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死者人格民法保护的主体和内容

论我国死者人格民法保护的主体和内容

2010级民商法硕士Freeman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公民法治观念的树立和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无论是在日常学术探讨中还是在法庭审判实践中，对于死者人格的保护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热门议题，尤其是对于何人有资格成为主张此项权利保护的诉讼主体，死者人格保护的具体内容的确定以及保护时间和方法上的选择，是我们当前民法学界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死者人格权人格利益

2009年1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明确规定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在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明确赋予了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然而，更为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中规定了在被侵权人死亡后，由谁来代替他主张权利，换言之，即是一条对于死者人格和财产的权利保护的具体措施，但问题是，当死者无近亲属亦无工作单位时，或者死者的近亲属之间产生矛盾纠纷时，法律该如何来平衡他们之间的权利或利益关系呢？这即是本文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关于我国死者人格民法保护的主体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规中对于民事诉讼主体和民事权利能力人的限定可知，在我国，民事权利能力是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即死者是不能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亦当然不可能成为民事诉讼主体。这就引发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当死者的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应该由谁来担当这个诉讼主体呢？如果说是由死者的近亲属或死者的工作单位来担当这个诉讼主体，那么这个诉讼主体与死者本身又是什么关系呢？是基于死者人生遗存的代理关系还是属于基于行使派生诉讼权的无独第三人的关系？此处参与民事诉讼关系的死者究竟是作为实质上的适格当事人还是形式上的适格当事人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死者人格的权属做出一个定性，即提出死者人格保护的民事诉讼主体其要保护的究竟是其自身的权利不受侵犯还是要保护死者的权利不受侵犯，换言之，其只是死者的诉讼代理人。据笔者考察，目前理论学界对于死者人格的保护学说类型不外乎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死者人格权保护说，第二种是死者法益保护说，第三种是死者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死者人格权保护说认为自然人死亡后仍然应该享有人格权，因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和权利消灭是两个不同的问题。[1]自然人的死亡只是使其权利能力消灭，但自然人的人格权因出生而产生，却不因死亡而终止，权利主体的不复存在，只是使权利失去主体，权利并不随之消灭，因此法律保护的仍然是死者自身的权利，比如死者自身的名誉权、姓名权和隐私权等。此学说是对于现代民法理论的一个重大颠覆，因为如果按照这种学说的观点，死者是享有民事权利的，只是这个权利在实际行使中因死亡事实的发生而失去了权利行使主体，即这个权利主体客观无能力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观点与目前通行的民法制度三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是相悖的。因此，按照这种学说的观点，民事诉讼中的起诉人应该是死者本人，即是以死者本人的名义来提起民事诉讼的，此时只是把死者看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近亲属或所在工作单位担当诉讼代理人，代死者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死者法益保护说认为死者不能成为民事权利的主体，更不能享有权利。因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法律利益而不是死者的权利。法律通常不但保护权利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权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的人格应该作为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有学者认为，死者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但是为了生者对死者的精神缅怀，需要保护死者的“人身遗存”。[2]也有学者主张，自然人死亡后，个人利益不再受法律保护，但社会利益要受到法律保护。[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该说得出的现实依据是法律对于胎儿的特殊保护的原理，胎儿因其尚未出生，无法作为完全的权利主体，但法律基于特定的目的，对胎儿的某些人格利益进行保护，这在本质上是人格利益的一种向前延伸保护，既然人格利益可以向前延伸，那么也必然可以在自然人死后向后延伸保护，且这种延伸是基于维护社会利益及死者近亲属的利益。[4]

死者近亲属权利保护说认为对死者肖像、名誉和遗体的损害，实际上侵害的是其遗属的权利。如梁彗星教授认为，纯粹侵害死者名誉时，因为死者人格已经不存在，所以不是侵权行为；如果侵害死者名誉导致侵害了死者的敬爱追慕之情，也侵害了遗属的人格利益，遗属均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格权而获得法律救济，包括要求停止损害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行为。[5]也有学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等近亲属的利益。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名誉是指人们对公民或法人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的社会综合评价。名誉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特定性，是社会公众对特定民事主体的评价，即名誉具有专属性，是主体固有的法律属性，具有不可转让性。笔者认为，该说将死者名誉和近亲属名誉混为一谈，有悖于名誉的专属性，同时也不符合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相统一的原理，割裂了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将死者的名誉改变成其近亲属权利的客体，与理难通。大多数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侵害的行为，除了少数目的在于损及死者近亲属外，大多数行为并不具有侵害死者近亲属权利的主观过错，很难认定其行为是直接侵害死者近亲属的侵权行为，所以该说并不能完整而有效的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此外，如果死者无近亲属，又可以由谁来维护死者的权利呢？

可见，目前国内外各种的关于死者人格保护的学说在对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方面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亦有其不足的一面。而以笔者之见，保护死者人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与死者相关的生者的利益不受侵害，包括不受精神上的伤害和不受物质金钱上的损失，因此，笔者想提出一个新的死者人格保护观点——“死者利益相关人权利保护说”。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承认自然人死后仍享有人格权是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正所谓“死者已逝，节哀顺变”，当代科学研究已经表明自然人死亡后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精神意识活动，世界上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鬼魂、冥界的概念，因此认为死者死后仍能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仍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想法和做法，比如配冥婚、鞭尸、烧纸钱和托梦等行为，纯粹是封建迷信观念的产物，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所以笔者不主张赋予死者人格权，即不主张“死者人格权保护说”。第二，保护死者人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生者的利益不受侵害，包括精神上不受伤害和物质上不受损失。死者已逝，无论是对于其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还是遗体的侵犯，他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而能够知道的，或者说是受害者的只能是与他相关的人，如近亲属、朋友、单位团体或社会公众等特定利益相关者。法律的保护主体更应该是基于保护生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从而间接保护到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或者换句话说，保护死者的利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生者的利益，所以民事诉讼主体行使的即是其自身的权利，保护的即是其自身的利益，这当中根本不会存在什么代理的关系，认为是第三人代死者提起诉讼的观点纯粹是封建迷信，是不可取的，因为就算官司打赢了，受益的也只可能是生者，死者根本不会受益。第三，便于向法院提起诉讼。把死者的名字写为原告，把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写成是死者的代理人，借死者的名义来起诉加害者的行为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因为就算是赢了，死者也听不见看不着。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在对死者人格侵权案件的审理和做出判决时，应以直接起诉人为原告，而不是为死者的代理人，这样才能明确民事法律关系。

此外，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和继承法的规定，对于能够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死者利益相关人，其只需规定范围，而不需规定顺序。具体而言：第一，当死者人格受到侵犯时，死者的近亲属和单位可以以死者利益相关人为名提请侵权诉讼。第二，当死者无近亲属和单位时，死者的朋友、同事、同学、单位团体或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或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向特定加害人要求赔偿，赔偿所得可归原告或收归国库。

二、关于我国死者人格民法保护的内容

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和2001 年3 月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 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 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 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的规定可知，我国法律对于死者人格保护的基本内容包括二方面：一是死者的遗体遗骨，二是死者的姓名、名誉、荣誉、肖像、隐私等人身权。具体分述如下：

（一）基于对侵害死者遗体遗骨的保护

谈到这个问题，不得不先确定一下死者尸体的属性，即死者尸体是否为物以及尸体的归属权。梅迪库斯认为尸体不是物,除非尸体已经变成非人格化了的木乃伊和骨骼。[6]梁慧星教授认为, 尸体为物, 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但所有权的行使要限制, 即不得为使用, 收益等处分, 而只能以埋葬、管理、祭祀为内容, 且不能将其抛弃。[7]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认为尸体应该是属于物，但这种物不是普通的物，是一种具有人身属性的物，是一种对于死者亲属以至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至于尸体的归属权，也是比较特殊，死者本人可以在生前对此归属权做出事先约定，如捐献遗体；当然这是特例，一般情况下是归死者的近亲属所有的,如无近亲属，则归国家所有。

此时，即在死者的遗体作为物归其近亲属所有时，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归谁所有呢？不是笔者天马行空，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抢尸体的现象，比如一女改嫁后过世，大儿子（前夫与其生的孩子）希望母亲能和他的父亲（即原配）葬在一起，而小儿子（母亲改嫁后生的孩子）则希望母亲能和自己的父亲葬在一起，从而引发了抢尸体大战。在此情况下，法律的确已规定了死者尸体先归死者近亲属所有，但具体归哪个同辈近亲属所有，则留下了一个法律漏洞。在此情况下，如在古代封建社会，把三个人葬在一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在现代社会，在一夫一妻制的观念下，这种做法显然是属于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因此，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除非母亲事先有遗嘱约定要求，否则应把她与现任丈夫葬在一起，这不仅是我国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理念的体现，也是出于从婚姻情感方面的考虑，亦或是物权法中的先占原则的体现。

总之，第三人侵犯死者尸体,不仅仅是侵犯死者近亲属的所有权,而且是对死者亲属感情的极大伤害,须承担侵权责任。而死者近亲属之间为了封建迷信的观念抢尸体，使死者不能安息的行为更是对死者的不敬，是有违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的。

（二）基于对侵害死者姓名、名誉、荣誉、肖像、隐私等人身权的保护

如果说死者的遗体遗骨是死者本身物质方面的人生遗存，那死者的姓名、名誉、荣誉、肖像和隐私才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人生遗存，死者姓名、名誉、荣誉、肖像和隐私受到不公正的侵害,死者家属所感到的愤怒、屈辱都是社会常识可以想象的合理和正常反映。一般人都对死去的亲人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对死者姓名、名誉、荣誉、肖像和隐私的损害常常会对死者亲人造成巨大的感情伤害。所以,在死者姓名、名誉、荣誉、肖像和隐私受到侵害时,死者的亲属所获得的社会评价降低,或者其人格尊严受到损害,其对死者的追思怀念之情受到伤害,都是会让人万分痛楚的。比如在谢晋遗孀徐大雯女士诉宋祖德侵犯谢晋名誉一案中，宋祖德在博客中瞎编乱造谢晋导演的博文不仅损害了死者谢晋导演的名誉,更是侵害了死者家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因此死者近亲属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权而获得法律救济,包括要求停止损害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行为。只要进行恰当的法律解释,就可以给予死者近亲属充分、合理的法律保护,并间接地对死者的生前人格利益予以合理的保护，而此时适用的保护死者人格的法理即是“死者利益相关人权利保护说”。

同时，对于死者姓名、名誉、荣誉、肖像和隐私方面的保护还涉及二个现实问题，一个是保护时效，一个是适用范围。比如某人是孔子的后人，其因被告在网上发言论辱骂孔子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有效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最长诉讼时效规则，对于活人的权利最多也就是给予其20年的最长诉讼保护时效，更不用说死者的权利了。因此，在诉讼时效方面，笔者提出“近亲属三代为限，公益诉讼50年为限”的理念，这主

要是参照了著作权法第第二十一条“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关于公民著作权保护期限的规定。此外，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名人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在死者肖像权和隐私权方面，还涉及到一个适用范围问题，即公开死者的日记、照片是否属于侵犯死者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对于这点，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死者的肖像、日记等人生遗存，可以不经死者利益相关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如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等。总之，只要没有瞎编乱造和诋毁死者名誉、隐私，没有非法使用死者的肖像，没有侵犯死者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法律应默认其使用是合法的，毕竟当死者和生者有利益冲突时，我们当然首先要保护的更是生者的利益。

[1]梁彗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2]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

[3]刘国涛：《死者生前人格利益民法保护的法理基础》，.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4]杨立新：《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5]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6]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7]梅迪库斯( 德)：《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