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童教育问题_困境与出路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青少年研究·2013年第6期

流浪儿童教育问题：困境与出路

毕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100005）

【摘要】流浪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流浪儿童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当

前流浪儿童教育还面临着制度缺失、资源短缺、内容失衡等问题，需要整合政府

与社会资源，提高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社会能力。坚持导向性与发展性并重，

以分类教育为原则，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力争从

整体上提高中国流浪儿童群体的教育水平。

【关键词】流浪儿童教育问题救助保护

流浪儿童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而出现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儿童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流浪儿童问题引起学界与社会的注意以来，流浪儿童的流浪原因与救助保护等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但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相比，流浪儿童教育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既有研究中，尚晓援、吴文贤的调查发现，流浪儿童教育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尚不清楚、员工队伍不健全以及教育方法单一等几个方面。张苏辉在《关于流浪儿童教育的涵义、特征和本质的思考》中探讨了流浪儿童教育的涵义、意义、特征和本质。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实务方面，流浪儿童教育方式方法领域也有了许多有益探索，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模式。既有的教育模式中，有代表性的是昆明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的自选式教育模式、郑州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对流浪儿童提供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石家庄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的“长效教育”。但遗憾的是，石家庄的经验当前很难在只对流浪儿童进行短期保护的机构中推广①。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流浪儿童是流浪者与儿童的结合体，具有双重身份。就其社会性来讲，一些流浪儿童的思想与价值观明显呈现出非主流化状态。流浪儿童教育在实践层面上也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有本质的不同。当前，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主要由户口所在地解决，并经历了一系列政策演进过程。而在国内的一些二三线城市，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受到流入地政府一定程度的保障。

尽管在波及面上不及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但流浪儿童教育的复杂性、艰巨性却丝毫不逊收稿日期：2018－09－05

作者简介：毕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金融学院金融伦理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社会政策、儿童社会工作、金融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流浪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编号：09CSH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参见尚晓援吴文贤：《对我国流浪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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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者。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相比，流浪儿童具有更加弱势的特征。一方面，他们缺少基本的家庭与社会关怀。留守儿童身在家乡，流动儿童身在父母的流入地城市，他们大多能够享受到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一定程度的关怀，这是流浪儿童所无法奢求的。另一方面，流浪儿童的教育还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这些特征决定了流浪儿童教育模式、教育特点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儿童群体有着显著的区别。本文试图厘清当前流浪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生成原因，探讨提高其教育水平与效率的路径。

一、流浪儿童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1．流浪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童教育的意义在于，教育实施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术规范，将儿童培养成为国家与社会期待的具有正确价值观与一定专业技能的人才，在此基础上，为国家与儿童自身的发展、社会文化的传承提供必要的条件。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中重新出现的特殊儿童群体，流浪儿童群体是中国儿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家与社会给予特别关注。与之相对应，流浪儿童教育也是中国儿童教育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社会整体角度讲，流浪儿童教育能够提高整个流浪儿童群体的道德水准与专业技能，从而促进中国儿童整体素质的提升。从流浪儿童自身发展的角度看，积极有效的教育能够提高流浪儿童个人的道德意识与职业技能，进而成为他们重返社会的重要条件。这也同样能达到提高中国儿童整体教育水平的效果。

2．流浪儿童教育是流浪儿童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基础

“学习是一项终身的社会和个人经历，它将改变一个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教育则是一个社会指导学习经历的正式设置”、“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这主要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筛选和分配、对外来人员的同化、社会革新与变迁。”［1］社会环境与成长经历对儿童社会化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特殊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使流浪儿童在社会化的进程中面临角色失败、主文化传承失效等问题。这样的一个后果是，一些流浪儿童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畸偏，人格缺陷较为明显，自我与超我发育不全，乃至形成一种畸形社会化。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社会化后果，适时而恰当的教育乃是第一要义。因为教育的首要功能是推动儿童顺利社会化，也就是向儿童传授知识与技能。这既包括专业训练，也包括文化价值观与规范的传播。

教育影响流浪儿童社会化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重要他人而实现的。重要他人意指对社会成员自身的社会化进程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或群体。对于儿童而言，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一般包括父母、师长、同学、玩伴与偶像等。一些流浪儿童在流浪过程中，对其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主要来源于流浪儿童耳濡目染的特定人物形象。比如一些“白手起家”的“老大”、“行走江湖”的侠客等。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这些流浪儿童心目中的“重要他人”都与社会期望相背离，但其在流浪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功能相当有限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如何重新建构在流浪儿童续社会化或再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成为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教育乃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在教育过程中，以公开或者潜移默化的方式，施教者通过与受教者的互动，鼓励、刺激、强化流浪儿童模仿自己的行为与观念，通过影响受教者（流浪儿童）的认知、感情、意识与行动，使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为流浪儿童所掌握乃至内化，进而使流浪儿童能够按照社会的评价标准观照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推动其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3．流浪儿童教育是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爱儿童的传统文化与政府执政理念，使中国流浪儿童教育工作具备了深厚的人文与历史8

传统，也使流浪儿童在接受救助保护过程中享有教育权利具有了充分的制度依据。2006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由此可见，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和政府的教育责任在该法案中已经得以明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教育”一词共出现48处，许多条款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详细地予以规定。比如第五条“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第二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3］2011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对流浪儿童教育做了明确要求。这使流浪儿童教育工作已经成为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环节，并理应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实务中贯彻实施。

二、流浪儿童教育困境问题

1．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式制度保障

目前，流浪儿童的教育缺乏具体的政策细则保障。前文我们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保护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内的制度体系，体现了国家对流浪儿童教育的重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制度设置只是从宏观层面上搭建了流浪儿童教育的框架，尚存在针对性不强、操作较难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流浪儿童教育责任如何分担？教育主体是否仅限于救助保护主体？是否允许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面向流浪儿童举办专门教育机构？第二，流浪儿童教育经费谁来保障？是完全依靠财政拨款，还是拨款与社会筹措相结合？第三，流浪儿童教育的管理责任由谁承担？是救助保护机构还是流入地政府？抑或是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第四，流浪儿童接受教育的操作程序如何？流浪儿童如何申请、通过何种途径来接受上述相应的教育？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有关流浪儿童教育的正式制度设置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2．短期救助的制约

根据现行《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除身体残疾或联系不上家庭或其他监护人外，流浪儿童在救助机构中一般只能接受短时间的救助，然后以接返或送返的方式将其送回家庭或户籍所在地。在实际工作中，官办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为大多数流浪儿童提供临时性的居留场所，通常并不承担为流浪儿童提供长时间教育的义务。再加上流浪儿童自身的高流动性，进而造成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且缺乏可持续性。这是流浪儿童教育主体所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流浪儿童救助期限的问题在业界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笔者以为，在对此问题回应之前，我们应该先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我们救助保护流浪儿童的原初动机是什么？第二，我们能够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个原初动机？关于第一个问题，可能有许多种答案。比如，这是人性使然；这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回答都没有问题，但这些答案必将最终驻足一点，那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系统的努力，使这些儿童能够像其他儿童一样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这并非能够通过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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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达到。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我们能够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个原初动机？前文已经提及，教育乃是一个基本的路径选项。

然而，短期救助的制度设置，在提高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方面，不可否认，一些由于意外走失等原因初次流浪的儿童，经由官办机构送返或接返及时回家后，流浪经历对于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成长中的插曲，但是对于那些由于贫困、家庭暴力或其他原因不想再返回原生家庭的流浪儿童，强迫他们在最短期限内返回原生家庭，只能是短时间内减轻了机构的工作负担，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裨益。

3．教育资源不足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事业，教育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包括教育所需的人力资源与相应的物质资源。由于教育事业天然的正外部性，这些资源投入无法通过其自身的盈利来实现。因此，来自外部的资源投入就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当前教育资源的不足明显制约了流浪儿童教育工作的开展。

第一，师资不足。如今，许多机构的员工仅仅能够保证流浪儿童的送返与接返两项主要任务，再加上日常照料流浪儿童、夜间及周末值班等事务性工作，完全依靠这些机构的既有人员对流浪儿童进行教育并不现实。此外，多数机构员工不是师范专业出身，也不具有《教师资格证》等资质证书，无法为流浪儿童提供规范的教育。这些结构性缺陷导致流浪儿童大多无法在机构内接受规范的教育。

第二，缺乏家庭与学校的功能支持。众所周知，家庭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场所，这也是“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这一提法的主要依据。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儿童可以切身体会情感与亲情，家长通过言传身教，鼓励儿童发展正确的社会行为，矫正其不当行为。学校功能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与家庭相比，它不仅是学习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场所，更是一个持续、系统传授社会交往技巧、传承社会规范的场所。在学校中，通过与同辈群体的互动、模范人物的示范、社会规范的强化、社会公共活动的有效参与等途径，儿童最终被塑造为一个社会期待的成员。但是，流浪儿童在外流浪期间，其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作为儿童群体的成员，他们失去了儿童教育两大支柱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浪儿童教育工作的开展。

4．流浪儿童难以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要求。这对于推进中国儿童义务教育的开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个目标对于流浪儿童群体而言却显得非常遥远。既有研究表明，从学历结构上看，中国流浪儿童的学历水平普遍在小学。也就是说，许多流浪儿童仍然有几年的义务教育可以接受。有些流浪儿童甚至没有接受过或者尚未完成规范的小学教育。对于这部分流浪儿童，如何让他们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就成为一个问题。

流浪儿童难以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主要体现在流浪儿童入校就学面临阻力。这些阻力既可能来自于校方，也可能来源于学生及其家长。但是这两种阻力的根源其实并无不同，那就是试图使在校学生免受有在外流浪经历学生的不良影响。诚然，一些流浪儿童在步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后，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得到矫正，如打架、逃课、拾到钱物不上交、偷盗等不良行为。但是，期望那些曾经在社会流浪而沾染不良习性的流浪儿童，在步入正规学校之初就能完全达到一直经历正常社会化儿童那样的认知能力与自控能力，这显然并不现实，而对那些没有不良习惯及越轨行为的流浪儿童设置入校障碍更不公平。对流浪儿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人为设置障碍，根本原因在于施教者的观念问题，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正式制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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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内容的结构失衡

当前，外界还无法对正在社会上游荡的流浪儿童的教育状况进行详细考察，比较了解的只是在机构（包括官办机构①和民间组织）接受救助与公民个人救助的流浪儿童教育状况。当前

的情况是，

流浪儿童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官办机构。官办机构救助保护的流浪儿童接受的教育大致由安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规范的义务教育（机构或公民个人充当临时监护

人）、

技能教育等几个部分组成。但出于自身承担的责任考虑，当前官办机构投入最多的是安全教育，这也是确保机构内救

助的流浪儿童“不出事”的基础性工作。法制教育也得到机构的重视，这既有众多流浪儿童对

法律知识了解甚少的原因，也有矫正一些流浪儿童不良习性乃至越轨行为的考量。对流浪儿童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为“本土社会工作”②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技能教育则主要是限于

一些有条件的机构，

它们独自或利用社会资源，对流浪儿童开展诸如烹饪、缝纫、美发、汽车修理、手工等技能的培训。总体而言，当前机构内流浪儿童接受的安全教育较多，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亦受到机构一定程度的重视，技能教育与规范的义务教育则相对较少。可以说，当前

只有一些流浪儿童中的

“精英”才能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技能教育则亟待加强。流浪儿童教育的结构性缺陷，

可能导致流浪儿童错失掌握重返正常社会必备技能的有利时机。而这对流浪儿童自身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三、突破流浪儿童教育困境的路径选择

1．正确处理官办机构短期救助与流浪儿童教育的关系

对于官办机构这一流浪儿童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言，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期限的硬性约束下，如何处理好短期救助与流浪儿童教育的问题，在学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究其根

源，

就在于如果要对流浪儿童的教育起到切实的作用，就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充分的精力及时间等资源投入。显然，这与机构的短期救助工作原则相悖。反过来说，如果想要在正式制度设置的期限内将流浪儿童尽快送返或接返，又想让流浪儿童在机构内通过教育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

到显著提高，

这明显又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从官办机构工作视角出发，对流浪儿童的教育与救助保护的期限是一对矛盾。前文提及，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官办机构原则上只提供短期的救助保护，许多机构的核心任务是协助儿童返家。一些官办机构的领导甚至认为，将流浪儿童尽早送返或接返，既遵循了国家相关制度规

定，

也是减少流浪儿童在官办机构内“出事”的理性选择。基于此，如果想对流浪儿童进行规范的、系统的正规教育，势必要以流浪儿童在机构内相对较长期限的滞留为前提。因此，对不愿意回家、不适合回家的流浪儿童，需要正确处理短期救助与流浪儿童教育的关系。出于提高教育效果的考虑，应该适当转变对之仅限于短期救助的工作思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延长他们在机构接受

救助保护的时间，

以官办机构为责任主体，创造条件使之能够接受较为系统、规范的教育。2．整合政府与社会资源，提高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社会能力

当前，流浪儿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饱受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它已经影响到了诸11①②当前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主体包括救助管理站、救助中心等一些正式组织。这些正式组织代表国家行使流浪儿童救助

保护工作职能，因此本文也将它们称为

“官办机构”。“本土社会工作”即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着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

决现实困难和问题的制度化做法，也称之为

“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参见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多社会成员，需要动用全社会的资源来协调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每一个流浪儿童的具体流浪原因各不相同，但需要接受教育却是共同的，这也是最终解决儿童重复流浪的根本途径之一。因此，在流浪儿童教育领域，社会与国家的参与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社会能力，能够保证流浪儿童与同龄儿童一样接受正常的社会教育。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能够为这些儿童的教育提供较为充足的社会资源，当务之急是将政府与社会的资源整合起来。笔者认为，资源整合的关键点在于，在国家保持并增加相应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的救助保护力量。比如，应该允许一些资质条件符合政府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浪儿童的教育培训机构；充分发动并利用社会力量为流浪儿童教育提供必要的师资、场地与经费；鼓励社会力量为接近或达到法定就业年龄的流浪儿童提供各种职业培训等。

3．导向性与发展性并重

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生活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流浪儿童要重返正常社会生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培育自己的公共性与社会生活能力，公共教育乃是必要条件。但是，我们所接触的为数众多的流浪儿童，社会责任感缺失，公共伦理大多更无从谈起。这就需要通过教育的导向性引导流浪儿童，促进他们健康人格与技能的发展。

流浪儿童的导向性教育，是指在对流浪儿童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法制观的指引，并针对有心理问题的儿童进行相应的心理矫正。发展性教育则主要包括文化知识、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导向性教育与发展性教育具有不同的功能。导向性教育是引导他们向上、向美、向善的教育。比如，法制教育能够明确告诉流浪儿童，哪些是社会可以接受或推崇的行为，这些才是他们应该提倡的行为。而那些被社会不认可、反对甚至惩罚的行为，则是必须要规避的行为，从而鼓励他们遵守主流社会规范。发展性教育则通过对流浪儿童的文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确保他们在社会的帮助下，能够掌握融入正常社会的必备技能。如果说，导向性教育是给流浪儿童重返正常社会生活奠定思想方面基础的话，那么技能教育就是使他们做好物质上的准备。这二者应该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

4．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接受规范的义务教育

显然，在短期救助与高流动性的硬性约束下，期望每个流浪儿童都能接受连贯的、正规的义务教育并不现实。但无论是从伦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层面看，至少应该将那些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纳入规范的义务教育体系。这就需要明确政府相关部门与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家庭的责任。具体而言，流浪儿童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流入地的救助管理机构应该建立完备的流浪儿童档案，根据流浪儿童个人状况、家庭与监护人状况决定其是否适合接受义务教育。对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进一步确定其接受义务教育的地点及方式。此外，流浪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申请与实施的程序必须要明确。

5．分类教育

传统的对流浪儿童的教育，实际上是本土社会工作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实务领域的一个主要内容，并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观念与原则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流浪儿童有针对性地采取分类教育就成为一项必须开展的工作。

分类教育的必要性还体现在，不同类型流浪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明显不同的，他们对于政府与社会也有着不同的期待，这也要求政府与社会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对不同居留场所、不同留滞期限的流浪儿童采取不同的教育目标。对于中长期（三个月以上）滞留在机构中的流浪儿童，应该突出文化教育与技能教育，为具备相应条件的流浪儿童提供正式的学校教育，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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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较为直接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中。力争使他们在重返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障碍与涉及的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合作行动的框架中得到解决。对于曾经长期游荡于社会，未能与社会建立稳定联系的流浪儿童，应该坚持价值观教育、文化教育与职业技能训练并重。对于曾受不法成年人以及团伙控制、具有严重越轨行为的流浪儿童，应该强化法制教育与价值观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行职业技能教育与基础文化教育。

四、结语

教育对流浪儿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把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看做一个工作链条的话，显然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对于社会，教育意味着使流浪儿童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期待的人。对于流浪儿童，教育能为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提供技能与物质储备。但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他们的教育水平偏低，一些流浪儿童外出流浪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的失败。流浪儿童的高越轨率，与他们教育的缺乏也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经典社会学家早已指出教育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迪尔凯姆认为，教育对于儿童有两个主要功能。第一，教育使儿童能够将有助于社会功能运行的社会规则内化。这是通过对社会共有价值观（宗教信念、道德观念、自我纪律等）的理解实现的。第二，教育能够在分工复杂的社会里，传承履行各种专门化、行业性角色所需的技能。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教育的功能就是让儿童“能够从家庭的特殊主义标准转向现代的成人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标准”［4］。换句话说，教育能够使儿童依靠个人品质（或价值）与后天努力，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与人生历程中获得相应的成就与社会地位。客观地讲，教育大概是大部分流浪儿童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社会成员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机会。

然而，流浪儿童的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体现在教育的主体与客体，亦体现在制度设置方面，更加凸显了流浪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尤其随着流浪儿童生理年龄的增长，他们处于接受教育并最终顺利实现社会化或再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一时期中，流浪儿童能够接受一定质量的教育，就可能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与生活技能，为他们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无法接受相应教育或教育失败，就可能导致他们离社会期望的方向渐行渐远，增加他们重返正常社会的难度，甚至在成年后步入流浪乞讨或者严重越轨者的行列。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关爱儿童的传统文化与政府的行政方式，使流浪儿童的教育工作具备了深厚的人文与历史传统，这也是中国流浪儿童教育保护的最主要保障。但是，通过教育的途径，引导流浪儿童重返正常社会生活，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包括制度保证与充分的社会资源供给，以及科学的教育策略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6－06/30/content_323302．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http：//www．gov．cn/flfg/2006－12/29/content_554397．htm

［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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