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1、文化的分类

物质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这是最表层的一种文化类型。

制度文化：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例如国家、社会、家庭的组织模式，法律秩序等等。

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比如哲学、宗教等等。这是最深层次的文化类型。

2、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形式

基本途径：民间的：民族迁移，商品交换基本方式：和平方式、战争为方式官方的：朝贡贸易，使节往来，留学生交流

第一章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

1、周代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与域外文化的交流

中国西南地区是亚洲大陆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的衔接处。其中云南、四川的西部地区，有独龙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河流自北向南奔流，犹如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若干条南北交通的走廊，自古以来便成为民族迁徙、经济往来的通道。

至迟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西南各族人民和东南亚中南半岛各族人民在自然条件恶劣、道路崎岖难行的情况下，迈开双脚，驱赶重驮货物的骡马，沿着横断山脉河谷的天然通道，攀行高悬绝壁的栈道，跨金沙，渡澜沧，万里传输，血汗滴石，开凿出"天府之国"和长江中游地区通向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亦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关于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录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卷116《西南夷传》云："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云：“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1、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业已存在的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者，是汉武帝时候的张骞。诚如英国人李约瑟所云:"张骞事实上巳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

2 、张骞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缅印古道上的贸易商人，绕过青藏高原东南部，经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过缅甸，到印度、阿富汗，开通了最古的丝绸之路一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中外学者对这条古道，绝大部分取认同态度。

3、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丝绸、铁器、棉花、宝石、海贝

第二章秦汉时期对外交通的开拓及与域外的文化交流

一、秦汉与东邻朝鲜的经济文化往来

1、商周时期的中朝交流

据《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遗事》等中朝两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11世纪殷末周初，殷商贵族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向讨王进谏，被囚。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灭殷，

下令释放箕子。箕子不愿看到殷朝灭亡的惨状，遂率5 000人去了朝鲜。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与朝鲜建立了分封朝贡关系，朝鲜臣属于中原王朝，毎12年朝周一次。箕子率5 000名中国人到朝鲜后，与当地的朝鲜人民共同生活，建立国家，定都于王俭城（今平壤），史称"箕氏朝鲜"。箕子去朝鲜后，带去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如"田蚕织作"、"诗书礼乐"、"医药卜筮"、"设禁八条"等。"设禁八条"即八条法令，可惜现仅知其中三条，即《汉书》所载："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从而加速了古代朝鲜社会的发展。

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与正阳门之间。朝鲜学者韩百谦曾著《箕田考》，云：箕田呈"田"字形，毎"田"有四区，毎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据此可知，箕田井井方方，与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从而可知箕田的划分方法是箕子从商朝带来的。

综上所述，公元前11世纪的殷末周初，箕子率众移居朝鲜立国，带去了中国商朝文化，促进了古代朝鲜的经济文化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古朝鲜的统治阶层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古朝鲜统治者，自然带去了中国文化。

2、秦王朝的中朝交流

在秦灭亡六国统一中国到秦末战乱这段时期内，数万中国人为避战乱和躲徭役而逃往朝鲜。燕、齐、赵等国百姓为避秦末战乱与重役，从陆路经辽东进入朝鲜北部的古朝鲜，人数多达数万。这时，古朝鲜王的统治者为箕准。准王也友好地接待了这些中国来的流民。

3、汉代的中朝交流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公元前194年突袭箕氏准王驻跸的王俭城。箕氏准王不敌而向南逃到马韩地区，自立为韩王。卫满入王俭城后也称王，国号仍称朝鲜，史称"卫氏朝鲜"。卫氏朝鲜臣服于汉，得到许多物资和兵力支援，力量渐强，并进而征服真番、临屯等部落。

卫氏朝鲜传至卫满之孙卫右渠时，骄横起来，不仅不去朝贡汉帝，还无限制地招诱汉之逃亡者以壮大力量，尤其是阻止其南部的真番等部落上书汉帝通交通使。于是，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派涉何为使，赴朝鲜劝右渠王改变态度，但右渠王不听。同年秋，汉武帝发5万士兵分水陆两路攻打卫氏朝鲜，右渠王被臣属杀死，王俭城陷落，卫氏朝鲜遂亡。汉武帝在其疆域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四郡之下设众多县。汉武帝任命汉人为四郡及各县之官吏，同时封原卫氏朝鲜之贵族以爵位，令其参与统治。汉四郡建立后，不仅有众多汉人官吏到四郡任职，还有更多的中国人移居四郡，此外还有不少中国商人到四郡经商贸易。

4、汉朝对朝鲜的影响

制度文化方面，汉朝的郡县制度、钱币制度直接运用于朝鲜。

物质文化方面，秦汉的金属器皿、丝绸、漆器大量传入朝鲜，促进了朝鲜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汉字在朝鲜的传播有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中外学界一般把中国汉字传入朝鲜的时间定为中国战国至汉初这段时间。

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朝鲜人会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典籍。

二、秦汉与东邻日本的经济文化往来

1、移民与秦汉时期中日两国的交流

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辐射与传播，主要是由中国移民来完成的。

殷商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向日本的移民便开始了。那时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北中国的齐、鲁、燕、赵之民，很多东逃朝鲜，也有的间接或直接逃至日本。

秦汉时，中国移民日本的势头有增无减。其中秦始皇的扶苏系和胡亥系皇族都有人先后逃亡

日本。

汉代，武帝于公元前109年在朝鲜设立四郡直接统治朝鲜北都以后,大批汉人从中国本部前往朝鲜四郡就职、经商,他们的子孙就居留在那里，可是到了公元313年，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机构乐浪和带方两郡被灭亡后，那里的汉人就不得不离开那里，一部分回到故国，一部分向南流动，渡海到日本列岛。

2、秦汉移民对日本的影响

这些移民在日本繁衍,愈来愈多。因此，日本人的血液中有中国人的血液，中日两大民族有血缘关系存在，是一确切不移的事实。

这些移民，在日本的开化、生产力的提高及加强统治力方面，甚至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

中国秦汉之际(前221年一220年），相当于日本列岛上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前300年一300年）。秦汉之际的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辐射与传播，大大缩短了日本列岛脱离蒙昧状态进人文明社会的进程。

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江上波夫曾就此指出："由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是一次质的飞跃，其转变是突发性的。因此，创造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原有的绳纹文化人，而是当时已经具有高度发达水耕农业技术的外来民族。"这个外来民族非中国移民莫属。所以，日本史学界一致公认："弥生文化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文化。"

3、秦代徐福东渡的传说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时，齐人徐福率童男童女3 000人，携百工及武器、五谷等人海求仙，采长生不老药。

实则是经朝鲜至日本九州，在佐贺登岸，又沿濑户内海东进，到达富士山定居。又分一支继续东行，到了和歌山县新宫市定居。

徐福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产生了中日两国间的地缘乃至血缘的联系，实现了两国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交融，造福于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与其后世汲取汉唐文化有渊源关系。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司农之神"、"司药之神"。

中国民间，尤其是山东荣成、诸城、即墨各市县和江苏连云港、赣榆一带，都流传着不少关于徐福的传说，还有人考证江苏赣榆县的徐阜村或山东黄县的徐乡就是秦代徐福的故乡。山东即墨沿海有个徐福岛，当地传说是徐福东渡时的船只避风上水之处。

曰本民间把徐福东渡日本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描绘，广为流传。不少地方都有所谓徐福的遗迹和故事。如九州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是徐福船队到日本登陆的地方。

据说徐福曾在佐贺县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居民建金立神社奉祀徐福。佐贺县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一次是在1980年。当地还流传着徐福登金立山望西方怀念家乡和徐福与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的爱情故事。

和歌山县新宫市还保存着徐福墓，每年的9月1日晚上都要举行徐福大祭。

新宫市附近的一座小山还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蓬莱山，传说徐福曾经在此寻找长生不老药。4、汉代史书对于中日交流的记载

中国史籍对中日交往的明确记载，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书?地理志》述及汉初朝鲜海中有倭人分立为百余个小国，经常向汉朝进贡;汉朝也回赐许多礼物。

日本九州及本州近畿地区出土的大量西汉铜镜、铜剑、铜矛等贵重物品证实了这一点。西汉的铜镜、铜剑等物品是权威和富有的象征，说明日本早期的众多小国与西汉之间存在着册封关系。

汉武帝时，日本已由百余个小国发展到30 余个小国。它们通过汉代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机构(如乐浪郡)与汉朝发生朝贡册封关系，以得到中国皇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赏赐。

东汉时，日本各倭国与汉朝的册封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反映这种册封关系的信物是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赐予倭国的一颗金印。《后汉书?倭奴传》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入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颗金印印文为“汉倭奴国王"。

四、张骞通西域与中外文化交流

1、张骞通西域的背景

（1）国力强盛。

西汉自高祖统一天下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势渐强。到汉武帝时代(前140年一前87年），西汉歩人鼎盛阶段。武帝对内加强集权，大修文治；对外征伐四夷,开拓疆土，使西汉版图远远超过秦代。

（2）对匈奴的战略战术

中国大规模对外派遣政治使节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刘彻派遣使节张骞通西域，与抗击匈奴的战争分不开。所谓西域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

张骞(？一前114年），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人。他奉汉武帝之命，肩负重任，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至元朔三年(前126年），长达13年。第二次从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至元鼎二年(前115年）,计5年。

公元前139年,张骞以一个小小的郎官身份，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这次出使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

大月氏自从被匈奴逼迫西迁，对匈奴十分痛恨,常思报复。为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率百余人从长安出发西行，但一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进人匈奴地界，即被匈奴人扣留。匈奴单于把张骞一行软禁起来，并为张骞娶妻成家，企图诱使他投降。但张骞坚贞不屈，虽被匈奴软禁，却一直等待时机准备逃脱，以期完成自己的使命。

11年后(前128年），张骞终于乘匈奴防备疏忽，逃出匈奴,继续向西行进。行走数十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大宛，受到大宛王的欢迎。大宛王欣然派专人引导张骞到康居，再由康居到大月氏。

但这时的大月氏迭经西迁，此时领地中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不想再向匈奴报仇。张骞在大月氏、大夏等国居留一年多，未能达到结盟之目的，不得不返回。在返回途中，他改走南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欲从羌人住区返回，结果再度为匈奴所执。这次只关了一年多，恰逢匈奴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出，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归长安复命，被朝廷拜为太中大夫。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个寒暑，出发时100余人,归来时仅存他和甘父两人。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与大月氏结盟的政治目的，但却了解了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这对打通中西方文化交流通道，是十分宝贵的一次尝试。

首次西行归来的张骞,曾于元朔六年（前123年）以校尉身份随卫青征伐匈奴，因知水草之处建树大功,遂封"博望侯"。

次年复劝武帝探寻由西南夷通身毒、大夏之路，未果。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再次从征匈奴，失利，被废为庶人。过了两年才重被起用。

汉武帝在张骞回国的前一年(前127年)命汉将卫青展开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套以南一带。公元前121年，又命汉将霍去病率兵大畋匈奴，收复了河西地区。汉朝随即在这里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后又增设了张掖、敦煌二郡。至此通往西域的必经之道一河西走廊畅行无阻。公元前119年，汉将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大败远遁，其

主力移向西方。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占领和对匈奴的胜利，汉武帝又将通西域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曾召张骞数问西域情形。张骞鉴于当时乌孙已是占据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强大势力，提出联合乌孙以彻底击败匈奴的建议。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张骞的意见，决定派他出使乌孙。公元前119年，被任命为中郎将的张骞率领一个人马众多的使团，开始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道无阻隔，很快抵达乌孙。

这时乌孙正发生内乱，加之乌孙朝野素来畏服匈奴，不敢与汉朝结盟。不过，乌孙国王答应与汉通使。张骞一面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访问，一面由乌孙使节数十人陪同，携带几十匹著名的乌孙马,于公元前115年返抵长安，先后历时4年。

张骞返回长安后，被封为大行，列于九卿。一年多以后，张骞逝世。跟随张骞到长安的乌孙使节，亲眼看到了汉朝的强大，于是乌孙和汉朝的关系大为改善。张骞所遣通大宛等国的副使，多由所访国使者陪同陆续来朝，中国同西域各国之交通从此开始。

到公元前60年,汉朝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领有天山以南的地区，乌孙也归汉朝管辖，于是中国和大宛成了邻国。至此，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完全打通。张骞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古代到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出发，连接中亚、西亚、欧洲、非洲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文化交流。

3、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

(1）首次开通长期被匈奴阻塞的陆上东西交通，使欧、亚大陆间的经济文化大通道得以畅通，从而打破了东西方文明的隔离状态，东方的大汉帝国与西方的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开始全面接触和交往。张骞开辟的通往中亚、西亚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路。南路从长安、金城（今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于阗、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往西到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直到大秦（即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西达大秦。张骞开通的这条丝绸之路，成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和进行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2）汉朝政府改变了原先对西域状况模糊不清的认识，掌握了沿丝绸之路各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初歩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开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国际格局。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朝每年遣使节出使西域与西域各国通好，中亚及西亚各族、各国的使节也定期来华朝贡通好。一时间，出现了各国使节相望于道、络绎不绝的繁荣局面。(3）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随着这条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一队队响着驼铃的中外商队东来西往，中华文化广被西域。中国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物品和冶铁、凿井、造纸等生产技术传至西域。西域的物品，如葡萄、苜蓿、黄瓜、芫荽、胡桃、胡豆（蚕豆〉、石榴、橄榄等输入中国。精神文化方面，西域的音乐及舞蹈、波斯的美术、印度的佛教不断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和西域各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国通过这条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北非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常性的经济文化往来关系。

五、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对外文化交流

汉武帝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富庶，商业活跃。与此同时，汉朝与域外国家的外交贸易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打通沿海航路后，即利用雄厚的航海实力，大力开拓南海对外交通和贸易，以扩大汉王朝与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这就导致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路的产生。由于当时的中国对海外的航运货种以杂缯一各种丝绸织物为主，故这条航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1、汉代的航海路线

《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这条印度洋远洋航路(又称"南海航路"〉是:"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曰，有谌离国；歩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巳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2、汉代的进出口货物

西汉通过南海航路进口的货物，据《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明珠、璧琉璃、奇石、犀、象、玳瑁、银、铜、果布等。果布即盛产于东南亚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龙脑香。

20世纪末在广西合浦的西汉古墓中出土的玛瑠、珠宝、水晶、琥珀等物，显然是经由南海航路从海外进口的舶来品。出口的货物有黄金、杂缯。缯就是帛。杂缯就是各种丝绸织品的总称。

总而言之，进口货物主要是香药，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自汉代肇端的以丝绸换取香药，一直成为其后历代南海航路贸易的主要内容。

3、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

汉代由中国出发经由南海到印度洋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只能抵达印度，但过印度人和罗马人的转贩，一直延伸到非洲、欧洲，促成了东西方海上大动脉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突尼斯的中国柑桔”

由于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位于南海北岸珠江入海处的番禹〈广州〉，从西汉起就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和商业都会。番禺等东南沿海城市处于中外联系的前沿，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发展快。它们的发展,使中国东南沿海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汉代印度洋远洋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海上大动脉的形成，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崭新篇章。它对增强中国人民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红海、地中海等地区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扩大古代中国的国际威望与外交影响,对推动国内经济生产、科学技术、航海事业的进歩，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与深远的影响。

六、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

1、佛教及其传入过程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有1800多年的历史（前6世纪一12世纪），粗略划分，可分三期:初期600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期;中期600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期；后期600年，为大乘秘教流行期。

中国最早记载佛教传人中国的典籍《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据此，1998年3月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上，经过佛教四众弟子的认真研讨，共同认定以佛历542 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作为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坐标，以"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作为初传的历史故事。

首先向汉朝政府官员即汉朝上层统治者传教。

东汉明帝刘庄58年一75年在位，年号"永平“,便是最早崇信佛教者之一。

据《魏书?释老志》和《洛阳伽蓝记》等书的记载，东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

有白光,飞绕殿庭，昼问群臣。大臣傅毅对东汉明帝刘庄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

于是明帝就派大臣蔡愔、博士王遵等十余人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蔡愔、王遵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遇到著名的天竺佛学高僧伽叶摩腾、竺法兰，并得到梵本佛经60万言及释迦牟尼白毡佛像。蔡愔、王遵等人邀请他们同来东汉国都洛阳。

伽叶摩腾、竺法兰二僧来洛阳后,先住在鸿胪寺共同编译出最早的汉文经典一一《四十二章经》，后来竺法兰还陆续译出《十地断结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等佛教典籍。汉代编译的《四十二章经》在佛教的传播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汉明帝非常重视这些汉译佛经，下令将其保存在皇家图书馆一兰台石室。佛教的合法地位从此被正式承认。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它比唐玄奘取经早570多年。

东汉永平11年68年，汉明帝刘庄敕令于洛阳城东12公里，按照佛教传统样式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僧院——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人中国内地后建造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建成后，佛法渐盛，信徒曰多，佛教势力一天天地扩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卓越贡献的两位天竺高僧伽叶摩腾、竺法兰移锡白马寺，翻译佛经，讲经说法，圆寂并葬于白马寺内。被誉为"释源"、"祖庭"的白马寺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曾起过重要作用。

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印度佛教传法师组成的第一个佛教使团访问东汉京城洛阳，受到汉明帝的盛情接待，表明东汉朝廷巳完全接纳佛教。

东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兄弟、楚王刘英也崇信佛教。据《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执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

这说明，佛教在永平八年〈65年）时巳有一定的流传，并在上层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刚开始的时候只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在东汉末年开始逐步向民间流传。并且呈现出了又都城洛阳想四周扩散的特点。

2、汉代佛教活动的主要内容

东汉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多为域外僧人。佛教主要流行于中原及齐楚江淮间，而洛阳始终为佛教重镇。汉代的译经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洛阳。译经大师安世高、安玄、支谶、竺佛朔，都于东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来到洛阳，译出大量佛教经典。其中安世高译介的小乘禅学和支谶译介的大乘般若学在中土影响最大。

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系公元2世纪时安息国太子，名清,字世高。父亲死后，他把王位让给叔父，自己出家事佛。他精于小乘经典，并学禅经。东汉桓帝建和初年，安世高经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京都洛阳翻译佛经。20多年中，译出佛经《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等95部115卷，对小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3、佛教的影响

伴随着佛教的东来和佛经的译出，印度文化中的文学、音韵、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以及医学、天文学等也同时注人中土，为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文化受到第一次深刻的外来文化的洗礼。

流传于中土的中国佛教系大众部佛教，即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经由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对其理论进行加工、改造，逐渐与中国的懦家学说和各种哲学思想相融合，使佛教染上强烈的中国色彩，形成八大宗派，即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禅宗。中国的大乘佛教经陆路传到朝鲜、越南，经海路传到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