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小说

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

2014021424 朱金娅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尤其是小说创作，在这片废墟上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新局面。

整个80年代，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这个时代文学现象波涛汹涌，五彩缤纷，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翻开了80年代小说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一个废墟时代的文学，这几个流派表达了对文学新的理解和阐释，展示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学内容和形式。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七十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主要展现了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这类文学小说起始于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通过塑造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示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勇敢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意在唤醒人们必须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小说的创作热潮。此后，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带有伤痕印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伤痕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对文革的整体否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上树立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悲剧意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浪潮出现不久，出现了反思文学浪潮，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创伤后，痛定思痛，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冷静、严肃和深沉的思考。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暴露和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地追溯左的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李国文

的《月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陆文夫的《美食家》、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等。这些作品反思的视角多样化，反思的视线也不断前移，以不同的题材、角度，通过不同的典型环境和人物，反映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探究和认识。其小说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是继伤痕小说浪潮之后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响更巨大、意义更深远的一种创作潮流。

改革小说与反思小说几乎同时崛起，主要分为都市改革小说和乡土改革小说两大类，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影响逐渐缩小。中国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伴随农村和城市改革大潮的兴起，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改革小说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深刻影响。改革小说的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顺应着时代和人民的呼唤，一方面汲取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长处，以更勇敢的气魄、更深刻的笔触，大胆地暴露十年浩劫对我国工业造成的严重创伤并揭示了造成这种满目疮痍、积弊如山现象的根源，同时还大胆暴露了新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四化大业开创初期社会现实的状况。此后其他优秀的作品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何世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等。改革小说与现实直接碰撞，热忱呼唤改革，调整了文学反思历史，向后看的视点，使文学“回到当下”，对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全程式的关注，理性地探索文学而不再是感性支配下的政治参与。

知青小说是8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反映的是知青生活、命运及精神追求的作品。知青小说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伤痕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的知青小说带“伤痕”性质，写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主要作品有叶辛的《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等。第二个阶段是理想主义阶段，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主要作品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黑骏马》、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第三个阶段是写实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主要作品有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的《血色黄昏》、李锐的《合坟》等。第四个阶段是纪实阶段，90年代至2000年代后，这代知青已进入中老年，时有冷峻回忆录，纪实作品，或伴有根据自己知青亲身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出现，主要作品有刘海的《青春无主》等。知青小说在这四个阶段中都反映了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的人生历程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他们审视社会，叙述人生历程的角度与结论，具有来自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和价值评判标准，由此而滋生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

知程度与观念迥异于前人与后来者，因而作品呈现出思想与艺术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和特有的精神面貌。诸多作品在不同的层面广泛真实地再现了千百万知青的生活，细腻地叙述了一代人的精神遭遇和心理历程最能够代表一代人的情绪、愿望和人生感受。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小说，主要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为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实践，而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创作，则是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切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学的思考。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文化讨论的热潮，焦点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1985年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标志性论文，以此拉开了寻根文学的帷幕。寻根文学的民族文化形态是地域文化与正统文化。选择地域文化成为寻根文学主流，正统文化选择居于次要地位。在形成一定规模后，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创作，往往被认为是寻根文学，而它们往往以地域文化为表现对象。汪曾祺的高邮风俗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源头，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等人的寻根小说具有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如以韩少功为代表的楚地文化、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秦地文化和以李杭育为代表的葛川江流域的吴越文化等。寻根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对民间的善良道德和生命力的认同，比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冷静复杂的剖析，有批判也有认同，比如郑义的《老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比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最具典型性。从整体上来看，寻根小说开拓了广阔的文学天地，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了承前启后的、继往开来的地位。

80年代中期，正当寻根小说方兴未艾之时，一种更为激进的叙事实践就已经出现，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小说形式的极端重视和追求，在创作上表现出强烈实验性，这就是先锋小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是先锋小说的第一次浪潮，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是其第二次浪潮。1985年刘索拉发表的《你别无选择》，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产生影响，马原、残雪、余华等也相继产生影响。先锋小说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先锋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创性、反叛性与不可重复性，因此，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

既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写实小说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1987年，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问世为标志，新写实小说诞生了。80代以的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传统的价值观面临严峻的挑战，一大部分作家感觉到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希望反映这种转变，但又无法把握这种转变，他们既接受传统又拒绝传统。新写实小说实现的是双重的悖离，但其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小说也展示了庸常人生，书写小人物的世俗生活，拒绝英雄的崇高精神，正如方方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的“在绘

制这一隅风景时，我并不知道怀着怎样的意图，如果硬要说点什么，或许只是想跟人说说，在汉口有个河南棚子，在河南棚子里有着父亲一家人，他们曾那样活过，现在还这样活着”。它注重对琐碎生活的描摹，并使这个过程天然地展现出来，这要求需要消除激情，用冷静平实的心态感受。新写实小说极大地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内涵，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对象，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为以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经验。

从80年代小说总体发展来说，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对历史的提问。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现实主义时代特征下，探索和创新成为了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虽然80年代的小说还存在着种种遗憾，但其在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已展示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