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陈省身访谈录(悼念陈省身先生)

走近数学大师

这场雨从睡梦中就下起来，到中午了还在哗啦啦下个不停。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街道，车辆，树木，路旁的建筑，撑开了的伞，全都湿漉漉的，显然洗去了不少市面上的喧嚣与浮躁，以及与浮躁同样轻飘飘的漫漫杨絮。从天津西站到南开大学大约要走二三十分钟，出租司机是一位长相粗犷神色生动的中年人，高喉咙大嗓门，非常热情，一路上用他那地道的天津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起陈先生，他立马接过话说，陈省身？知道。大数学家，不得了！天津人懂点儿事的谁不知道啊！市长是谁咱不管他，你要说这陈省身，那可是人才哪。司机一边骄傲着，一边还要左顾右盼，忙着找路旁哪儿有花店，以方便我们给陈先生买鲜花。在随后同陈先生交谈时，我曾将这件事讲给陈老听，并说人们可以不知道市长是谁，但却知道数学家，这是一个好现象。陈先生神情沉静地说，也有些是夸张了的。

宁园坐落在南开大学校园东南隅，浅黄色的小楼为两层建筑，周围绿树掩映，草木环绕，是南开大学专为陈省身先生建造的。宁园门前是一斜道，汽车可以直接开上去，也便于陈老的轮椅行进，这样富于人性化的设计，能看出人们对陈先生的尊敬与爱戴。进入楼厅，只见陈先生坐在轮椅上，鹤发童颜，上身穿一件紫红色的对襟唐装，显得特别雍容高贵。我们从长桌的这一端望着他，犹如望着一座遥远星辰的降临，他那高风绝尘的风度与智慧，那温馨而持久的光芒，都令人不能忘怀。

甫一坐定，陈先生就颇有些出其不意地说，你们今天应该向我道喜。看到我们面露疑惑，陈先生停顿了一下才解释说，以前患有静脉血栓，前些时候还住了两个来月的医院。今天上午刚又去查了，一看，血栓竟然没了。我们听明白后，忙说这倒真是件喜事，好消息。陈先生如小孩儿一般得意，连连说，是，好消息，好消息。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

陈省身的父亲是秀才出身，他的名字来源于曾子的一段语录：“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陈省身只上过一天小学，原因是家里太珍爱他，怕他年幼体弱，上学不安全。直到八岁那年，陈省身才去秀水县城里的县立小学上学。可那天下午放学时，不知什么缘故，老师却用戒尺挨个打学生的手心。陈省身虽然因为老实没挨打，可这件事却对他刺激太大，从此便不肯再迈进小学校门一步。

对小孩子不能管得太凶，管得太多的小孩子不会有出息。陈省身先生说，我小的时候上学很晚，但出来以后家里就没再管过，后来的每一步路也都是靠自己。现在好多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把孩子管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样管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将来有自己

的发展？陈省身小时候全靠在家跟家人学习，自学了许多内容，后来读了四年中学，便直接越过考大学本科前本应补读两年的预科，以十五岁的年纪考取了南开理学院。试想，假如陈省身也早早就落入私塾先生的手掌，天天心惊胆战地被戒尺打手心，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后来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记得十来年前我第一次去幼儿园接女儿时，只一探头，原先色彩斑斓的梦想刹那间就被一种强烈的失望所淹没了：女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背着手，挺着小胸脯，贴墙坐在小凳上。她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阿姨，脸上尽是讨好和紧张。板着面孔的阿姨不让她们闹，不许她们叫，不准她们动，就连撒尿都要先来后到，举手报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能有多大出息？所以，一个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压抑。人性不能张扬，社会自然也就要受到窒息。陈省身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最要紧的就是自由。不管在哪里，不管是什么行道，凡是管得越凶的地方，就越不会有大的发展。

记者：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尽管国家贫穷落后，但却出了不少人才。数学也好，物理也好，都有一批世界级的大家冒了出来。比如说，在您大学毕业的一九三○年之前，光是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后来就更多了。依您看，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原因？

陈省身：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群人在国外。国外环境相对好一些，学术上的事情，搞研究的条件有保障。环境好你自然就容易有成就。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在国内发展这么一种环境，使得国内的人也可以做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记者：环境太重要了。习惯使人麻木，在另外一种不同的环境中观察，很容易就能看出一种环境的状态。没有好的土壤，人才就没办法生长起来。

陈省身：对极了。中国现在也还是有人才的。很可惜，前些年国家对人才太不注意了。现在好些了。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政府支持。

记者：您回国定居有两年了，在数学方面或其他科技方面，能不能感觉到，国内是否在向上走的一个趋势？

陈省身：是的，往前走。我老是讲，南开的数学现在就很好。

记者：不次于芝加哥大学？

陈省身：不见得差。在南开，现在我们找了一大批年轻的人才，很不容易。至于有些人出去了，不愿意回国，主要还是国内现在的待遇低了一点。另外，在国外朋友多，工作比较容易，条件很好，有效率。中国的行政部门管得有些多。

记者：这个管是指什么个管？是干涉太多吗？

陈省身：嗯，干涉太多。干涉太多，哪怕是好意的，想帮忙的，从长远看效果也不好。最好是不理他，他自己知道该怎么搞。真正的天才是自己蹦出来的。你要知道，顶理想的就是他一个人做工作。大家都鼓吹交流，讲科学需要合作，需要互相帮忙，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的结果。有时候，一个人忽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你有了这个很好的想法，有时候不见得当时就能知道，也许要等多少年之后，才发现这个方法的绝妙之处。

记者：您的话特别耐人寻味。自由状态有助于人才的出头，有助于奇思异想。所以，陈寅恪鼓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所以，对人才最大的爱护，是给他自由。

陈省身：对极了，自由。最好的科学是发现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可是国内你要做什么东西，政府都要你的报告，而看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真正懂，这也只能浪费时间。

记者：咱们打报告是为了上项目，要经费，那么，国外不写报告，像类似于经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陈省身：在国外，一般情况下他不大需要经费，因为他这个待遇好，比如在美国，一个

普通教授一年的薪金在十万美元以上，可以不理政府，一般的问题自己可以处理好。再比如中国的科学家成为院士要申请，奖金要申请，什么都要先申请，外国没这个。制度之下，这也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从前一个数学家的最高标准，是从国外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国家现在所急需做的，是充实各大学的研究院，充实博士学位，人才由自己训练。我想，最要紧的是，政府要让大家放开手脚，要多给予支持，不支持科学就不能发展。最好是多一点钱。

记者：这恰恰可能是我们最缺少的了。没有好的环境不能干事，没有钱那也干不成事。

陈省身：不过，有些人是不应该支持的。他不大行，打报告打得倒很好。现在中国出了一种新八股，一二三四，报告打得好极了，真正的工作他却不会做，所以并不行的。

记者：您在国外多年，可能感觉强烈一些。其实，有什么样的气候就会长什么样的草，国内的这种新八股并不太新，也有一段历史了。假大空。

陈省身：奇怪的是，这样的东西竟然还能起一点作用。

做事业首先要学会选择

数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创造性：要达到前人未达到的境界，要找到科学最深刻的关键。陈省身先生说，数学研究与其它科学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它是向多方面发展的。当今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往往有几个主题。但数学的研究方向对个人来说，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大。所以工作不必集中于几个大的中心，研究人员可以较为分散。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可以随不同的途径，完成自己的志愿。

在南开，陈省身先生做出主修数学的第一次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数学能力一向比较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上第一堂化学实验课，在吹玻璃管时手足无措，从此便对各种理化实验有了畏惧。二年级时，陈省身师从中国现代几何学的创始人、哈佛博士姜立夫先生，开始研习几何学，初步领略到了数学王国壮美绮丽的无限风光。不过，这时的陈省身并没有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而只是觉得可能会做一名中学数学教师。一九三○年，陈省身在南开大学毕业时，决定报考清华大学数学系，投身到不久前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的孙光远教授门下学习。在陈省身看来，孙光远教授是当时回国的数学博士中惟一还在继续作研究，并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学者，这当然令他由衷钦佩，于是便随孙先生潜心研究投影微分几何学。在此期间，陈省身和华罗庚成为清华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九三二年，著名微分几何学权威布拉希克教授由德国汉堡大学来华访问，作了以“微分几何的拓朴问题”为题的系列演讲，令陈省身大开眼界。同时，陈省身在密切关注世界数学动向中开始意识到，他这几年下了大功夫的投影微分几何已经远离当前数学发展的主流，前途不大，而他后来做出巨大建树的所谓“大范围微分几何”，即研究微分流性上的几何性质，此时已被他隐约感觉到了。一九三四年夏，陈省身从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并顺利通过了美庚款的留学考试。美庚款的留学所在地按理说应该是在美国，而且当时的许多留学生一般也都愿意去美国，但陈省身对布拉希克教授心仪已久，觉得到德国这样的世界数学中心留学必定适合于自己，最后终于如愿所遂。在汉堡不到两年，陈省身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其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法国大数学家E•嘉当的理论在微分几何上的应用。尽管嘉当的理论是超时代的，但陈省身当时已经被嘉当的数学天才所折服，所以，陈省身又放弃了留在汉堡大学研究代数数论的优越时机，于一九三六年决定转学法国巴黎大学，追随嘉当，进行更精深的数学探索，并且，后来得以借助这位伟大数学家的肩膀，在几何学的高峰上迅速攀登上升。

一九三七年，陈省身回国，先在清华，后因战争迁至西南联大。在这几年，他的数学研究成果开始为世界数学界所瞩目。一九四三年夏，他应聘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三年间，陈省身先生开辟了微分几何的广阔空间，其著名的“陈氏示性类”研究成果，对数学乃

至理论物理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后来的一系列以“整体微分几何”为主的研究成就，被誉为“影响遍及整个数学”，而陈先生在回顾自己数十年的治学历程时，认为这一切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自己漫长人生的每一步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记者：我曾看过一个资料。有一次，台湾清华大学请您和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中间有位姓黄的教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研究的方向和领域？杨振宁先生说，大学中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事后一回想，成功的同学在当时不见得就比不成功者优秀许多。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有人走对了路，左右逢源，而有人却走错了路，再努力也很难有大成就。我们知道杨振宁先生曾是您的学生，他的这些见解，和您做学问首先要做出正确选择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

陈省身：选择有时几乎就能决定一个人整个的命运，当然，这种选择是指关键时刻的那几步。也很难。我在那次聚会中也讲过，选择科目方向是很难决定的，中间有许多是靠机会。怎么才是好的选择？我的建议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要只念自己本身学科的东西，不管有无相关，都应该尽量吸收。了解的范围越广，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增加。

记者：是不是说，在选择重大方向之前，还是先应该把知识的面铺好，应该先储备必要的学识？

陈省身：学会选择，就是要自己知道该怎么走。老实讲，我那时候的选择，我老师都不知道。你自己有时也许不是太明确，但至少头脑要清楚，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比如数学，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个人应否读数学，怎么样你是一个好的数学家？英国大数学家Hardy 说过，一个条件就是看你是否比老师强。

记者：学生一定要比老师强。这个标准可不低。

陈省身：中国的数学其实是很好的。像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竞赛，中国就连续多年取得特别好的成绩。这种竞赛每个国家有六名中学生参加，去年中国孩子拿了六块，就是说每个孩子都得了金牌，然后俄国拿了五块，美国也拿了四块。但是，美国的四块金牌当中，有两名是华裔学生，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也就是说，这届奥赛中国人竟然拿了八块金牌。中国古代的数学也是很发达的。比如祖冲之，在那时候就把圆周率算到七位，比欧洲早了很多年，所以被外国人称作“祖率”，很了不得。

记者：所以月球上有座山就叫祖冲之。

陈省身：说到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我是支持的，我相信如果一起考，我是考不过这些孩子的。但是，数学竞赛题目都不是好的题目，因为在两三个钟头里由青少年学生能做出来的技巧性题目，不可能有很深的含义。这样的竞赛虽然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但离开研究一个好的数学问题还差得很远，更不能把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奖者等同于数学家。

记者：那么，什么才算是好的数学呢？难道还有坏的数学？

陈省身：好的数学就是有开创性的，有发展前途的。好的数学可以不断深入，有深远意义，能够影响许多学科。比如说，解方程就是好的数学。搞数学都要解方程，一次方程容易解，二次方程就不同，等等。这一类的数学是不断发展的，有永恒价值，所以是好的。而不好的数学就是那些仅限于把他人的工作推演一番的研究。还有一些数学虽然也蛮有意思，但也仅仅是一种游戏罢了。

记者：究竟怎么样才算不好的数学，这方面应该也有不少例子吧。

陈省身：举个例子，大家也许知道有个拿破仑定理。据说这个定理和拿破仑有点关系。它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三角形，各边上各作等边三角形，接下来将这三个三角形的重心联结起来，那么就必定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各边上的等边三角形也可以朝里面作，于是可以得到两个解。像这样的数学，就不是好的数学，为什么？因为它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

你可以把它纯粹当作一种游戏，做事累的时候用来解闷，也是很有意思的。再把话说开来，比如现在世界上，还有国内每年发表的论文，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平庸之作，只是在已经有的工作上做一些枝节的推广和改进，没有多大的创造性。

当然，选择好的方向，做好的数学，需要很强的能力。有能力做好的数学的人都是用功的，因为重复别人总是容易一些，但你想创新就要用功。用功当然也有各人的方式，像德国莱比锡的范•德瓦尔登，他是从早到晚坐在书桌前做研究，而康福森却是成天走来走去想他的数学，像是在游荡。这两位数学家都很有成就。

成功者的内心必定简单

查克•韦尔奇曾说过这样的话：你简直无法想象，让人们变得简单竟会被人说成是头脑简单。而现实中的事实恰恰相反，那些思路清楚，个性独立并卓有成就的人们正是最简单的人。

把奥妙变为常识，复杂变为简单，数学是一种奇妙有力不可缺少的科学工具。陈省身先生认为，人生也是一样，你越是一个单纯的人，就越容易成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十九世纪时，匈牙利在政治上极不巩固, 工业较为落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然而天才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钢琴家里斯特，诗人裴多菲，画家孟卡奇，现代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冯•卡门，全息照相创始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加波，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先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海维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威格纳，氢弹之父特勒，分析大师费叶，泛函分析奠基者黎斯，组合论专家寇尼西，冯•诺伊曼，测渡论专家拉多，数学和数学教育家J•波利亚。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人口比例来看，在一个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天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究竟如何解释，可以说是文明史和科学史上的一个谜。我们应该从这一现象中得到启示。

牛顿在他二十三岁时，也就是一六六五年的夏天，因为英国爆发了大规模鼠疫，他不得不离开剑桥避居乡下，在乡间生活了一年半。而正是在乡下避祸的这段时间里，成为牛顿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牛顿一生中的重要成果，遍及力学、光学、数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但他的几乎所有主要的数学物理思想，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按照牛顿本人的说法，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微积分，色彩理论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构思而成的。此外，爱因斯坦在青年时期做他那些伟大的发现工作时，还只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三等职员，生活和研究的条件都不是太好。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往往在一个相对困难的处境当中，会有天才出现。而其中的一个缘故，可能就是主动或被动地消除了众多外在的诱惑与干扰。陈省身先生一再所说的人要简单，个中确有深意。

记者：这里的简单，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简化？就是说一个人应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坚忍不拔做他所选定的事业？

陈省身：以前曾有记者先生问我是如何决定读数学的，我说是别的都做不好，所以就只能读数学了。我不像别人那么多才多艺，所以选择问题时也就十分简单，不用过多分心。

记者：简单实际上最不容易。生活中有那么多的诱惑，让人眼花缭乱。人的一生又那么短暂，但却把许多时间浪费掉了。那么，简单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数学思想？

陈省身：既是思想，也是目的。数学思想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像数学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化大为小，也就是把遇到的困难的事物尽量划分成许多小的部分，这样一来，每一小部分显然就容易解决。这样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用来处理日常问题的。

记者：我还是在琢磨西南联大的那一段历史。因为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那时中国环境那么艰苦，战争形势那么恶劣，但还能出那么多的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现象。

陈省身：西南联大当时有名望，有好的学生来，主要是学生本身好。本身好的话，你稍加指点，他就有发展。当然，西南联大是由原先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本来就有水平，老师本身声望就高，大家互相敬重，能合作。其实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就没搞成，自己互相打架，后来只好解散。

还有一点，我们在西南联大时，因为是战乱时期，所以设备图书什么都没有，条件差，也没房子，记得我和华罗庚、王信忠先生挤在一个房间，因为地方小，连箱子里的一点书都不愿意打开。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能做出成绩来。

记者：在您的一本书中，您曾说，中国的大数学家如刘徽（魏晋）、祖冲之（南北朝）、李冶（金元）等都生逢乱世，但他们却也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

陈省身：只要有了人，有研究的精神，在哪里都能做事情。我一般不参加别的活动，只做我的数学。

记者：爱因斯坦也是从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与宴会，他曾讽刺说，这是把时间喂给动物园。

陈省身：四十年代时，我和爱因斯坦常有来往，我们是一九四三年开始认识的。他当时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我也应聘在这里面做研究工作。有一次爱因斯坦约我去他家中做客，我在他家的书架上发现有一本书很吸引我，是我们老子的《道德经》，德文译本。道法自然，淡泊宁静，西方一些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是喜欢老庄哲学的。因为搞科学的人，从数理到人文，往往要讲到道德，讲到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这个住所叫作宁园，就有这么个意思。

记者：您那时候跟爱因斯坦一起，是不是也谈一些数学呢？

陈省身：也谈的，什么都谈，随便谈。爱因斯坦到晚年没什么东西，岁数大了，往往就什么都不做了。

世界的局面不一样啊！我头一次看到他时是一九四三年，那时候中国是美国的同盟国，因为这时刚巧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炸了美国的军舰，美国人很生气，所以，日本是敌人。而日本侵略中国，也是中国的敌人，中美自然是同盟。可现在，当然你了解，现在中美可能就不同了。因为美国不放心中国起来。中国现在进步得很多。

记者：您在美国五十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中美是处于一个对峙的状态，比如在五六十年代，您能不能感觉到它对中国的敌意？

陈省身：没太注意。美国它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生活很自由，讲话也很自由。不过呢，政府有效率。政府要是对某一个国家或是某一个人不好的时候，它的效力就很大，很伤害你。李文和就是这样。不过，美国人对中国人无所谓的很多，大部分人对中国还是友善的。但等到政府追的时候，就很讨厌。

记者：美国现在的作为更值得注意。

陈省身：国际上现在好文章很多，有好多值得看。你们可以考虑。比如美国现在很讨厌，他觉得他现在世界上称霸了，他就比较以往那些称霸的国家，像罗马帝国，那是很厉害。所以，这几天我在找罗马帝国的材料来看看。罗马帝国延续了五百年，当时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很强大。那么现在中国就要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因为美国有人要削弱中国。美国出了几本书，就是要成为一个美利坚帝国，有一批人在鼓吹这些。你们应考虑这个事实，要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

记者：中美对峙最激烈的是在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六十年代搞出原子弹氢弹的时候，您当时没听说吗？

陈省身：我知道得晚。美国政府当然知道得早了。不过，中国搞原子弹，好多人我都认识的。像邓稼先，最早我在芝加哥做教授，那时邓稼先夏天就来，他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普渡放暑假时，他就来芝加哥。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主要的人物是费米，他

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那时候是全世界最要紧的一个物理学家。搞原子弹试验用的反应堆就在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操场。这个反应堆要持续下去，第一个就是在芝加哥做的。那时候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那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

记者：后来，您不知道他搞这个了？

陈省身：这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搞物理的。我跟原子弹没关系。

记者：但数学是很有关系的。

陈省身：很有关系。我有一个学生叫周毓麟，他就跟邓稼先搞原子弹，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许多方面需要计算。不仅原子弹需要计算，导弹也要计算。针对打进来的导弹，更需要计算。所以数学很重要。

快乐是人生第一要素

人生是一种乐趣，一种创造，是一种生命价值的张扬和实现。陈省身先生总是强调一种快乐人生，把不断寻找和发现乐趣作为生活的动力。快乐就是爱，就是使一切平常的东西变得有意义。

陈省身先生生性豁达，并不是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做高深数学研究的大师往往孤僻乖戾，缺乏味道。陈省身小时候就跟祖母背唐诗，背佛经，同时也开始读《封神榜》《七侠五义》之类的闲书。后来，陈先生也常于数学研究的空隙阅读小说，读得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在南开大学，陈省身先生还抽出时间，听金庸先生的讲座。许多艺术作品中的艺术美感与哲学内涵，和数学王国中的壮美风光与高深境界是如此相通，相信陈先生和我们的感觉不会完全一样，那样的一个高度，不是一般人所能领略的。

在宁园简洁优雅的中式客厅里，听一位年过九旬的智慧老人传布科学精神，叮嘱快乐的要旨，犹如置身巍峨山巅，云海奔涌，松涛行走，气象万千。陈省身先生说，生命有无意义，包括事业，家庭生活，健康长寿等等，都和快乐有关。我们注意到，在客厅西墙上，有一幅陈先生夫人的大照片，位置很醒目。陈省身先生是一九三七年在西南联大时结婚的，夫人是当时清华数学系“开系元勋”之一郑桐荪教授的女儿郑士宁小姐。郑士宁当时在清华生物系读书，他们在杨振宁的父亲、同为清华数学系教授的杨武之夫妇促成下，完成了一生美满幸福的结合。

见我们望着墙上的遗像，陈省身先生缓缓说道，她才八十几岁呀。

记者：您老伴去世是哪一年？

陈省身：二○○○年，就在这屋里。睡了一觉就走了。

记者：哦，这真是最大的福气。什么痛苦都没有，很平静就走了，真难得。

陈省身：是福气。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一个常数，应该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中国人浪费时间的事太多。我已经老了，本来数学是年轻人的事业，但我还想在前沿做数学，多做一点。

记者：相信这也是您的快乐所在。我们正在体会您所说的数学的美和快乐。

陈省身：中国人的数学才能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的数学也是全面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的财富在“人民”。中国的数学政策，除了鼓励尖端的研究以外，还应该用来提高一般的数学水平。

记者：一般人都比较害怕数学，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数学的美好，没有感到数学的乐趣。同时，可能现在社会上其它一些诱惑也影响到了数学。

陈省身：这些年，因为国家开放，年轻人都想经商赚钱，当然国家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做科学的乐趣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在科学上做了基本的贡献，有历史的意义。我想对

于许多人，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

记者：现在好像学生选学数学的也不是太多，家长或者社会上的看法也都倾向于别的门路。

陈省身：这是一个现象。现在许多有才能的学生都选择计算机、经济管理等热门学科，但正因为这样，若干年后，数学人才必然会出现紧缺。但是，数学这碗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端的，没有个十年八年的严格训练，做不了好的数学家。那么，不是想出国么？这很容易，只要你做了好的数学家，国内拿了博士学位，到国外去做博士后，甚至做教授，岂不比在国外打工挣学费更好。

记者：也就是说，这样才会得到更大的人生乐趣？

陈省身：主要是因材选择，把握好研究方向。实际上，解密物理学、生物学的本质奥妙，都离不开数学研究的突破。不能再浪费时间，把精力和才华消耗在眼前的一点东西上。

记者：我们读过您七十五岁生日时写的诗，“何日闭门读书好，松风浓雾故人谈”。您的时间太宝贵了。

陈省身：要静下心来，我现在九十多岁了，正在走向终点，但我还想为中国做一些事情。

记者：很抱歉，我们今天来也是在浪费您的时间。

陈省身：就是，你们这种找我，就是浪费我的时间。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事情也有点矛盾。

快乐人生，积极生活，这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理想，也是一种与我们的生命时刻相伴的过程。其实，我们何尝体会不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数学的时候，需要数学帮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陈省身先生的思想是如此意味深长，使人不能不长久沉默──位著名的英国数学家曾指出，“我们生活在被数学包围的环境里。”我们的日常事物需要数学，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你现在应学数学的理由，就是你可能成为那种懂得高等数学解决生活中大多数事情的人。有些人一天天地过下去，过得很愉快，不想其它太多的事情。但许多人不满意这样生活。他们对生活和其他人都感兴趣，也对事情那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感兴趣。没有其它的方法能理解你感兴趣的东西。为了很好的认识自己在所生活的那个多变的现象世界中的处境，应该学习数学。

和陈省身先生告别时，我们说，等到二○○八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时再来看望他老人家。我们的本意是想表达一种心愿，一种祝福，但这位银发满头的睿智老人却敏捷地摆摆手，用那始终沉静的语调缓缓说：不要等到那么晚。早点来。

（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