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1-2)

近代中外关系

一、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立场

中国是在世界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而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若干重大事件与社会变革几乎都与外部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使是许多内政事务也都深受中外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不自觉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因素。宏观的审视主要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收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两种视角的相争与共存构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统一体。

在对列强的侵略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人们开始对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迈出的每一步伐（包括前进、后退和徘徊）进行总结，对种种失误进行反思。对于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人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方面，近年来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研究者在对列强获取不平等特权进行分析时便发现，清政府官员在这些重大权利的出让中亦有相当的责任。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政府官员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甚至有时还引为得计。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形成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对政府外交深入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对体制外因素对外交的影响也日益关注。国民外交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如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都有专题研究面世。此外，中外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与互动，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出现了富有新意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制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便略显不足。外交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外交决策机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外交部门的职司及地位变化等仍有深入研究的余地。对近代中国外交思想演变的整体考察也比较薄弱，迄今尚无近代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

二、中国外交关系的演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格局是两个系统并立，一个是亚洲诸国，一个是欧美诸国，两者互不相关，区别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各自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也不同。中国与亚洲入贡各国间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关系，彼此按定制、定式进行官方交往，真正有来有往，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传统的体制，在历史上早已定型，在运行中很少有什么波澜或变动;双方的交往基本上局限在高层封建统治者之间，与人民很少关联，一般只在于维系已有的联系(乾隆中期即I8世纪60年代以后苏禄与中国的关系中断，其他各国都维系到鸦片战争以后)，而不是发展新的关系。这种对外关系体制，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把世界一切国家都视为属国;明末以来葡、荷、.俄、英等国派使来华，都被当作贡使，就是这个原因。但不论是从海疆来的西欧、北欧、北美诸国，或者是从陆路来的俄国，都完全在入贡国系统之外，另成为一个系统。它们到中国来，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中国成为它们扩张的对象。它们极力想进入中国，其来华使节有的不惜照贡使的礼制行事。但终因它们自有一套国际交往体制和准则，而同中国的姐龋,摩擦越来越多。在对中国的关系中，它们居于主动，有的带有侵略性。这是一种有来无往的关系，没有中国人到它们那里去，中国所做的一般.只是对它们各方面的冲击做出反应。当时巾国的国力还强盛，能够有效地抗阻它们的武力侵犯，打退它们的侵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自18世纪中叶起，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有限制地允许它们的人民(主要是商人、教士等)入境，严格加以管理，但不与它们发展官方关系，不承认他们派驻广州的代表(领事、商务监督等)的官方身份，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不与它们建立国交。这个政策抑制了欧美各国在华扩张势力，保持了自己的完全独立以及与世隔绝。

邻近诸国。主要有朝鲜、琉球、越南、南掌(老挝)、退逻、苏禄、缅甸等，都是向中国入贡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位于中国周边(只有苏禄距离稍远)，在清朝前期都或先或后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关系，其基本形式是入贡和册封: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期限(贡期)、派遣一定职位的官员(贡使)、沿一定的路线(贡道)到中国京城，按一定的仪式将所带土特产品(贡物)献给清朝统治者，是为入贡;另一方面，在它们的新统治者即位时，清朝皇帝颁发一定格式的表文(诏敕)以确认其地位，是为册封。入贡和册封直接体现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与有关各国最高统治者之间地位尊卑之别，实质上所反映的则是封建等级制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相互间的称谓上就是以中国为“上邦”、“上国”，以有关各国为“属国”、“藩邦”。这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发生双边关系，集所有这类双边关系之和而构成一个亚洲东部特有的带封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是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

三、近代中外关系的特点

1.近代中外关系是一种复合关系，其主要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但同时也是落后的半封建大国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冲突与交流的关系。1853年7月，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统治印度的未来结果时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屈辱和苦难，带来了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资太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化。近代中外关系的建立，导致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直接对话，引起了双方剧烈的冲突和交流。起初冲突远远多于交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挑战与危机，同时也创造了变革的机遇与转机。

2.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而言，既是被动的、不平等的矢系，也是努力朝着近代化，乃至正常化轨道缓慢推进的关系。中国打开国门完全是被迫的，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而言完全是被动的、不平等的，因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近代中外关系似乎是一条总在下降的曲线。但在事实上，近代中外关系并非一直处于沉沦状态，“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随着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主权渐渐地又得到了维护”。近代中外关系的演变曲线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起，中经《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晖条约》、《伊犁条约》、《烟台条约》、《中法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降至谷底，中国彻底沦为半稍民地。此后，开始缓慢回升。

1861年1月，清前府在列强的压力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海防五股，总揽外交及与外国有关诸事务。总理衙门设立以前的二十年间，清政府往往临时指派官员对外交涉，处理夷务。总理衙门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也标志着中国外交机构的专门化。1861年3月，外国公使正式驻节北京。1867年，清廷任命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首”，中国的外交机构更加正规化，外交行为更加规范化，外交体制基本上与国际惯例相接轨。清政府垮合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和取而代之的国民党控制的南京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人民群众废约运动的推动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修约和改订新约的活动。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曾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多次正式提出过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等合理要求1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开创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中方拒绝签约的先例。

3.近代中外关系是关系各方力求打破平衡，同时又不得不维持平衡，但最终还是打破了平衡的关系。列强采取了“以华制华”和“联甲制乙”等外交战略;中国经历了从“以夷制夷”的“平衡外交”到结好英美的“重点外交”的转变。近代中国既是列强争夺利益的

聚焦点，也是列强平衡关系的调节器。因此，近代中外关系就成了远东国际关系的晴雨表。

4.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既有负面影响，又有正面影响，其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任何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外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关键性作用，由此不难看出近代中外关系史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特殊地位。鸦片战争后，列强千涉中国内政，甚至操纵中国内政，使得中国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随之成为饱受欺辱的“准亡国奴”。与此同时，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中，中国从此不再是封闭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在屈辱的对外交往中，从侵略者那里学习外交ABC,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在短短一百年里，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三级跳”。这种思想跳跃的内部条件并不完全成熟，跳跃的实现主要得益于外力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史上每次大的思想擅变和社会变迁几乎都是以中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契机实现的，近代中外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之深远，是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百年史，正是在中外关系的巨笔挥动下写就的。

四、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几个问题

1、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端。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着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观点，中外学者一般分持前后两种不同看法。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及战和抉择的态度时，曾一直认为有严禁派和弛禁派、抵抗派和投降派之分。80年代中期始，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一直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一些学者还指出，不少鸦片战争前期痛言主剿的“英雄”，后期都变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来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研究者通过考证指出，所谓“川鼻草约”，是英方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并未在该草约上签字。对于：《南京条约》及随后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学者们的共识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初步进入中国，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

2、不平等条约体系与中国的世界历史。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发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一批中外条约极大地扩允了列强在华特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初步形成体系。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该条约还反映出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个重要标志。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近乎要瓜分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则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抢机中，削；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计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出卖国家重大利权而下自觉。领事裁判权和K面的蚓月待遇的确上过汗巾皆有如此现象。人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模糊概念，学义们也进了二百科学的澄清。如关于不个等条约的数目，一直流传着1100多个的说法，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中外旧约章汇编》的错误理解。该书所收1182个文件并非部足条约，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个等条约。因此，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数目是不能成立的。

3、义和团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反

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另一些人认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倡导者。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常常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因而，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一些人指出，义和团盲目“杀洋仇教”，反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但另一些人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是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正义反抗。帝国主义在华兴办近代企业，强化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义和团反对洋物，是对侵略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有研究者指出，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了《辛丑和约》。以往认为清政府从此“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有学者考察了此后十年间清政府的外交，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清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事，但它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可以说有斗争。“彻底投降论”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

4、日本侵华与中日关系。1874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侵略，中日最后达成《北京专条》。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丢失琉球’刑赔款问题上。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日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特别是台湾东部地区）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以征伐“无主之地”的名义出兵，但最后不得不在专条中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英美等国外交代表也明确表态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由此而得到澄清。以往认为，专条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有学者指出，条约中的“日本国属民”系确指在台湾遭劫的日本人，从专条中并不能得出承认日本在琉球主权的结论。但日方后来有意作了歪曲的解释。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治初年，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也有人认为，大陆政策形成于山县有朋内阁时期，其实标志是1890年山县有朋的《施政方略》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这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兴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老大帝国，一跃而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侵略国家。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19世纪的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大热点。学者们对战争的起因、进程以及战败对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欧美列强的纵横捭阖都作了充分的研究。

5、门户开放政策与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的政策。1979年，有学者对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问题提出重新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该文的发表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学术争论。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侵略政策，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等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也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还有人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史实上的问题。虽然分歧犹在，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看法。如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学者们指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但对它的客观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近年来又有学者探讨了清末中国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清政府的态度比较复杂，它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在外蒙古策

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大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上的变化。

五、半个世纪以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状况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卜影响着什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1)，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鸡等人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1)。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揖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1956年版）。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专著。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共4卷，至1978年出版两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但对产长期扮演列强领头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这―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纷纷面世。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90年代。其中，比校有影响的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