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着眼于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和管理创新，政府改革已经从减人、减事和合并机构这种横向结构变革，开始扩展到减少行政层级这种行政架构上的突破。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行政层级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取消市级管理层与扩大管理幅度的简单问题，而是广泛涉及到行政管理层级的调整，省与市、县职能的重新界定和配置，地方政府内部事权、财权的重新安排，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权力的政治监督等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

从1992年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各省纷纷推行省直管县试点改革。截至目前，全国22个省（不包括台湾省）和5个自治区都已陆续开展了财政省管县、“强县扩权”或“扩权强县”改革。

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通过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通过对部分强县下放部分行政审批权、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努力实践县市分治。

改革的实质是在调整省、市、县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从政府权力角度看，省直管县改革实质上就是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之间对财权、事权和人事权三种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以提高效率。从各省区开展省直管县改革的实践来看，三大权力改革呈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财政省直管改革开展最为普遍，除宁夏在自治区成立之初就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以外，全国试行改革的21个省均已开展此项改革；其次是事权，事权包括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改革排名第二，有19个省区开展了相关改革；排在第三位的改革是扩大社会管理权限，有12个省区开展；人事权的省管县改革进度最缓慢，仅有5个省区开展相关改革。

建立省直管县体制可以有效减少政府管理层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城乡统筹发展能力，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试点改革，最早推行改革的浙江省，从2000年起，进入全国百强县的数量不断增加，到2009年已有26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范围，占了百强县的四分之一。安徽省从2004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强县扩权”改革后，自2005年起县域经济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由2004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48%以上，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公共服务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省直管县改革遭遇法制障碍。尽管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地级市这一级地方建制，但是实行市管县体制以来，在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性的文件中，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和设定。因此，在市管县体制下制定的一些法律规范就会成为制约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法制障碍。

二是政府层级间的矛盾增加。就市县而言，其关系演变为两个平等的行政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此外，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的是经济管理权和部分社会管理权，扩权县与原辖市在行政关系上还有上下级关系，县里的工作需要两面周旋和汇报，这增加了县的工作难度。而县与县之间因制度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双方竞争更趋激烈。

三是县级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与省直管县改革要求不适应。目前县级政府机构设置总体上比省直单位机构要少得多，有些省直单位在县政府没有对口单位，造成了诸多不便。实行省直管县后，中间环节大大减少，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将进一步扩大，工作任务会有很大的增加，领导职级如果不变，这种级别落差会影响到工作效果，甚至是队伍稳定。另外，省直管县后，县级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沟通和交流会越来越多，县级政府人员的业务素质与省直部门有较大差距，难以与省直部门实现有效对接。

四是财权、事权、人事权三权改革不匹配。人事权改革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整体推进，使得省向县（市）下放的权力可能被中间层级截留。财权与事权匹配是财政体制的核心问题，然而，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了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管理体制相冲突的状况。由于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权与地方政府经济管理事权和社会管理事权不一致，使得县级政府在承接和运行一些权限方面出现困难，导致难以履行本应承担的管理责任。

五是金融业管理体制与省直管县不相适应。一方面，金融组织体系较为单一。尽管名义上银行、证券、保险在县级层面都设有机构，但是主体仍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限制，县支行支持县域经济的能力有限，由于实行省管市、市管县体制的发行、股份制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向大城市、大项目倾斜，同时，县支行的授信权限和额度非常有限，信贷准入门槛过高，经营管理权限受限，这些因素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省直管县极不相适应。

六是对县级政府权限的监管缺位。省直管县实施后，扩大了县级政府的发展自主权，减少了来自原管县市的监督，而来自省级政府的监督又由于管理幅度较宽而可能导致力度不够，制度内的本级人大和党的纪律部门的监督成为象征，制度外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也很有限。

全面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理顺司法体制。中央和省要加快立法，制定和完善与省直管县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体制改革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实行省直管县改革，县级政府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事务都要与原管县市脱钩，相关业务由省级直接管理，县级层面应当被赋予与市一级政府相当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并承担与其对等的责任。同时，要理顺司法体制。原市级“两院”的职权可以通过设立区域性的“两院”来行使，或授权在县级层面设立省级“两院”的分院来行使。

第二，建立健全区域发展协调机制。组建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加强县与县、市与市和市与县之间的协调沟通。根据市县分治的改革思路，明确市县的职能定位，引导走差异化竞争轨道。对于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须经设区的市审核、审批的事项，确保采取委托或者授权的方式下放到县，对于县尚无能力承接和运行的权限，需要积极争取省和原辖市的大力支持；打破传统等级制的行政理念，倡导不同层级间开展互利合作，县实现直管后，还需要继续巩固和原辖市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部门工作对接和区域协作，提高社会重大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协调处置能力，促进彼此间共同发展。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厘清垂直部门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在省级政府机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考核和评比，重塑县级政府的效用目标，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政府角色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大转变。厘清垂直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建立与省直管县相配套的管理服务体系。市以下的垂直管理部门调整为县的政府工作部门，行使与设区的市相同的行政管理权限，业务上接受省直部门的领导。各家银行的省行对县级银行实行直接管理并赋予县级银行与设区的市银行相同的权限，取消业务限制。

第四，加强人事权改革是趋势。要改变管人、管财、管事“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县级领导班子由省委直接任命，县级中层干部由县自主任命。县级主要干部的级别不能以在市委中的位置来衡量，要根据干部能力和县规模大小做适当调整，安排一定数量的正处高配副厅、副处高配正处，成绩突出的重要部门和乡镇领导级别高配为处级。此外还要加大省与县之间干部交流力度，通过培训、下派、上挂、交流和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第五，机构配套改革不可少。对职责重叠或相近的党委和政府部门可考虑进行合并推行大部门制，构建大规划、大经济、大建设、大监管、大文化和大保障等工作格局。扩大行政服务中心职能，将各部门的行政审批、公共企事业服务集

中到中心统一管理，减少审批环节。另外，加快培育发展县仲裁、鉴定、检验检测、第三方审计等社会服务组织，提高放权后的自我管理和运行能力。

第六，加强县级政府权限的监管是保障。可以采取县级纪委由现在同级党委领导改变为省纪委的垂直领导，或是由省政府派出政务督查专员，加强对县域党的方针政策落实的监督，加强对县一级党的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领导人的监督。同时要健全县级治理机构，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架构，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决策和监督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