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胎儿利益民法权利保护(法学)

论胎儿利益民法权利保护

摘要

“胎儿在母体之中，为母体的一部分。孕育中的胎儿没有独立的人身，不具有完全的人身权利，但是胎儿与人是不同的，胎儿最终是要出生的，孕育中的胎儿乃未来的民事法律主体，且胎儿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所以胎儿又是有生命意义的，是未来的法律主体。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政策的变化，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年来有关胎儿的伤害案件不断发生，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也亟需完善。但是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过于简单，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胎儿的法律涵义、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各国的立法现状等问题，以探寻如何有效地保护胎儿利益，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推动立法的完善，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

关键词：胎儿利益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民法保护

On civil protection of fetus's interests

Abstract

The fetus is differen with people.However, the fetu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e future of legal subjec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nd 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changes, the protection of fetal interests become more complex. In recent years, about fetal injury cases continue to occur, the Civil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of the fetus is also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China's legislation in this regard is too difficult to operate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hrough the legal meaning of the analysis of the fetus, fetal interests of protection of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status of national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fetal interest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posal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legisl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Key words：Fetus’s benefits;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extension of protection；Civil Protection

目录

一、胎儿的法律涵义

（一）胎儿的定义

1．医学、生物学中胎儿的定义

2．法律意义上的胎儿

（二）胎儿与人

1、胎儿与人的比较

2、胎儿与人的界限

二、胎儿利益受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

（一）民法学界的理论观点

1、权利能力说

2、法益说

3、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

（二）胎儿利益保护的解决思路

1．对三大理论的评述

2、胎儿利益保护的解决思路

三、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例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1、总括的保护主义

2、个别的保护主义

3、绝对主义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三）我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四、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

（二）完善我国胎儿利益保护制度的立法建议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引言

“胎儿者，在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起至出生完成时止，谓之胎儿。胎儿是人的生命的最初阶段。胎儿的生长和发育状况将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未来的生命质量和素质。但是，在如今危机四伏、充满损害的后工业时代中，免疫力最为脆弱的、居于母体中的胎儿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伪劣产品甚至为一次医生误诊或用药不当都极有可能伤害那些“稚嫩而有苦说不出”的小生命们。因此，基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持“以人为本”思想的立法者在不同时空、不同地域对胎儿的利益应给予高度关注。

一、胎儿的法律涵义

（一）胎儿的定义

胎儿的法律涵义，是确定胎儿法律地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胎儿在法律上的界定决定了胎儿是否属于民法上的人，对探究其权益受保护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1．医学、生物学中胎儿的定义

依照医学辞典的解释，胎儿是指已受孕12周开始，四肢明显可见，手足已经分化。而在此之前的是受精卵和胚胎期。从生物学上看，胎儿（fetus）是一切脊椎动物未出生的幼儿。但是生物学家也把受精卵的早期发育称为胚胎期，胚胎期终止于胚胎的外形开始表现的与该物种的新生儿相似时，以后直至出生是胎儿期。i由此可见，在生物学和医学上，胎儿发育的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受精卵、胚胎期和胎儿期。

2．法律意义上的胎儿

什么是法律上的“胎儿”？我国规定了胎儿利益的《继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论定义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胎儿是处于母体之胎盘之中的生命体，是生命体发育的一个阶段，即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存在形态。”ii也有的认为“胎儿是指尚在其母子宫中的胚胎或者尚未出生的胎儿。”iii这些定义似乎都受到了医学和生物学的定义的影响，而判断法律上的胎儿的标准应当更注重的是胎儿的社会性，也即胎儿将来利益的保护，如果以非法学标准来界定胎儿的话，就可能使胎儿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台湾法学家胡长清所说的较为合理，“胎儿者，乃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此起，至出生完成之时止，谓之胎儿”iv所以，法律意义上的胎儿是指出生之前还没有露出母体，且尚处于孕育中的生命体。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定:

1、法律保护的胎儿必须是人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该条件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提供精子和卵子的必须是人，如果不明确受精卵必须是由人提供，那么人和动物的杂交试验产生的生命体是否为法律所保护将产生难题。例如不久前，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教授成功地将人体细胞核移植到牛的未受精卵里①，试验的结果到

底是权利主体还是权利客体，没有法律依据将难以判断。二必须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通过性交或人工授精使受精卵着床开始，如果没有结合，精子和卵子只能作为遗传物质存在，作为特殊的物存在。

2、法律保护的胎儿必须是通过母体子宫受孕。通过母体子宫受孕、分娩是人类自然的生殖方式，法律保护的胎儿首先必须是以此种方式产生，至于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是否具备人形并不是主要的。但是，随着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试管婴儿以及利用动物自身基因进行克隆以代替传统生殖技术己经成为可能(人是否可以克隆，还有待研究)，这就提出试管中的胎儿和用于克隆的胚胎是否属于法定胎儿的范围。在美国曾经发生关于体外受精胚胎是否享有继承权的纠纷。洛杉矶的里奥斯夫妇十分富有，却始终未能孕育子女，1981年去澳大利亚墨尔本接受体外受精手术，医生从夫人体内取出若干卵子，用一名匿名者供体的精子授精，然后将若干胚胎植入夫人子宫，余下两个胚胎冷冻在医院里，里奥斯夫人要求医院必须保存他们。里奥斯夫人体外受精没有成功，后来夫妇双双遇难，留下100万美元的遗产无人继承，于是引发以下问题:冷冻在医院的两个胚胎是销毁还是保存?胚胎有没有权利活下去继承100万美元的遗产?对此争议很大，做法也不一。与本文有关的问题是尚未植入子宫的冷冻胚胎是否属于法律保护的胎儿?就本案来看似乎不应该再让胚胎存活，当然更不能继承遗产。因为胚胎毕竟不是人，其生存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态度。一个胎儿出生后便没有父母对他的生长毕竟太残酷。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尚未植入子宫中的胚胎不属于法律所要保护的胎儿，胚胎一旦植入子宫就应当给予保护;对于非两性繁殖的克隆技术还没有应用于人，即便是应用于人，用于克隆的遗传物质也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胎儿。

（二）胎儿与人

胎儿是否属于“人”的范畴在民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指出，“私法中最基本的概念是人”。v所以，立法者最先关心的是“人”，“因为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vi把胎儿和民法上的“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对确定胎儿在民法中的地位，探究其权益受保护的法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1. 胎儿与人的比较

一般认为，法律上的人是指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人，是权利能力的载体，而未出生胎儿仅仅具有生物学意义，至多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法律的人。vii李锡鹤在阐释“人格的本质”时认为：人有意识，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资格包括人的个体意识资格和人的个体行为资格。个体意识资格是把自己的意识表现于外，证明了自己意识的存在；个体行为资格是把意识付诸于实践的资格。

2．胎儿与人的界限

从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依照此规定，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法律地位将是完全不同的，出生之前的是“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出生之后的是“自然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由此可见，“出生”是胎儿与人的分水岭，也就是说，能否由胎儿过渡到人则取决于“出生”与否。

民法学界中“出生”的标准主要有：“露出说”，又细分为部分露出说与全部露出说。部分露出说认为，以胎儿的一部分露出母体的时视为完成出生；全部露出说认为，以胎儿母体全部脱离母体的时视为完成出生。“独立呼吸说”，胎儿全部脱离母体，并且在分离之际有呼吸行为，此时为出生时间。“断脐带说”以剪断脐带时视为出生时间。“初啼说”认为胎儿降生后，第一声啼哭为已出生的标准。“分娩说”认为孕妇开始分娩视为已出生的标准。“阵痛说”认为孕妇开始阵痛为出生时间。

我国民法学界普遍认为，出生一词本身即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出”，即胎儿完全与母体脱离，成为不依赖母体的独立体；二是“生”，即胎儿离开母体后还维持着生命。所以胎儿活着地脱离母体的时间，就是出生的时间。根据此解释，后四种学说难以自圆其说，不能揭示出生的真正含义。有争议的是“全部露出说”

与“独立呼吸说”，我国民法学界主要赞成“独立呼吸说”，因为只有该说符合上面有逻辑的阐述，胎儿必须在完全脱离母体并且有生命迹象（即能独立呼吸）才完成了出生行为，成为民法上的自然人。在法律实务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关于“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证明认定。”

二、胎儿利益受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

胎儿是将来出生的人，各国民法都规定只有出生之后才能取得权利能力，即有资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胎儿在未出生前受到了侵害，民法对胎儿的利益是否给予保护，保护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民法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

(一) 民法学界的理论观点

1．法益说

法益，指应该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人身法益，实际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viii在法益说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生命法益保护说。如德国学者Planck认为，胎儿利益虽然不是权利，但属于生命法益，生命法益与所有权等绝对权不同，它本身并非权利。生命的表现是生物自体的本质，生物自体因此而获得其内容，任何人对生命法益都享有权利。任何对人类的自然成长的妨碍或者剥夺，均构成对生命法益之侵害，对健康之侵害，就是对生命发展过程的妨碍。胎儿的利益受到侵害应认为是胎儿的内部生命过程受到阻碍，而导致未接受到自然的创造所赋予的生命有机体的健康。法律在这方面应该受自然规律的拘束。因此什么是健康受损害，不能单纯依照法律技术的逻辑概念而决定。健康法益本身既是来自创造，为自然所赋予，则当法律加以规律并赋予一定法律效果时，自应承认此种自然的效力。ix

2．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

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是杨立新教授首先提出的观点，该观点一提出即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人身利益延伸保护理论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自然人完整的人身利益，保护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和统一。自然人在其出生前与死亡后，存在着与人身权利密切联系的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续的人身利益，这两者与人身权利共同构成自然人的完整人身利益。自然人的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和先期的延续的人身利益与人身权利的系统性，决定了法律对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必须以人身权利的保护为中心，向前延伸和向后延伸，保护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续人身利益，才能够维护自然人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建立社会统一的价值观，维护社会利益。x 3．权利能力说

长期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习惯用权利能力理论来处理胎儿

的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这种观点立足于传统学说，认为决定胎儿是否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取决于胎儿是否具有权利能力。因此，分为三种不同情形：承认胎儿有完全权利能力则对其进行全面民法保护；部分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使其获取有限的保护(即某些特别事项上的保护)；否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即否认了其权利存在的基础，从而采取绝对不保护的态度。xi

（二）胎儿利益保护的解决思路

1．对三大理论的评述

法益说在胎儿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把胎儿有无权利能力作为出发点考虑，而是从法益的角度进行探讨，这点很有可借鉴之处。但是，该学说对健康、生命法益从“自然”与“创造”的角度阐述，显得很抽象，并且不够严谨，也没有实体法上的理论支持。以此作为判决理由，与法律的逻辑严谨性是不相符的。

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以人身利益为出发点，鲜明地指出人身利益包含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所以，为了保护人身利益的完整性，就必须全面保护人身权利和人身法益。该说走出了权利能力理论的困境，不再沉陷于胎儿是不是法律上的“人”的讨论。而是另选道路，从“法益”的角度去解读这一古老的命题。既然胎儿期间的利益是一种“法益”，而不是权利，那么就不必要求其必须有权利能力而仅需有利益存在即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在相对有力地保护胎儿利益的同时，既不必为了解决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对权利能力制度进行修正，也不必利用法律拟制的手段将胎儿“视为出生”。所以，该学说较为合理，受到不少学者的推崇。

权利能力说，一直以来是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以权利能力作为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符合传统立法的模式，也有利于保持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人们接受也比较容易。但是，该学说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假设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对其进行全面保护，虽然形式上有利于胎儿，但依照民法“有权利必有义务”的原则，有可能导致胎儿要负担某些义务，从而对其不利。 (2)如果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意味着胎儿是“人”，那么，堕胎就相当于杀人。这与我国当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相互抵触的。(3)以权利能力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胎儿的利益保护制度，还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以胎儿活着出生为条件赋予其权利能力，如果因他人的侵权行为导致胎儿死亡的，反而因其始终未能取得权利能力而得不到任何救济。xii

由于存在上述弊端，笔者认为，以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为基础对胎儿的利益进行保护，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有不少学者也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在胎儿利益的保护上仍固守权利能力制度，不仅难以周到地保护胎儿的利益，而且会因固守权利能力制度而限制法律的进步与发展。”xiii“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胎儿权利主体的资格。”xiv

2．胎儿利益保护的解决思路

笔者认为，人身权延伸保护说可以作为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下面，笔者将对其理论要点再作进一步分析。

民法把人作为终极目标，为出生后的人构建一个广泛的权利体系，以充分保障人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但他首先是一种生物学存在。在人出生之前，这种生物学存在在胎儿的身上得以集中体现。胎儿是人成长的最初始阶段，胎儿与出生后的人具有生物学上的同体性。胎儿的健康状况决定着出生后的人的健康状态，胎儿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将延续到出生后的人身上。因为胎儿与出生后的人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所以，出生后的人通过权利所享有的某些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在胎儿阶段就已存在，学者称之为“先期人身利益”。这种先期人身利益与人身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是一脉相承的。胎儿与出生后的人有着相同的生命物质基础，使先期人身利益的存在成为可能和必然。因此，法律对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予以保护，则也须对胎儿阶段存在的先期人身利益给予保护。否则，必然使这种先期人身利益成为一种自然利益，而无法抵御外来的侵害，进而损害人身权利的本身。xv

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有很多，按照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可将利益划分为两类，即法益和权利。xvi两种利益形态受法律保护的力度是有差别的。其中，权利的内容是特定利益，外形是法律之力，在权利形态下法律对利益的保护最有力。对于法益，学者有多种阐述，史尚宽认为“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xvii，洪逊欣认为“法益乃法律之反射作用所保护之利益”xviii。从这些不同的表述中可以总结出，法益是除权利外，社会的法观念认为应该给予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没有具体的权利形态，法律对其保护的力度相对弱于权利。

在区别了法益与权利之后，再来研究胎儿的先期人身利益。首先，这种利益

客观存在，对出生后的人有着重要意义，法律应该给予保护;其次，胎儿在出生之前，不是民事主体，也没有权利能力，不享有任何权利。所以，法律不能用权利的方式对胎儿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胎儿的先期人身利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身法益，而不是权利。

胎儿除了有先期人身利益，还存在某些特定的财产利益。这些财产利益是以胎儿的先期人身利益为基础，如果没有胎儿人身利益的存在，那就谈不上胎儿的财产利益享有。所以，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仍是对这些财产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人身权延伸保护说作为民法保护的胎儿利益的法理依据，其要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肯定了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因为在胎儿身上客观存在着一些利益。这些利益与出生后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胎儿一旦受到侵害，那么出生后的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将遭受严重损害。所以，法律应该给予保护。第二，胎儿阶段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都体现为一种法益，但不是权利。第三，民事主体通过权利的行使实现利益，胎儿能不能最终实现利益，最终取决于他是否能活着出生。胎儿上升为民事主体依赖于他活着出生这一法律事实。

三、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例

(一) 大陆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国外立法及司法对胎儿权益保护的情况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权利能力是取得权利的资格,而权利是自然人凭借此种资格进行活动的结果。国外民事立法中,一般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对其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仍作延伸保护的规定。如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第312条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怀孕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但夫如能证明自子女出生前的第三百日起至第一百八十日止的期间,有远离他乡或某种生理上不能与妻同居的原因时,得否认其子女。”可见胎儿在尚未出生之时,即已成为亲权的主体。在德国法上,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因侵害致死时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中规定“第三人在被害人被侵害当时虽为尚未出生的胎儿者,亦同”。苏俄民法典规定,死者死后出生的子女,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在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瑞士民法典》第31 条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条件”。在美国,对于自然人的人格权法律保护,延伸至自然人出生之前,如判例法规定,“每个人都被保护,不受侵权行为之害,包括胎儿在内。”英国有一个判例法,阐明一母亲怀孕时服用某种药物,由于该种药物可直接至胎儿成长后患乳腺癌,该胎儿出生成人患病后,起诉制药厂索赔,获得胜诉。这是对胎儿健康权的保护。

罗马法认为，胎儿从现实意义上讲不是人，但因为他是一个潜在的人，人们为了保护其自出生之日起享有的那些权利，且对其有利，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起而不是自出生之时起计算。罗马法规定:“关于胎儿的利益，视为已经出生。”根据这一原则，胎儿出生之时只要完全符合出生条件，其开始享有权利能力的时间就可以上溯到受孕之时。可见，古罗马已经开始很重视胎儿利益，其为保护胎儿的利益所确定的一系列原则和相关制度，在今天看来仍有进步性。罗马法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优良传统被大陆法系国家继承下来，在坚持传统的民事主体制度同时，不同程度地对胎儿利益予以特别保护，在立法例上形成以下三种立法模式:

1. 总括的保护主义

即凡是涉及到胎儿利益保护时，视为其己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

2项规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基于胎儿的权利能力性质不同又分为以下两说:第一，法定解除条件说:按照此种学说，即使在怀孕期间，我们也把胎儿看成与已出生的自然人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具有权利能力(或者有限的权利能力)，只是如果以后胎儿为死产时，其已取得的权利能力将溯及既往地消灭，也即胎儿的权利能力的取得附有解除条件。第二，法定停止条件说:按照此种学说，胎儿在怀孕期间没有权利能力，当胎儿活着出生时，再追溯到继承开始时或者赔偿请求权成立时取得权利能力，即胎儿权利能力的取得附有停止条件。

2. 个别的保护主义

即胎儿原则上没有权利能力，但是在若干例外情况下被视为其有权利能力。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规定:“胎儿在赠与时己存在者，即有承受生前赠与的能力。胎儿在遗嘱人死亡时己存在者，即有受遗赠的能力，但赠与或遗赠仅对于婴儿出生时能生存者，发生效力。”该法第725条规定:“必须在继承开始时生存之人，始能继承。因此，下列人不得继承:1、尚未受胎者。2、出生时未成活的婴儿。”《德国民法典》第884条:“抚养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己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

3. 绝对主义

即绝对地否认胎儿享有权利能力。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418条和我国《民法通则》均采用此种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继承法》即使规定了胎儿的预留份，但胎儿只有出生后才享有遗产权利，预留份“留而不给”。所以，我国现行民法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两大法系之间融合程度的加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开始突破早期的狭窄范围，逐渐通过判例的方式扩展对胎儿的侵权救济。德国民法主流观点认为胎儿没有直接的权利能力基础，取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者只能是出生后的自然人。xix但德国法院利用一系列的判例，巧妙地调和了《德国民法典》与现实实践的矛盾，最后对自然人可就其在胎儿期间所受损害

提出赔偿请求达成共识。“车祸侵害胎儿案”xx就是经典案例。

大陆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的保护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发展状况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大多数国家为了维护民法的体系稳定，在坚持权利能力法律制度的同时，有条件地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不管是主张总括的保护主义国家，还是主张个别的保护主义国家，法律在确认胎儿利益的时侯均附加“活着出生”的条件，也就是说胎儿只有活着出生后才能享有胎儿时期的权利能力。

第二，保护范围大多集中在继承、赠与、遗赠和抚养人被杀时损害赔偿请求方面，注重保护胎儿的财产利益，而对胎儿人身利益保护方面有所忽略。

第三，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国家逐渐认识到其立法模式对胎儿利益保护的固有缺陷，而开始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进步做法，注重判例，从侵权行为视角扩大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范围。

(二) 英美法系国家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英美法系国家早期没有相关的胎儿利益保护方面的判例，但因为其有实用主义传统，且没有大陆法系国家的权利能力理论制约，所以，在这方面的改革比大陆法系国家更加顺利。

美国最初在胎儿利益保护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许多法院在处理胎儿索赔案时做出了否定性判决。如，1884年的“Dieterich v.Northumpton”案，xxi和1900年的“Allaire v.sT.Luke’s Hospital”案，xxii法院否定原告诉讼请求权的主要理由有:第一，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不属于法律上的“人”，被告对于其行为时还未存在的人，没有注意义务。其二，加害人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很难断定，这样的话不免会发生虚伪的诉讼之虞。xxiii这种法律实务上的保守见解，遭受到美国学者的激烈地批评。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于Bonbrest v.Kotz一案中最早确认了自然人有权就其在胎儿期间所遭受到的损害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后，各州陆续采纳了该判例的观点，认为:胎儿出生为活体的，就其出生前所受损害，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出生前所受侵害而死亡的，得提出不法之人死亡之诉。xxiv这事实上就是承认了胎儿的独立权利主体地位，这比大陆法系国家走的更远。

“沙利窦迈度事件”xxv引起了英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重视。1972年12月，英国法制委员会因司法大臣的要求，开始对侵害胎儿利益的民事责任进行研究，在

1974年8月完成了Report on Injuries to Unborn Children(关于对未出生孩童侵害之报告)，此报告受到了英国国会的重视，并依据此报告在1976年通过了Congenital Disabilities(Civil Liability) Bill(“生而残障民事责任法”)。xxvi该法目前是世界上的专门保护胎儿的利益的唯一立法。

英美法系国家在胎儿利益保护方面呈现的特点有:

第一，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主要集中在侵权领域。英美法系国家对胎儿的人身利益保护较细致，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其胎儿损害赔偿案的诉因比较复杂，除了因胎儿健康利益受损而起诉外，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司法实践中逐渐出现了“不当出生”、“不当生命”、“不当妊娠”等之诉。

第二，随着判例法的发展，英美等国对侵害胎儿的健康利益的侵权行为、侵权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理论成果。

(三) 我国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直到今天，我国大陆地区在立法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非常薄弱的。在现有的民事法律文件中，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有：母婴保健法等优生优育的法律是集中保护胎儿生命、健康的法律；劳动法及劳动保护法规中对怀孕妇女的特别保护体现了对胎儿的保护；《刑法》第49条考虑到胎儿对犯罪的无辜，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第28条为了照顾胎儿出生后的利益，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xxvii这些法律规范体现出了一些保护胎儿利益的意思，但这种保护程度相对于现实需求还是相差甚远的。目前己有的法律规定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都采用间接方式的，且规定的内容散乱，保护面狭窄，立法的级别低，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保护体系，在立法层面上没有给胎儿利益保护一个确切的法律依据。

尽管我国关于胎儿的利益保护的立法少之又少，但在现实生活中，时有胎儿受到侵害的案件发生，而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一些判例对胎儿的某些损害赔偿请求权做出了肯定性的判决。如1992年，四川新津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希旅公司的驾驶员胡某驾驶本单位小货车，从成都返回眉山时，因超速行驶，违章绕行，将正横穿公路的叶文君撞死。叶之妻黄学琼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痴呆症等疾病，长期丧失劳动能力，且叶死亡时，黄已怀孕8个月，并于两个月后产下一女婴，取名黄卫。后经交警队调解，被告同意支付死者的医疗费等费用及黄

学琼的生活费，但对黄卫却以其为死者之后出生，不是叶文君生前抚养人为由，拒付黄卫的生活费。由此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希旅公司承担抚养黄卫的费用及其它费用。原告在损害事实发生时尚在母体之中，那么胎儿是否享有受抚养权呢?在这起案件中，法官肯定了胎儿的受抚养赔偿请求权。xxviii现实中还有原告因母亲怀孕时遭到被告殴打而导致孩子出生后脑瘫，发育迟缓，智力低下等问题，因而要求被告赔偿孩子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相关费用的案件，法院也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因此，我国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已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求，我国迫切需要有关法律来确立对胎儿的保护，为现实生活中胎儿利益保护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

四、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

我国法律对胎儿的利益的保护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定，尽管在《继承法》中体现了对胎儿的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但这个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对为何要对胎儿进行预留份处理，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

立法上的缺陷与空白，使法律在面对现实中有关胎儿利益的保护案件时很力不从心。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很多胎儿时期遭受到侵害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由于胎儿利益保护方面无法可依的现状，法官作出的判决各有不同。有些判决不承认胎儿的利益可以到保护的，这些判决有些甚至悖于道德，却没有违背法律规定，因为目前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对胎儿利益应予以保护。判决承认胎儿的利益受保护，胎儿可以就自己所受的损害请求赔偿的，法官此时却没有办法为此找到一个合适的法律依据。所有这些问题，都亟需用法律来进行规范。

实际上，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呼吁我国尽快完善相关立法，以期早日弥补此项法律空白。例如由梁慧星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第14条规定:“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事项，准用本法有关监护的规定。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由王利明教授主持完成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第19条规定：“胎儿遭受损害，出生时为活体的，有权就其受到的损害独立提出赔偿请求。胎儿遭受损害，出生时为死体的，该损害视为对其母亲的损害。”可以看出，对于胎儿利益的承认与保护乃是现代立法的趋势。

（二）完善我国胎儿利益保护制度的立法建议

既然人在出生之前，胎儿享有着重要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民法上就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对此进行保护和调整。根据上文建构的胎儿利益的保护体系，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必须在总则编和相关各编中相应地补充胎儿利益的保护的法律规定，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民法总则编规定，“胎儿利益受法律保护，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其利益视为自始不存在”。

第二，在继承编中，保留原《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即“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并增加规定，“公民可以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受遗赠人应为遗嘱生效时存在的人，但遗赠人死亡时已经受孕的胎儿可以作为受遗赠人”。同时规定当胎儿作为受遗赠对象时，视为胎儿愿意接受遗赠，无须其作出明确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

第三，在合同法编中，应该承认胎儿享有依合同而受益的权利，如接受赠与等的权利。

第四，在侵权行为编中，首先应规定：“胎儿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在其出生后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未能活着出生的，视为对母亲身体健康权的侵害”。在人身权受到严重侵害导致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加害人应支付其生前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须的生活费等费用。此处应补充规定，“受害人死亡、残疾前胎儿己存在的，胎儿也属于由受害人抚养的人”。

结论

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比较了各国有关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例，分析了我国现行民法规定对胎儿保护的不足之处，论述了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本文赞同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采人身利益延伸保护说，以达到对胎儿利益的恰当保护。鉴于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胎儿的权利，仅在《继承法》中规定了胎儿继承权的这种立法状况，笔者在文章最后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体现法律对胎儿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