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四、守“等级”

董仲舒认为，在治国安邦的管理活动中，只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并教化百姓，仍不足以完整全面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还必须要有“硬性”的管理规范。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的经验和理论传统使他认识到-一个和谐安定的理想社会只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社会。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诱导性的道德和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董仲舒所讲的等级规范有两种。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他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即臣民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儿子必须服从父权的统治，妻子必须服从夫权的统治，这样才有“国”和“家”的和谐与秩序可言。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重政》），“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传》，因此“三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倡扬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规范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中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规范与教化在功能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重视等级伦理规范是先秦儒家的一个传统。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在芸芸众生的求利活动中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而他认为“礼”就是调节物欲的“度量分界”，所以要“制礼义以

分之”，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源于周礼，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以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周礼和儒家之礼包括了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而等级之礼是其重要内容，它是把宗法等级关系制度化、礼仪化、规范化，形成一种外在的礼制规范。孔子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治理国家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孟子也认为，如果没有等级礼制来规范调节人们的求利行为，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以等级之礼来约束求利行为这一点上，董仲舒忠实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万民求利“如水之走下”（《董仲舒传》），“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董仲舒传》），“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天道》）。因此如不用礼制对人们的求利行为加以规范，就无社会的和谐安定可言。而且他认为，等级礼制的作用不仅仅是要防治人们的争利动乱行为，它还是满足人们欲望之情的手段；如果不满足人们的欲望之情，社会也同样没有安定可言。因此他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天道》），“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统治者必须“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董仲舒传》），“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王道》）

对于国家官吏的求利行为，必须“以义”正之，对于老百姓的求利行为，必须用教化进行节制。除此之外，董仲舒认为无论是国家官吏或是老百姓的求利行为，都必须将其置于等级制的规范之中，只有符合等级规范的、即按等级制规定所应有和许可的求利行为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求利行为必然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必然造成动乱和纷争。因此遵守等级之礼被他提升到了“义”的高度，并且认为是最大的“义”，“大义不越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精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盟会要》），“礼重于身”（《楚庄王》）。遵守等级礼制重于求利行为本身，因此“君子笃于礼，薄于利”（《王道》），“君子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天道》）。他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经礼”是不能改变的，“变礼”可以随机应变，而等级制经济伦理规范就是不可变更的“经礼”。作为统治者必须“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玉英》），“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精华》）

董仲舒把“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看作是“众人之情”（《度制》）。认为富人虽然不盗，但却能凭“富贵之资”骄矜自势，横行霸道。因此在他看来，造成争乱的不仅是生活不下去的大贫之人，还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大富之人。这是一个比荀子更有见地的思想。他说，圣明的君主正是洞察到这种“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度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楚庄王》）。

事实上，董仲舒是把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移植到了社会经济关系中来，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规范。就拿“三纲”的基本内容-父子、夫妻的家庭伦常关系来说，他认为一个家庭之所以会和睦无争，就是因为有固定的父子、夫妇之伦的慈敬关系。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也必须确立一种象家庭伦常那样的人伦等差关系，使每一类人以至每个人的所得都有道德上的明确规定，这样人们就不会为物质利益去争夺撕杀了。如果“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因此如要以乱为治，以贫为富，就“非反之制度不可”。如果“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那么“大人病不

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就会“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是世之所以难治也”（《度制》）。董仲舒毕生研究《春秋》大义，他认为无论是在社会的政治、人伦、经济等各种关系中，《春秋》最敬重的是“名分”，最反对的是“僭越”。按照《春秋》的规定，“亲有尊卑，位有上下”，上不能侵下，下也不能侵上，必须各守其位，“各死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只有“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英明的统治者必须“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度制》）。若“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度制》）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要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其应得的经济利益。

“大富则骄，大贫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董仲舒传》）的极富极贫两极分化局面。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而且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重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袭之度”（《服制》）。他认为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五、行“仁政”

在国家管理活动中施行“仁政”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董仲舒认为，只是做到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劝人为善、遵守等级秩序还不行，还必须把德治、仁政落实到国家的政策行为中，使德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具体可感的、实惠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好风气的和谐安定社会才能最终形成。在董仲舒的著述中，从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他所主张的“仁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消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他认为苛政、暴政的祸患无穷，就是老百姓的作恶犯法行为，也多半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来的，因此必须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样施教化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苛政是指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在下文“不与民争利”中论述）。

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都是必要的，但必须“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而且必须有确定的标准。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

暴政之二是战伐。“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竹林》），因此争战是违背德治、仁政的。他认为，过重的赋税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他认为《春秋》最痛恨的，就是不倡扬德治，而以武力征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竹林》）。他主张对那些不归顺者应“仁义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义也。”（《竹林》）但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战伐，因为在他看来，战伐里边也还有义和非义、道与非道之分。例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些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夫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二）“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政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其权力地位和资财，“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董仲舒传》）。思想敏锐的董仲舒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了“与民争利”这个十分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下四点“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1、“盐铁皆归于民”

这个思想和政策主张是针对国家与民争利的情况而提出的。国家与民争利，首先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董仲舒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

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必须“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上》），让民间工商业者来从事这些经营活动。

2、“薄赋敛，省徭役”

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是封建国家财政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说的“赋敛无度以夺民财”（《五形相胜》），“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再一个表现是徭役过度，“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五形相胜》），徭役之征更胜于租税，是“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上》）。

3、“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这个政策主张针对的是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食禄者”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民（小农）争利的情况。董仲舒明确指出当时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董仲舒传》）。这些人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还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很难凑效。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4、“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在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买卖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脚下无寸土、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兼并这一“与民争利”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贫困惨状。董仲舒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

象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上》）。他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并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教授认为“董仲舒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土地兼并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先论述了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源及其危害，并且为限制土地兼并而提出了限田主张的思想家。”［6］

（三）“与民争利”的道德危害性

董仲舒把“不与民争利”看作是一种仁政、德治，是因为他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着重从道德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从道德的角度，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与民争利”对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巨大危害性。

1、“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赤裸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

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与民争利”问题还没有象西汉中期那样遍布于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家门；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董仲舒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求财利、与民争利，不仅直接践踏和损害了“义”，而且还是老百姓犯法作乱，也跟着争利害“义”的原因。他说，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就会偷盗无所不为。另一方面，食禄之君“忘义而殉利”破坏了“化民”的大事，“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玉英》）。因此“与民争利”本身就带了违背仁义的坏头，从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坏影响，加之经济上断绝生路，就必然要“去理而走邪”了。

2、“与民争利”破坏了等级伦理规范。

董仲舒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则当为“君子之行”即“义”；若“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祸患必至也”（《董仲舒传》）。

他讲的“祸患”，一方面是指由于“与民争利”行为对等级秩序的破环，必然也将会破坏理想的和谐有序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动乱，最终也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因此董仲舒极力劝解各种食禄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须安守其位，重义轻财，不能只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等级秩序而与民争利，从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