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的文化功能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的著作较多，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 ，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天元人三策关于天人三策的作者问题是班固伪造的，而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这种观点以2000年十月在《南京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伪作》最具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班固的伪作。当然，天人三策，即使不是董仲舒最原始的作品，可能经历过班固的加工，但也不能草率认为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作品。 其次关于天人三策的写作时间问题。先后产生过六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建元元年二月说，建元元年五月说，元光五年说，
学界对对策时间议论很大。司马光提出建元元年说，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这一说法。建元五年说由齐召南提出。等等，各有所持 综合比较。元光元年说证据比较充分，没有新的资料前提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时间。 写作背景 当时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休生养生息的政策。经过五六十年的修身养息，到了汉景帝末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到汉武帝初期。社会却两极分化严重。地主豪强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却处于贫穷中，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武帝向社会征求对策。董仲舒在这时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
董仲舒法律思想
董仲舒法律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西汉中期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是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和宋代朱熹之前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从法律思想方面来看,他倡导的君权至上、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等,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法律思想已初步完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已经形成。 一、君权神授,皇权至上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迫切需要一种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新的政治法律理论。董仲舒秉承汉武帝的旨意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述中,把封建皇权和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神圣化、永恒化、合理化了。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即认为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感、思想、行为都要与天道相符,整个宇宙是一个大一统的秩序体。董仲舒对天的神化,是为了对地上统治者的神化,是为了给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不仅是神授的,而且君主又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这样他就把天和人沟通起来,建立起君权神授说。至于君主的思想言论,即用以表达天意的名,董仲舒认为它是区分是非的标准。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如曲直也。既然君主的言论是区分是非的标准,当然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在封建制度下,君主的言论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抗拒不从。君主的诏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可以取消法律,更改法律,代替法律。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规定。所谓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制定的。 二、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三纲五常”论 董仲舒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并被董仲舒及后世经学大师立为德礼教化和立法的根本原则。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在他看来,君、父、夫永远是臣、子、妻的绝对统治者。这种关系的安排,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对儒家礼教尊尊、亲亲原则的具体化,构成了国家与家族互相维系的纵向服从关系。董仲舒倡导的三纲,是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所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巩固他们的统治,就极力宣扬三纲的说教,并使之成为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儒学大师xx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28xx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
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 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 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 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 ），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 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 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 想。 三、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
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及法律和法家的儒化 在我国历史上,秦汉之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而统一全国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三年便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汉初统治集团承袭和发展了秦王朝确立的基本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统治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变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从法律思想史角度看,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治,汉初提倡黄老的“无为”政治,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为后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我们知道,从秦始皇的禁绝私学、崇尚法家到汉武帝的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中间有一个过穆,而汉初黄老思想,正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环节。汉武帝以后的官方儒学,亦非孔丘创立的儒学原貌,而是以儒为主,兼取法、道、阴阳谬纬各家主张的杂烩,汉初黄老思想,也是这种儒、法、道合流的重要阶段。所以,探索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不仅有助于研究秦和汉初统治集团法律思想的异同,而且有助于了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 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 [6] 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 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更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_1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 学的神化 导读：本文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天谴”说。他一方面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在坚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君主应顺应天意，希望能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防止出现秦二世的暴政。“天谴说”的目的，就是企图用“天”的神圣权威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徐复观甚至认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④董仲舒认为天有独立的意志，它不仅能以“美祥”来为帝王歌功颂德，还能以“妖孽”、“灾害”、“怪异”等来“谴告”、“惊惧”人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⑤所以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⑥当然，“天”对帝王的“谴告”、“惊惧”也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董仲舒自己也在实际政治中对汉武帝提出过“谴告”——根据《汉书》记载：“仲
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⑦——只不过是在皇权的威慑下，他自己以后“不敢复言灾异”。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尽管董仲舒一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屈君而伸天”，实际上人间的真正统治者还是天子，上天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幌子而已。天是虚构出来的，是地上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地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 “天谴”说的提出，标志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神学体系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他为神化儒学画上了一个句号。“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汉代儒学向神秘主义的转化，使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了宗教性质与约束政治的权威性。”⑧自此，董仲舒完成了神化儒学、神化孔子的意图，接下来他就要用神学化了的儒学、神学化了的孔子来建构他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大一统”的外王政治思想 汉武帝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加强，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强盛时期。汉初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姓名：郭艺璇 学号：1005030112 班级：10设计侧重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 “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编造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感应”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政治理论；它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它既非以往之“儒术”，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学派之“术”。因为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差别实在太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以“仁”即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民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而“董学”则是以神学目的论即神秘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按照习惯硬把董学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而是吸纳了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董学”所带有的鲜明的神学目的论、循环论和宗教的色彩，无疑播下了迷信和宗教化的种子，更是以往任何某个单一的学派所没有的。 “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
论儒家的法律化与法学的儒家化（注解版） 张守东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过渡期间，[1]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义决狱潮流在把礼与法这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的同时也把儒法这两个虽有师 承渊源却又近乎势不两立的学派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独尊儒术”均未使儒法两家真正不共戴天，而终于握手言和，这既是因为原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因为彼此需要互补，共同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于是，为了永结同心，儒家传人一改先秦儒家的君臣关系相对论，由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继承了法家的君臣关系绝对论，以便使儒术能为“马上得天下”（汉高祖语）的霸主采纳，同时，汉儒把律学作为家学发扬光大，既使法家系统的法律得以实现儒家化的改造，又象梁治平所说的那样，使古代法的伦理结构得以重建。[2]可以说，汉儒既是儒家的传人，也是法家的传人。 本文拟讨论陈寅恪率先提出的“法律儒家化”、余英时提出的“儒学法家化”以及梁治平提出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进而发表本人对相关问题以及“德治”与“法治”的浅见。 一、关于“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瞿同祖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详尽的发挥。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统。”[3]不过，陈先生讲的儒家化是从晋而非从汉开始的。瞿同祖的主张大体相同，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完成于北魏、北齐，经历了三个半世纪，隋唐集其大成。”[4]他又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始然。”[5]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6]关于汉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7]台湾学者徐道邻认为汉代引经决狱有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太快，人们来不及深入理解；二、汉王朝崇尚儒家经术，而儒家认为经书的权威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本来就很多。[8]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这是大可寻味的。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9]梁治平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所采取的形式为“大义微言”，为“章句训诂”，或者为“疏议”，为“讲义”，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论董仲舒为儒家思想发展作的贡献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年论文 科目：中国政治思想史 题目：论董仲舒为儒家思想发展作的贡献指导教师：李贵忠 学院：法政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班级：08级汉班 学号：20081108067 姓名：赵宇
论董仲舒为儒家思想发展作的贡献 法政学院08思想政治教育汉班20081108067 赵宇指导教师：李贵忠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 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 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 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 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 正文： 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 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 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也正是这些突出的贡献使董仲舒成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位里程碑的人物，他的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一）、立学之基：春秋公羊学的儒家义理体系。 （二）、实质：大一统的王道政治。 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实质、中心、核心内容，其“大一统”的思想包括政治上的统一和思想上的统一。 董仲舒的全部政治思想都是为了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而创立理论上的根据的。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①。董仲舒认为为了适应当时已经形成的封建一统的政治局面，“一统”是古今社会共同的追求，为了巩固“一统”，在政治上就必须推行君主的专制统治，即“尊君”。他认为要巩固封建一统的专制统治，就必须“尊君”，即要建立起君主的权威，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②。即他的政治思想核心：“屈民伸君，屈君伸天”，发展了儒家思想又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继承适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助于汉朝的“大一统”，形成新儒学体系的一部分。 其次就是思想上的统一。董仲舒为了适应当时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要求，他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统一思想的重要性，要求封建统治者“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从董仲舒开始，将孔子神化，孔子被推为素王，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教主的意义。从此
法律思想史问答题答疑
法律思想史问答题答疑 1、试述儒家法律思想的特点。 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是儒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l “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1）将礼说成根本的国家制度，确立和维护统一的贵族政体和君臣等级秩序的制度。礼作为国家根本制度成为法律的核心和渊源，其地位形同于现代的宪法? （2）强调“齐之以礼”，把礼的实行范围扩大到民间。这是对于西周“礼不下庶人”原则的重大突破? （3）以“举贤才”补充周礼的“亲亲”原则，变传统的“任人唯亲”为“亲亲”前提下的“尊贤使能”，从而否定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 （4）将礼视为“五伦”原则的条文化、制度化，即处理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兄与弟、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用礼来确定“亲疏”，区分“同异”，辨别“是非”。儒家赋予“五伦”以国家强制性即具有法律的意义。 a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b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c以等差为基础，强调“别贵贱” l “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1）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民力的主要方法? （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及法律，是执政、司法的指导方针。 a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b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c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l “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1）孔子和孟子从统治方法角度来论证，政治是个人道德的扩大，因此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 （2）荀况着重对人和法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用。
（3）“人治”是“德治”和“礼治”的派生，以“德治”和“礼治”为其主要内容。 a圣贤决定礼法 b“身正”则“令行” c法先王，顺人情 2、为什么荀况法律思想具有儒法合流的特点。 先秦儒家从荀况开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转向为新兴地主服务。荀况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对孔子的思想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与孟子确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比较起来，荀况不死守“仁”、“礼”，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礼”为基础对法家之法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并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礼。因此，荀况思想的主要特征与贡献是治礼、法于一体，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荀况认为礼、法起源于两种前提：一是人类为了生存和战胜自然，必须要组成社会，即“能群”；组成社会以后，还要必须有“分”，即区别职业和等级。礼法就是为了“明分使群”而产生的。二是人性恶，为了避免因为人性恶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对人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的是后头的认为作用。圣人和礼法是为了“化性起伪”改造恶性而产生的。 （2）引法入礼，礼法结合。他引法入礼，将体现贵族利益的旧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的新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礼法起源论论证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况的“明分”实质就是要确立体现封建等级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强调礼的实质和作用在于“分”、“别”，即区别等级。使高贵与低贱有等级，尊长与卑幼有区别，财产多少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荀况吸收了法家论法的方式，也将礼比喻为规矩、度量那样的客观标准，并赋予以国家强制力。三是突出了“礼”的客观性、强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张以礼“举贤能”，确立官僚制度。荀况否定“世卿世袭”，但并不反对宗法等级? （3）“隆礼重法”，教化与刑罚并用。荀况论“礼”较孔孟多，把“礼”的地位抬得最高，同时，他也爱谈“法”，对“法”最为重视。荀况提出的“隆礼重法”两手并用的方针，要求将“礼”的基本原则法律化。礼与法在实际中的应用，表现为教化与刑罚的结合，先教后刑。他分别地将“不教而诛”、“教而不诛”、“诛而不教”的后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4）重视“法义”，严格执法。荀况区别了“法义”、“法数”与“类”。法义即法的基本原理；法数就是具体的法律规定；类即案例类推。三者的提出是荀况对于古代法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礼的指导下，荀况主张加强法制，要求严于执法，罪刑相称。具体措施包括公布法令、杜绝私情；严格执法，信赏必罚；赏当贤，刑当暴，罪刑相称；主张废除族刑；否定“象刑”，主张以重刑惩恶? （4）“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思想。“有治人，无治法”，决定国家治乱兴亡的是充当统治者的而不是法令。法是人制定的，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要靠人来掌握和执行。法律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要靠人的灵活运用和当机立断。 3、墨家以“兼爱”为核心的法令思想有哪些内容。 墨家提出了以“天志”为表现形式，以“兼爱”为中心内容的理想法观念。他们赋予“天”以赏善罚恶的意志，认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志”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法令只能是“天志”
董仲舒思想在《春秋繁露》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影响
董仲舒思想在《春秋繁露》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影响 摘要：董仲舒作为西汉最著名的公羊经师，其思想集中体现于《春秋繁露》中。他继承了传统的公羊学说，同时又对它进行了许多独特阐释，提出了天道阴阳等诸多理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对西汉中期封建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继承了汉初的法治政策，以尊“公羊家”为口号创造了“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模式。他出师征伐，变更制度，巩固了汉朝的统治，使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整合，帝业臻于鼎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大义；阴阳理论；西汉政治 一、《春秋繁露》的创作背景 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为汉政所吸取。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武帝讲文治，修武功，举贤良对策笼络人才。董仲舒围绕天人关系和大一统问题，回答武帝策问，颇得汉武帝的赏识。由此，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使儒学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服务。董仲舒以阐发孔子《春秋》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也应运而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中。 二、《春秋繁露》中的“春秋大义” 董仲舒根据孔子观点归纳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春秋大义”，在《春秋繁露》中主要为：（一）为臣之义在于忠诚无僭越 1.为人臣者不得有损君主的绝对权威。诸侯不得专执，不得专地，不得舞天子之乐等，都是此意。为人臣者必须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天子的指挥，不得蔑视更不得损害王权。如“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得专讨也。”陈夏征舒犯弑君之罪，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有讨贼之义，本应肯定，但《春秋》贬之。是因为在没有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同为诸侯国的杀伐，是僭越君权的行为，是为“专讨”。 2.为人臣者应该绝对忠于君主。《春秋繁露·王道》曰：“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根据《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代桓而立，始终有还政之意；祭仲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惜冒骂名危险，以郑国大局为重；卫叔武在卫君被逐期间代君位，卫侯复国而还政；宋孔父、仇牧和晋荀息，都是在国君遭遇危险时，不惜杀身成仁，为主捐躯。《春秋》在记载中对此有褒扬之意，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忠诚的行为。 3.为人臣者应该知权，即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有利于君主的行为方式。《春秋繁露·王道》曰：“鲁隐公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所谓执权存国者，以祭仲之事最具代表性。《春秋》桓公十一年载：“宋人执政祭仲。”《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祭仲在宋国威逼下，“出忽而立突”，使国家变亡为存，行权者的动机和效果都有利于君主，是谓“知权”，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目的。
中国法律思想史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 考核要求 一、名词解释： 1、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是指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它代表了孔子的为政的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2、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黄帝四经》等，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 二、简答题： 1、简述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说的主要内容 答：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后王立法，将《春秋》推祟倍至，视其为治国理民的法典，依照《春秋》的理论和精神解决政治法律疑难问题。其春秋法统说有以下内容：①《春秋》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主要指要求统一，并以君主为绝对权威。②从秦弊政中吸取教训，提出“更化论”。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调整治国策略，进行“更化”，制定出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长远利益的政策。③“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总的说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试论述明法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法治理论 答：黄宗羲从民主主义的要求出发论述了“天下之法”的具体要求，提出了确立新型“法治”的改革蓝图，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批判封建法律制度，“更法改图”。龚自珍猛烈抨击清王朝政治的衰败腐朽，揭露封建统治存在的深刻危机：①以“不可破之例”束缚包括司法官吏在内的各级官吏；②刑狱黑暗，司法官吏残暴地迫害人民。这种批判能激起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愤恨、有进步作用。魏自珍主张仿古法而行之，以“更法改图”但并不要求对清朝政治法律制度作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认为改革“不可以骤”，以免人民对旧制度冲击得太厉害，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 (2)国家、刑法、礼乐起源于“农”说。龚由珍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而人的这种欲望应平均地得到满足，社会危机的原因是贫富不均。他在《农宗篇》中首先提出了国、刑法、礼乐起源于“农”的理论。 (3)不拘一格降人材。他认为造成清朝官僚集团无能的重要原因是腐朽的科举制度，希望在用人问题上进行改进。 (4)禁绝鸦片、宜用重典。他认为“刑乱邦应用重典”。用法律手段禁绝鸦片。 三、论述题 1、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答：（1）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权大揽，言出法立，即“命为制，令为诏”，全体臣民必须严格遵守。这种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一直成为各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原则。董仲舒为了神化皇权，进一步对法自君出作了神学的论证。指出君主的言论和命令体现了天的意志，全体臣民必须服从，否则就违反“天意”。为了维护皇权，确保君主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历代封建王朝都从立法方面作了严格的规定。汉代规定了谋反、谋大逆、大不敬等罪名。到隋代，将谋反、谋大逆确定为“十恶”中的第一、第二大罪。唐朝则对此等犯罪作了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