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

试析苏轼人生分期的儒释道思想及其成因

分享到：更新日期：2012-05-07 | 点击：5次 | 一键收藏本论文摘要：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

关键词：苏轼人生儒释道反思

一、苏轼早期的笃信儒学

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东坡先生本传》）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的儒士，以儒治国。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送宋军用游辇下》）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1］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

当他在回忆当年（公元1061年）与乃弟子由双双赴科举考试时，内心深处的思想意识完全是以儒学为指导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充分展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潘苍崖在评东坡所写的《范增论》时说：“子瞻祖其家学，气焰赫奕，人多慕之。要之自六经出，则源深而流长，人见其正大温粹，不知其所养者本也。”他自己在《上梅圣俞书》中也说：“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苏轼早期博览经籍群书，思想上深受六经儒学的影响。

二、壮年受挫后的佛道思想与积极转变

（一）苏轼与佛道渊源

苏轼家学渊源，幼年时期已经接触佛教。他的故乡四川自唐代以来，佛教就甚为发达，其父苏洵曾经结交蜀地名僧云门宗圆通居纳和宝月大师维简，其母程氏笃信佛教，其弟苏辙也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亲友中也多佛教信徒，因此苏轼从小便对佛教耳濡目染。

苏轼二十几岁初入仕，任凤翔签判时，即习佛于同事王大年，借佛法调解烦闷情绪。通判杭州时常听海月大师宣讲佛理，令自己忧劳纠结的心情获得了意外的解脱：“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从此苏轼就乐于同禅僧广为交往。苏轼学禅主要是为了借鉴禅宗顿悟真如的方式来进行心灵修养。禅宗顿悟理论认为：成就佛道，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积累，只凭感性直观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苏轼正好借助于此去追逐一种超脱旷达的精神境界。自“乌台诗案”后贬官黄州，他自称：“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与程彝仲书》）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素记》）的境地。

北宋是一个道风很盛的时代，正值发展时期的道教，受到太祖太宗的尊崇，更加蓬勃兴盛。真宗迷信道教，捏造出一个神仙赵天尊并奉为祖宗，自己也称道君皇帝，在天下大造宫观，酿出浓浓的道教气氛。苏轼的祖父苏序淡于功名，疏达不羁。在苏轼小的时候祖父常带他到苏府门前的竹林和附近的道观中玩，苏轼的父亲苏洵信奉道教，在未生苏轼前便去道观拜神，祈求生子。生下苏轼后，他认为是神的恩赐，去道观谢恩。苏轼还未出生便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苏轼自八岁起就入天庆观北极院，跟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从那时起，道家思想就在苏轼心中萌芽了，并对苏轼今后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苏轼学习和吸收佛道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的虚无感，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他是吸收佛道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他在《答毕仲举书》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

（二）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下思想的积极转变

经历过少年得志的鼓舞，踌躇满志的苏轼正想要在朝廷中大展拳脚，施展自己伟大的人生抱负时，却无意中卷入了北宋统治集团的新旧党争中。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到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自从他被贬黄州以来，其原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辅以佛道，变成了以佛道思想为主导，以儒家思想为辅，“外儒”的一面渐隐，“内释”的一面凸显出来。禅宗随缘凭命思想和苦空观，帮助苏轼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贬谪期。他在《参寥泉铭》中说：“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他常常在词中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这些感叹均是苏轼对人生大彻大悟的深切感受。人生如梦的哲理思辨可以把陷溺在人生苦海中的凡夫俗子超度出来，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自我感觉的虚幻平衡之中，忘却执著人生的种种欲望烦恼，获得梦幻般的曾经拥有似的感觉。佛教哲学的思辨力量把他人生挫折的巨大压抑和心灵痛苦的浓厚阴影统统撒向梦的原野，消融在佛教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生长出郁郁葱葱的随缘与旷达来。［2］

面对尘世的纷纷扰扰，除了将人生的视角由儒家转向禅宗外，苏轼还把生活的兴趣转移到了道教幽居默处的方式上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苏轼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微不足道，于是便借《赤壁赋》一文发出了“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叹。苏轼的处世态度真率旷达、自在逍遥，有着非常浓厚的道家成分。道家道教讲究道德，对于形成苏轼良好的品格有很大关系。苏轼说：“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苏轼好神仙，就不断修饬自己的德行，形成正直善良、高洁磊落的品格，表现出一种胸襟博大、豪放达观、天才纵逸的气质，而淘去士人的通病：胶固狭隘，浅陋沉浊。［3］

三、晚年儒释道的融合心态

苏轼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花甲之年连遭惠州、儋州的二度贬谪，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贬海西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苏轼在弥留之前的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写道：“与君皆丙子，名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表现出他参透世道后真正的大彻大悟。

儒释道融合思想给兼综众学、广摄博取的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文化心理结构、人格修养、仪态风度等都带来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苏轼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封建知识分子之处就在于他能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支配自己，即“外儒内道”，或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儒释道三家都同样推崇，同样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当外界条件允许时，即用儒家思想支配自己在社会上追求事业，积极从政，以身许国，济世救民，施展自己的胸襟抱负，一逞才学；当客观现实与其自身的理想抱负发生矛盾时，就回转来用儒道思想来解脱自己，支撑自己，而做到乐天知

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罕见的一位“快乐天才”。苏轼曾说：“万物自生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毘陵易传》）故能置穷达、祸福、生死于度外。

社稷梦难平，于是苏轼选择了另一道窗口的风景，因为在他的眼中和光同尘并非隐忍苟活，暂时的忧心只是因为开错了窗。在人生旅途中行进，不必死守山穷水尽的无助而忘却实现快乐的主旨。《定风波》一词更将苏轼对人生的反思演绎得淋漓尽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1］李一冰.苏东坡大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29.

［2］谢建忠.论佛教哲学与苏轼的“人生如梦”思想［J］.重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6）：57.

［3］刘文刚.苏轼与道［J］.成都：四川大学学报，200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