持与南京政府合并，不理会其余名声狼藉的军阀的想要；而在“西安事变”中，他敢于冒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惜采取激烈的手段，逼迫蒋介石，也算是自作主张同意了联合共产党先一同抗日。他对祖国的热爱，促使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有自身的安危做出了这一件又一件保家卫国，顽强抵抗外国势力的事。尽管两件事最后结果不尽相同，但都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 张友坤与张学良合影 作者：黄滢 人物简介 张友坤，1938年4月出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秘书。转业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代表作有《张学良画传》。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
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不久前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它版本有何不同之处？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
张学良和他的三个红颜知己
《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五 张学良和他的三个红颜知己 如皋蒋文祥 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灾难，成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誉为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人们常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笔者在进行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位少年得志、风流倜傥的千古功臣的背后，却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三位红颜知己。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直言不讳对自己的三位红颜知己作了这样的点评：“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共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真是率直之至!现据资料，披露于此。 一、发妻、“大姐”——于凤至 于凤至年长张学良4岁，是张学良的结发之妻。张、于婚姻纯系父母包办，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与于凤至的老爸于文斗是金兰之交。根据生辰八字，张作霖认定张学良这“将门虎子”和于凤至那“凤命千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于是1916年，年仅15岁的张学良便与19岁的于凤至拜堂成亲。难怪洞房花烛夜，张学良对着新娘叫“大姐”。 于凤至的父亲为了适应张作霖的显赫门第，特意将于凤至送进奉天女子师范就读深造。因此，尽管张学良起初对这桩婚事并不十分乐意，但后来由于于凤至知书达礼，因而也深得张学良的敬爱。张与于凤至生下一女三子，三个儿子后来不幸一一过早离世，只剩下一个女儿张闾瑛。 于凤至聪明贤惠。她和张学良结婚后，随着张学良参与父亲的军机大事，于凤至便以长房媳妇身份入主“大帅府”。襄助、协调处理张作霖五位夫人之间的关系等家政大事，颇得帅府上上下下的欢心。 于凤至深明大义。1928年6月张作霖遇炸身亡，于凤至挺身而出协助张学良抚三军于大丧之际，受大任于危急之秋，顺利完成了东北军政大权的交接。随后不久，她又全力支持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她还鼎力帮助张学良进行东北新建设，出资创办了新民小学、同泽中学，并支持开办了东北大学。 于凤至豁达大度。当张学良爱上了天津名媛赵一荻时，于凤至不仅宽容了自己的丈夫，而且也宽容了猝然闯入他们生活的赵四小姐，并真诚接纳了她，相互以“大姐”、“小妹”相称，使张学良有了两位贤内助。 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通电下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他赴欧洲考察。随后，于凤至为陪子女读书在英国住了下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于凤至大为震惊。旋即她又得悉亲日派何应钦及其一些与张宿怨较深的人均力主将张学良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极刑，于凤至忧心如焚，立即致电她的“干姊”宋美龄，要求“保证汉卿之安全”，并迅速收拾行囊，踏上归国之途，毅然陪张一块坐牢，以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于凤至陪伴张学良度过了三年幽禁生涯，由浙江雪窦山而安徽黄山，江西萍乡而湖南凤凰山，然后又到贵州阳明洞。在湖南沅陵凤凰山，张学良曾深情赋诗一首赠给于凤至：“卿
张学良
张学良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是1991年吕正操上将奉邓颖超之意与张学良晤谈，劝张将军回到祖国大陆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贡献时,张学良赠给吕正操的。诗篇中在含蓄的表明了自己仍被蒋家看守不便来大陆之外，还表明了他几十年来也未曾改变的爱国之情。 1901年6月3日张学良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家庭，父亲张作霖最初是以保民为业。不久后就凭借自己的雄才从一个奉天前路统领开始了他的发迹之路并最终成为雄踞一方的封建军阀。由于少年时代为所欲为的生活环境，那时候的张学良是个典型的公子哥，生活腐化而安逸。关于那段日子，张学良曾写道：“常言道：少时娇生惯养，终不成大器。然于我孩提时代，深受父亲宠爱，确如千金之子，娇惯任性。”当时如张学良这样的富家公子还有很多，他们大多在父辈的庇佑下成长而终生碌碌无为。据张学良的著文，自己的醒悟乃“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在一次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中，张伯苓提出了“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使青年张学良明白了中国的希望不在于任何一个党派，不在于任何一个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发愤图强、努力救国的道理。这次演讲像一次警钟，也像是一颗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深扎进了青年张学良的心田。 被父亲当成将门虎子培养的张学良十八岁考入东三省讲武堂进行学习，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时被授予炮兵少校衔，二十出头时，已经指挥千军万马南征西讨。六年后官拜“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平起平坐。可以说，张学良在军界的发展很是顺利一路扶摇直上。虽然这与其父执辈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父亲张作霖同样应该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好儿子。在军队中张学良不仅是张作霖的儿子更是其下属，是他的智囊、左膀右臂、得力干将。若不是张学良能随着时代前进，有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改革意识，使得奉系内部在“行伍”的老路子行不通时能自我进化。老帅百年后，奉系军阀能不能维持张家天下尚得一说，割据一方更是空谈了。 张学良出身在陈腐老化的奉系军阀内部，所以他思想上的进步就十分难得。更为难得的是，张学良还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进取心。这些特质当他还在讲武堂学习时就被担任教官的郭松龄相中。郭松龄认为改变东北甚至于中国的现状依靠如张作霖这样的旧式军阀是绝对不行的，一切的希望都应该寄托在年轻且朝气蓬勃的少帅身上。就因为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可能，郭松龄便全心讲授各科军事课程，使得张学良的将帅气质早露端倪。感受到了郭松龄关爱与忠心，张学良在拥有实权后同样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给予郭松龄最大的重视与信任。在张郭二人的蜜月期间，张学良在军队中宣布：“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这样的命令使得张学良的部队俨然有了两个统帅，这也为郭松龄日后的叛变提供了实质条件。要说张郭二人到底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用张作霖的话说便是：“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张作霖本人对郭松龄并不喜欢，觉得郭松龄太过激进总是撺掇着他的小六子干不顺其心意的事情。相应的，郭松龄对老帅也是越发的不满，自己随着张学良东征西讨是个有功之人，张作霖非但不赏还处处打压。终于郭松龄被第二次直奉大战后老帅攻打国民军的密令激怒，决定发动兵谏逼老帅下野推张学良上台做新的东北王。由于军中郭松龄的命令形同张学良，所以一时间就连郭军内部也认为赶张作霖下台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的意思。为了避免不忠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