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吴永洪学号40151802018

摘要：苏轼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基于他的雄厚的文艺功底，他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于前

人的创作手法，而从他自身对文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中又呈现出了儒释道精神魅力。

关键词：苏轼散文儒释道比较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争议和无可替代的，是一颗光芒永恒的明珠。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是这样概述苏轼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姿多彩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观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①在文学史上苏东坡的诗词独据一方，被人奉为经典。人们一提起苏东坡往往在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的诗词，然而，另一方面，在当时散文并未得到大众广泛青睐的时候，苏东坡却经常尝试写作散文用以记录自己的心境，由此，用真心写真情的散文使得留给后世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精辟的言语，优美的意境。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能毕究。故虽大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帝口）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之学而窥其涯涘矣。②”

一、苏轼散文创作的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峨眉人，苏轼一生传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据《宋氏·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气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卷三三八），由于政治生涯的颠沛流离，使得丰富多彩的游历决定的他的文章内容的宽度和深度。

（一）大背景——散文创作的风气

北宋初期的散文应当时北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时代要求，多是以实用性的散文出现在文坛中。因为，北宋的中央集权制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的反应首先应景的就是诗词文章思想的高度统一。因而，在北宋初期就出现了古文运动。掌首的两大流派一时以柳开、穆修为代表的复兴儒道派，他们是借用古文运动的名义实则是为复兴儒道派提出合理的幌子；另一派则是王禹偁为代表的“道”“文”派，他们不仅重视“道”在散文中的体现，同时也对“文”给予一定的地位。随着欧阳修主持文坛，欧阳修他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批判改革，首先批判的就是风靡

①1、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②2、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各个阶层注重文章形式结构的骈文，欧阳修他们认为骈文的形式削弱了文章本生所具有的实用性质。他们要求文章回归朴真，要更真实的反应民间疾苦，更多地为政治提供建议成为其一面镜子。在他们主导朴素流畅的文风之下，更是反对险怪偏僻生涩的以“怪”“丑”为主题的散文。由此，给清新秀丽的散文创作提供了非常干净的大环境。

苏轼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的文人，必不可少的受到影响。加之他本身文学创作的天赋，他于1057年入京应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当时主考官、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大为赞赏，以为有大家文风。四年后，苏轼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考试，所做文章受到仁宗皇帝和司马光的赏识，被列为三等（第一名），此后，苏轼就一直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并且引起了欧阳修的注意，并意欲将他培养为下一位文坛盟主。在欧阳修主张的文艺思潮下，苏轼将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领域延生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使得散文从此在文学史中多了绚丽的一笔。苏轼在《文说》中这样说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二）小前提——文学自身的修养

苏轼是一个全才，并且好学。苏辙在《亡兄子瞻墓志铭》中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他不仅博学众家，而且还有这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词人，现存诗歌二千七百多首，他是由写诗而走向写词的。他的诗歌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而阐发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疾苦、批判弊政、彰显旷达的态度是他诗歌的主要创作方向，并具有很深的思想维度，有时也阐发出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如他在《题西林壁》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现象阐发出自然哲理，从常人眼中不值一提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生发出了常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一步在自然景色中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态度的深刻思考。当时的“元佑”诗坛是宋诗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王安石、黄庭坚等名家辈出，但苏轼诗无论在题材上、情感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诗人，尤其是他兼收并蓄的创作思想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在苏轼之前，词一直不被文人重视，认为是不入流的“小道”，填词的态度也很随意，并且以女性化的婉约为主。苏轼认为诗词本一体，词是“诗之苗裔”，正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和功能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外在的形式。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改变了人们认为“诗尊词卑”的观念，实现了词女性化的婉约主题向男性豪放主题的转变，完成了过去词只表现爱情到表现爱情和性情兼而有之的转变，使词表达人的感情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如他在《江神子·密州出猎》中写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多处用典，表达了他为国图报的豪迈情怀。他的词像他的诗一样具有很深的思想维度，并阐发出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如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感叹“人生如梦”。他身体力行地进行孜孜不倦的创作，现存词作三百多

首。苏轼是宋代词风转变的关键发力人和倡导者，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可见苏东坡在词方面的造诣。

正是基于诗词方面优秀的天赋和突出的诗文，因此，苏东坡有更多的时间为自身在文学领域中的拓展提供更多的题材和空间。苏东坡的散文无一不透出诗文合一的特点。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在苏东坡的散文中，不仅有着两者的统一，更是在散文中体现了诗的严谨、精辟以及词作中的优美意象和清新秀丽的风格。

二、苏轼散文创作的特色

苏轼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总是习惯于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第三种答案，太过于坚持原则，不知道变通，而无视派系斗争的存在。改革派在位时他反对变法，于是有了“乌台诗案”；保守派在位时，他反对全部废除新法，于是有了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海南。而他的散文也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一）语言特色——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真言，他经常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发出深入的思考。而表现在语言中就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特色。

1、自然、流畅

散中见整，清新自然。这是苏轼散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如《放鹤亭记》中围绕着放鹤亭写了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放鹤亭是从何而来的，文中第一段就介绍了“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从而交代了亭子是谁建造的。苏轼不说建造亭子的原因，而是介绍建造亭子人的遭遇，是由于水患然后随遇而安，顺便建造的亭子，这种行为是自由自在而不是有其他政治目的或者是某种利益得失的。第二段就说明了亭子为什么取名为“放鹤亭”。是由于“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这里交代了亭子主人养鹤，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他的品行：高洁、自由、不喜约束。这时候，作者就摒弃了“放鹤亭”这一主题，而是与山人探讨了隐居之乐与南面之君的快乐是不同的。“郡守苏轼，……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接着，最后一段山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欣然而笑”于是作者“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抒发了隐士的乐趣与帝王的是不同的，帝王爱鹤可能招致亡国，而隐士则是自由自在，不受一点约束，逍遥自在，过着放逸潇洒的生活。这是苏轼谪贬徐州时所做的一篇散文，文中记述了作者在拜访云龙山人的一件小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讨论。在这一边文章中，围绕着放鹤亭，话题聊的很广，对比了朝野之乐的不同，借此以安慰作者贬谪的郁闷生活，聊以自慰。结构很宽，可是中心思想却是很明确的。也正是这一篇传记，放鹤亭因此成为古迹。

2、朴素、简净

《放鹤亭记》中“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以简单的二十六字给读者展开了一副春夏秋冬交替的景象。“春夏之交，草木际天”与“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简洁自然的16字从横向展示了四季更替之景。而以“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纵向写出了气候变化。实为妙笔生花。再如《石钟山记》中这样一节“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这里不仅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这件事情，而且从视觉、听觉和心里描写各个方面展示了石钟山这一地方的奇特。“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极其简单的交代了人物、地点、时间三要素。接着在视觉上“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区区几个字描述出地势的险绝。接着视觉就是听觉“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栩栩如生的描述使人身临其境。更绝妙的是“舟人大恐”四字，逼真的表现了月夜之下人们猎奇心里的刺激。自然流畅，行文娓娓道来，它并不刻意的去雕饰文章但是却不乏文采，并不有意追求意境而自有其意蕴的妙处，这种行文方式有很强的抒情味和感染力。

（三）表达方式——横看成岭侧成峰

苏轼在散文中的表达手法基本上有记叙、议论和抒情这三种。

1、手法的多变的记叙

以《喜雨亭记》为例。这篇散文是以建造“喜雨亭”的原因而展开的一片记叙文。记叙了作者为感谢苍天让黎明百姓丰收及时下雨而做的文章。文章记叙简单，情节紧凑，寥寥几笔记叙了这一事件，语言修辞没有过多缀余，人物也用几句简单的语言勾勒出来，事件从头写到尾不仅不让人感觉枯燥，反而处处透出“喜”字，妙趣横身。“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文章开头交代了“喜雨亭”名字的由来，是表示不忘记的意思。然后先介绍了今年是为丰年“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可是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笔锋一转，给读者留了一个悬念，情感由此低落。而后“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让读者心情又开始平稳，继而为之高兴。“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这里很明显，一条曲折的感情色彩是的叙事不再平铺直叙，有了迂回蜿蜒之意。从而增强了叙事的艺术魅力。随后，作者不从正面赞扬这场雨的及时，而是从反面让读者明晓了及时雨的作用“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这种反面切入的手法也给叙事技巧增色不少。最后一段“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就是正面交代了命名“喜雨亭”的原因以及寓意。至此，

一篇文章浑然天成，朴素真实的还原了散文的本真面目，减少了骈文词赋的堆砌浮华之风。

2、生活气息的渐入的议论

苏轼的议论文写了很多，与前人所写不同的是苏轼的散文除了一部分的政论文之外，还有具有生活气息的一类议论文，这一类散文开拓了读者的另类视角，使得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淡化。作者开始自觉的关注人的本身需要和对于美的追求。生活气息的渐入给散文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散文可以说由此走向大众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苏轼的亭台堂阁记中有五记可谓是精品：《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每一篇传记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且，苏轼融入其中的情感特别注重自我精神的抒发，以我手写我口。充分展示了文人自觉的一面。例如《超然台记》中，议论的中心要点在第一段。“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个“乐”字，主题全出。使得通篇的基调以“乐”字始末。古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而自古在文人的诗词歌赋中很少涉及“乐”字，认为这不利于修身养性。然而苏轼不同，不仅摆出了惊人的观点，更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举例论证“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例子“餔糟啜醨”“果蔬草木”来说明作者的乐是常人之乐，不同于娱乐，是生活中朴实之乐，更为下文“超然”二字奠定基础。第二段中作者一反常态，从反面举例以“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是谓求祸而辞福。”摆出了“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的感慨。接着便是细细的解释物之内外，大小之辨。由此苏轼解释了“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的原因，“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因为人自己的原因，不能超然世事的本质，被浮云遮住双眼，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为了增强可信度，苏轼接着讲述了自己“自钱塘移守胶西”之时的境遇是被常人看作是艰辛痛苦的“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们常说苏轼是不快乐的，可是“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原因就是自己的心态放的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这篇议论文通篇行文恣肆，雄辩滔滔，布局精妙，第一段摆出“乐”字得中心主题，第二段讲述“求祸而辞福”的原因，并指出弊端。第三段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表明人心态的重要性，第五段则是点题，指出“超然台”这一借体。这种挥洒自如、出世超然的笔调后然少有可比者。

3、景语而入情语始出的抒情

抒情可以说是各个诗人词人作家的拿手好戏。苏轼不例外，可是，他却另辟蹊径，不直接言情而是融情于景。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的时候偶感而作的一篇散文。可以分三层，第一层点明了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起因“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人物“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就在这样的夜里，苏轼失眠，正好又有如此的好景，顿时起兴，念道没有人同乐者，于是找

到了张怀明，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两人多少有些同感。正巧张怀明也未睡。于是二人一起出去散步。这一段的叙事流畅朴质，没有缀余，干净利落。第二层则是经典“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区区十八字逼真的写出了当时之情境，“积水空明”通过水的清明，侧面展示出月光的皎洁，而“空”“明”二字有及见其造景功力，无意间将意境倾斜而出。“藻荇交横”同样从反面竹柏在庭院中的倒影描写出庭院的清幽、干净，营造了淡雅的氛围。这里的描写可谓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凝练的手法使得画面横生立体感，不仅动静交杂，更是有时空变换之感，并且作者用的事物“松”“柏”“月”在文人心中都是象牙顶中的美好事物。苏轼曾这样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可见，作者在这里的景物其实就是自己内心得写照。作者随意之笔反倒更加烘托出绝妙的意境。第三层精简的指出了这一夜作者生发的情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二字在这种两个连用的反问，又接着自话自答的句式中，很委婉的表达出二人的不如意。

然而苏轼记叙文最高水平的表现并不是可以单独分开而言的。而是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出神入化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如《石钟山记》中，他围绕探寻石钟山山名的由来作了详细记述，先讲郦道元的观点，又讲小僧持斧敲击石块发出声音，他均表示有疑点，而后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亲自探寻的过程，并夹杂了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意境十分优美，最终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并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结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也是如实显示出三者的有机统一的。

三、独树一帜的特色

（一）韩愈——佶屈聱牙创新声

韩愈是一个个性独特，变现欲望很强烈的人，“花钱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韩愈主张散文创作要“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是又不是将古人的东西完全照搬过来。韩愈主张要在儒家礼法的规则下充分张扬自身的个性以及修炼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达到人文的和谐统一。而且，学习古人不能照搬古人的词句章法，而是要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从而把“文以明道”的思想贯穿其中。因此，在韩愈的散文中，创新的因素很多，他的诗文多奇绝险怪，往往涉及让人不敢涉猎的领域。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词语的创新上。比如在《送穷文》中就有“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中的“面目可憎”以及“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中的“垂头丧气”一直到了现代都是生动鲜明的词语。而且，在《送穷文》中，作者使用了寓庄於谐的手法，使得文章将作者把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文中主人翁被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纠缠，使他一生困顿。于是，主人翁决定送走这五个穷鬼。“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系轭下，引帆上樯。”可是穷鬼们却应答的从容不迫，颇为诙谐“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太学四年，朝韮暮盐，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於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五鬼道出他们的忠心耿耿。然后又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时，乃与天通。”告诉了主人翁虽然他不为世间理解，不合于世，可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却可以是他“百世不磨”。这种笔调更多的充斥着自嘲的口吻，而且，行文之间更具有戏剧性，语言的新颖也使得文章

更增添亮色。《送穷文》虽是记叙文，但是，可以看出，苏轼创作与其的不同。比如，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记叙的不仅从语言还是技巧，都是为读者营造一种意境；然而，韩愈却不一样，他不重注意境的营造，而是，用新颖的笔调将人们常见的题材改用不同常人的手法，或用拟人，或用诙谐的语调，总之，是不走寻常路。而且，韩愈的散文和小品文多选用旁人不用的题材，以用来展示个人写作的独特性。

（二）王安石——雅丽脱俗孕新风

王安石在政治上颇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诗文创作中也是特别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在《上文书》中他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而且，王安石在散文中这种政论性体现的尤其明显。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甚至可以看成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甚至于自古以来就被人津津乐道的《游褒禅山记》也是有近半篇的篇幅讨论哲理性的问题。这篇文章于苏轼的《石钟山记》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首先，《游褒禅山记》是在宋仁宗至和元年，王安石志得意满之时所做的文章；《石钟山记》则是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时期所做，心中愤懑由此可见。然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显示出来的严密的行文作风，与当时他在政治上的变法精神又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文中的恣肆行文可以看出他当时的饱满精神。“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已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体现了王安石写作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不同于王安石的是，苏轼在文中处处洋溢着超然情怀，虽然对自己的遭遇不安而又无奈，但是，苏轼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随遇而安，不可以追求功名利禄。真正做到了文人的自觉心态。“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同样是对景物的概况发出的感慨，但是却有这天差地别的情怀。由此可知二人行文作风的不同。

总而言之，苏轼作为文学大家，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不仅在诗词方面给予现代人以准绳，而且，他的文学作品中阐释的儒释道精神更是留给后世研究的空间。【参考文献】

3、《苏轼词集》苏轼、刘石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08出版)

4、《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词赏读)》陈如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8出版)

5、《苏东坡传》林语堂、张振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3出版)

6、《艺文精魂》苏轼吴继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08出版)

7、《宋代文学史(上)》孙望、常国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09出版)

8、《东坡词研究》郑园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3出版)

9、《东坡词研究新思维》饶晓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8出版)

10、《苏轼及其时代》杨东声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08出版)

11、《宋词说宋史》诸葛忆兵中华书局 (2008-12出版)

12、《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朱瑞熙、王曾瑜、蔡东洲巴蜀书社 (2006-08

出版)

13、《宋史》脱脱中华书局 (2004-04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