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特点

世界现存的三大佛教派别分别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三大佛教，均在我国有所流传。其中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完全是在我国成长起来的，并传播到其它国家，所以中国又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两千年年前传入中国的异邦宗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即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又让佛教有了新的变化。正是这样，外来的佛教，逐渐演变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并于儒、道教在一起，成为支撑着中国传统文化之鼎的支柱。而中国佛教也以它独特方式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人们。

1 中国佛教的融摄性

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其次是对佛教内部各种思想学说的融摄[1]。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佛教初传时期，曾经有一个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并不同意，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不同的派别，各种学说歧义颇大。在印度，各种不同派别斗争激烈，有时为了某种学术胜负，不惜生命代价。但中国佛教宁愿用理性方式，把各种不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排定逻辑的次序，消除矛盾，达到高度和谐。其后出现宗派，但当个各宗派之间纷纷不已的时候，总是会有相应的机构出现做会融工作。我认为中国佛教发展在一种有选择地融摄与积极地协调。

在事务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产生是绝对的。但中国佛教总是一种力量，力图融摄诸种异质因子，使之趋于和谐。这就是中国佛教融摄性之所在。

2 中国佛教的创造性

中国佛教不仅具有融摄教内外诸种异质因素的能力，并且具有在融摄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学说或理论，从而使自己提升或者推进一步的能力。这就是中国佛教能够长时间保持生机勃勃的原因。

最典型地反映中国佛教的创造性的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出现。禅宗虽然以“禅”命名，但他们所谓的“禅”与印度佛教的禅定已经完全是两回事。相当多的一批僧人平时不读经，又不坐禅，只是直截了当地在建立佛教世界观的上下工夫。他们这种修行方式与印度佛教大相径庭，实际上是传承了中国儒家的个人修养。正因为禅宗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印度佛教做了一大创造，所以他成为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3 中国佛教的协调性

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文化的传播也有一种“势差”现象[2]。亦即文化只能由高发生影响，不能反过来由低度发展的文化去影响，不能发过来影响、改造文化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国历史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即使一时在政治上占着支配地位，但最终不得不接受高水平汉文化的意识形态，就是雄辩的例证[3]。但是，就中印文化交流而言，两大民族文化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的势差。因此，佛教在中国，对于能够被自己融摄的中国文化，就尽量融摄之。而对于不可能被自己融摄的内容，则尽量协调之。佛教在与儒、道教的总体关系上，佛教则一直非常清醒地采取协调的立场。在中国以宗法制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孝道是人的立身之本；而印度教本来就不讲孝，只是联系轮回转世来解释亲子关系。但是，为了于中国文化取得协调，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大力宣扬佛教与孝道的统一。

由于中国佛教具有协调性这种功能，使得佛教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利于本身的发展。

4 中国佛教的适应性

如何最大限度地得到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以及各利益集团人们的支持，是佛教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而佛教恰恰具有这种尽量适应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的能力[4]。

中国佛教的构成内涵复杂，其中具有比较高深的哲学形态，又有比较粗俗的信仰神态。所以能满足知识分子玄奥的哲学思辨要求，又能满足一般民众急功好利的世俗愿望。对在位帝王将相，它承诺延祚增寿，赐福加禄；对失意的文人骚客，它提供精神避风巷。对有意为善者，它答应来世的幸福；对作奸犯科者，它提供了赎罪的方法[5]。总之，任何人只要信仰它，就都可以在它那里各取所需。从而使它在社会各阶层中都能得到支持者。

5 小结

中国佛教受到的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自秦汉以来，中国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许任何力量和它相抗衡。在历史上，中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

利益支持佛教，也曾经因为佛教势力过大而毁释佛教。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始终制导着佛教，并在佛教的发展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志。中国佛教从而从各个方面上去适应着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一种大统一的格局。即使在各个地方政权割据的时代，中国人也认为统一是正常的，而分裂是不正常的。各种分裂势力以大统一为己任，或以奉某一政权为正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良好的素质与深层意识，但它不但吸收、会融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佛教融摄性、协调性、创新性、适应性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