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地山小说的苦难情结和悲悯情怀

论许地山小说的苦难情结和悲悯情怀

南京大学中文系

2002级陈振中

［指导教师：倪婷婷］

摘要：关于许地山小说的题旨，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文本分析出发，剖析了许氏小说在小说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安排上的一系列特色，以及作品的另类美学风格，由此证明许氏作品从根本上表达的是他的深刻的悲悯情怀。对于主要由此种情怀导致的作品主旨与其时文学主潮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本文亦有较为妥帖的解说。

关键词：许地山悲悯情怀弱者苦难情结

在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中，许地山是一个另类；更极致地说，他不仅在当时是独行者，在这之后很多年，也还是一个孤单的类型。对于其人其书的评说，现在已有很多，大多从其作品与宗教的关系立论。其实，就思想方面来说，许氏的思想更接近于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在他的信仰中，佛耶道皆有，而以佛教影响最为深厚；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其中找到五四时盛行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印记。

我们以为，许地山作品从根本上表达的就是他的深刻的悲悯情怀，而这种悲悯情怀来自于他对“人的苦难”的深刻体会和同情。我们在他的身上可以轻易发现强烈的“恋苦情结”，也可以轻易发现他的“扬弃宗教为人生”的写作意图和抒发个人悲悯情感的矛盾两极。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1 ]的题材的若干特点，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一

除了少数作品之外，许地山的前后期的作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表现在题材上，首先就是对大多数小说主人公的弱者角色的定位[ 2 ]，而且，许氏并不是远距离的描写他们，而是真正从实际处境的方面同情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弱者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意义上的，而在许氏更为看重的精神道德层面，这些弱者中的很多人却具有极大的优势。在许地山的前期小说构架中，这些弱者的精神道德优势大部分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这些人通常有多重宗教或近似宗教的其他类型信仰。这种情况以《商人妇》中的惜官和《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最为明显。惜官在被丈夫出卖之前，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恭顺妇人；但在后来，她先后还受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又比如，尚洁在救助受伤的窃贼的时候，主要出于基督教的“宽恕”精神；但我们也可以从尚洁说服仆人的话中发现“救苦救难”的佛教用语。有些论者甚至还从尚洁被丈夫刺伤并休弃后隐居棕林的生活中，发现了中国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的影子。

正是这些信仰使得许氏小说的主人公能够承受苦难，甚至进而消解苦难。在这里，许氏有意无意地把宗教的某些思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途径和人生态度来提倡。他从佛教的“众生皆苦”、基督教的苦难意识、道教的顺应命运的自然发展等思想出发，努力地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在许地山那里，宗教作为一种“粗俗的形态”已经被扬弃了，它作为一种“有修养的哲学形态”（恩格斯语）深深地沉积下来，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和艺术创造的一个特有的视角。[ 3 ]

许地山的这种“扬弃宗教为人生”的写作意图在前期的小说集《缀网劳蛛》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尽管“缀网劳蛛”式的人生态度早在茅盾开始的批评家那里就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多数是认为这种人生态度具有两面性——但是，这作为当时许氏试图在思想上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写作宗旨靠拢的证据，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在许氏小说主人公的弱者行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女性的身影。粗略统计，这些女子就有敏明（《命命鸟》）、惜官（《商人妇》）、和鸾（《换巢鸾凤》）、尚洁（《缀网劳蛛》）、云姑（《枯杨生花》）、祖母（《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她”（《归途》）、陈情（《人非人》）、春桃（《春桃》）、玉官（《玉官》）、麟趾（《女儿心》）等11个，占了17篇以弱者为主人公的小说的一大半。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这固然与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受苦难最深有关，但是许氏在这里看重也许并不在于这其中所包含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而在于这种苦难适合他的描绘，他可以从中挖掘到表达他对人的悲悯和对苦难的体认的契机。换言之，女性的苦难只是许氏心目中的“众生的苦难”的代表而已。同时，女性形象似乎也更适合承载作者赋予的那些比较高洁的情怀节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许氏的写作意图虽然并未直接或明显地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礼教之类，但是他在小说中于发泄悲悯感伤之余流露出的些许怨愤，以及一些左翼评论家的解读，使得他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五四的“反封建反礼教”的精神也有若干合拍之处。

在小说的主人公的选择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和《醍醐天女》中的“我母亲”开始的转向塑造理想人物、并表达作家理想的人生姿态的趋势。这种趋势肇始于《商人妇》，但这篇小说似乎更着重于对苦难的呈现和感叹，宣扬作家理想的人生姿态倒是其次。从尚洁开始，作家摆脱了单纯描绘苦难的写法，开始了转向。这种趋向在后期的小说中表现得甚为明显。

在后期小说人物角色的安排上，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似乎不像以往那样具有宗教文化的素养（玉官除外）。对此，学者陈平原曾有很精到的分析：

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宗教有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宗教并没有被扬弃，而是采取了更隐蔽更有效地方式而已。[ 4 ]

实际上，这只是许氏后期塑造理想人物的行动的特点之一。在舍弃了前期的与文学主流思潮过于靠近的构思方式之后，他进一步发展了前期一部分小说中的优秀人物的品质，塑造出一批谀承┏潭壬戏 纤 约喝衔 睦硐虢诓佟⒗嗨朴谧诮淌ネ降娜宋铩Ｗ髡呱踔猎谒 巧砩霞脑⒘俗约憾陨缁岷腿诵缘睦硐搿＠ 纾 跋壬 愿锩 ㄔ谒 淖炖锞褪恰氨┒ 保┑姆床岛投浴拔拚 饕濉敝髡牛ㄆ涫狄步咏 诟牧贾饕澹┑囊淮蠖涡 玻?br />

“现在人民的毛病，就是预备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于实行，那还成么？……凡事不预备而行的，虽然暂得成功，终要归于失败。纵使你一个人在这世界内能实行你的主张，你的力量还是有限，终不能敌过以非为是的群众。所以你第一步的预备，便是号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一个救护时世的人，在智慧方面当走在人们的前头；在行为方面，当为人们预备道路。这并不是知而不行，乃是等人人、至少要多数人都预备好，然后和他们同行。……”[ 5 ]

这些明显就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还带有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的某些烙印。在东野先生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很重的作者自己的投影。

同时，出于潜在而又强烈的宗教情绪，许氏在某些人物的处理上有些过于理想化，甚至有点超现实。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陈情竟然出卖肉体来瞻养烈士家属（《人非人》）。因为她的行为有佛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慈悲大无畏精神和基督的为苦难者背负十字架的博爱情怀。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作家为何会创造出玉官向一伙匪兵布道而打消他们的欲念（恶念）的离奇情节（《玉官》）。因为在这里，这种效果出自作家几近虚幻的梦想。

类似于宗教圣徒的圣迹的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几乎俯拾皆是。类似于尚洁感化心存调戏之念的采珠工（《缀网劳蛛》），还有东野先生感化他的洋化妻子（《东野先生》）和上述的玉官感化意图为恶的匪兵。另一类类似于细节描写的“收养（收留、赡养）”情节也反复出现：绍慈收养受伤的小羊羔（《解放者》），东野收养烈士遗孤（《东野先生》）、陈清赡养烈士家属（《人非人》），就是在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抒发“报国无门的悲愤和爱国主义情感”的短篇《铁鱼的鳃》中，也出现了主人公雷先生收留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逃难妇女的情节。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情节看作同一类型，它们是许氏理想中的宗教思想的拯救/救赎力量的集中展示。略有不同的是，“感化”近于灵魂的形而上的拯救，而“收养（收留、赡养）”更接近于身体和经济，相比之下更偏向形而下的具体生活层面。但两者都是“善”在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来与“恶”抗衡。因此，许氏在后期的这些情节设置有偏向于“道德救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在小说里表达了他对弱者遭受苦难的悲悯，也开出了一些“药方”，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他对压迫者的愤怒和批判。除了在《商人妇》里，他给了惜官的丈夫一点不好下场的“惩罚”之外，他的这种情绪的流露最明显的就是在三个较具讽刺性的短篇《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中了。但是这种批判也来的温和甚至是肤浅，许氏似乎并不善于将对弱者的怜悯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强者/压迫者的揭露和批判，这里固然有对素材（如费总理的上层社会生活）不熟悉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作者的过于温和宽恕的性格和思想。与其他善于此类写作的作家不同的是，许氏着重的是从道德方面加以揭露和批判，这种立场显然出于以宗教思想为底蕴的人道主义，与主流文学思潮提倡的“阶级分析、社会分析”的手法（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式的）相距甚远；同时也与五四时期激进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注重新旧冲突的叙事方式迥然有别。

二

许地山的大多数小说都带有极其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里面反映了他的苦难情结。这种情结有许氏自己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多种宗教的影响所致；也正是这种情结造就了他的小说的某些独特的特征。

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为人物安排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至少也是不圆满的。即使是一些通过精神修养达到类似“圣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惜官终于找不到她已经原谅的丈夫，变成了“印度人”，再也无法回到她的故乡了（《商人妇》）；尚洁虽然等到了丈夫的忏悔，而丈夫却又因惭愧而出走了（《缀网劳蛛》）；而云姑在异地重逢旧日情郎（《枯杨生花》），虽然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义”[ 6 ]，是一个强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此时的云姑是饱尝着无子之痛，她虽“生花”，到底还是“枯杨”。就算是在到达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最接近“圣徒”的玉官，结末还是免不了自己内心的折磨（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杏官），要历经艰苦漂泊重洋却寻找陈廉——那个她曾经为之动情的男子。

有些论者认为许地山有一种“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 7 ]，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许氏之所以会如此热衷于编撰曲折而包含苦难的故事情节，正是为了达到以“曲折”来“动人”的目的。他要仔细地描绘无尽的苦难来感动读者，也宣泄自己。但是读者如果只读故事情节以求猎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么许氏的创作功夫便是白费了。

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里面其实还有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的因素。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论者认为许地山“和沈从文一样，是五四以来最令人着迷的…说故事者?（story－teller）。”[ 8 ]这里把许地山与沈从文并举，大约就是认为许地山的小说有“传奇”色彩，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传奇类小说。但是，两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沈从文的小说有着一种清新刚健、奇谲流动的民间色彩，他的小说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许氏的小说很多出于作者自己的精心结构，而在这个结构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许地山

曾经翻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对于南方的民间文学样式如“粤讴”等又深有体味，这是毫不为奇的。

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在许氏前后期小说都反复出现的“故人异时异地重逢”的情节。在我们此文所论及的21篇小说中，《枯杨生花》、《法眼》、《归途》、《解放者》、《东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儿心》等8篇具有这类情节。这种情节历来为很多小说戏曲所沿用（如京剧《锁麟囊》）。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时空容量大，易于展现曲折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通过今昔对比，便于抒发人世沧桑之类感喟。另外，这种结构也富于歧义性，容易挖掘出报德报冤、人生无常之类的文化内涵。但是许氏在运用这种情节模式时，却是把“重逢”当作一个体认以前的苦难、面对当前以后的苦难的契机，因此“重逢”在很多情况下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转折之处，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现之处。同时，很明显，由于过度使用，许氏笔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处。比如，《法眼》和《归途》两篇的情节就极为相似。

进入30年代之后，许地山的小说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以前的论者以为这是社会写实风格的加强，认为作者“开始注意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把针砭的锋芒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极其把持的反动政权”。[ 9 ]但是我们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在后期小说中，混乱时代的背景确实比前期更为明显，但这些只不过是背景而已，并非许氏着力描写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难。倒是，此时许氏小说中人物的苦难的具体内容的变化值得注意。小说人物的苦难从前期的主要是婚恋悲剧转为了更为广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业遭际悲剧。

要描写这样一种悲剧，许氏的笔端自然要更为深刻和广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比较明显的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这正是了解他此时思想的绝好证据。许地山的笔下涉及了这种社会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极大的困惑。他对弱者固然充满同情，但是他并没有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结果。他的一些作品只注重描绘人物苦难，过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对社会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够（或忽略了挖掘），这些故事会使人产生“苦难乃宿命所造成”的错觉。所以就有论者认为《归途》“是没有打击对象的呼号，成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 [ 10 ]同样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背景，许地山在这些小说中只管发表他对弱者苦难遭际的同情。这样，他对一切的战争和革命就抱有抵触（至少也是不欢迎）的态度。许地山对革命不满，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以上文提及的东野先生的代言最为明显），细细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人道主义立场和悲悯情怀出发，他所看重的是人们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所受到的苦难，而相对忽视了争斗双方的谁是谁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义优势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开头，他便借着两位囚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谈论“反革命军和正革命军开仗”的一段话说明了以下的观点：

“两军的旗号是一样的，实力是一样的，宗旨是一样的，甚至党纲也是一样的。不过，为什么打起来？双方都说是为国，为民，为人道，为正义，为和平……为种种说不出来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样！依据什么思想家的考察，说是“红马”和“白狗”在里头作怪。……白狗和红马打起来，可苦了城里头的“灰猫”！“灰猫”者谁？不在前线的谁都不是！……”[ 11 ]

所以，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许地山是不主张那种“毁家灭宅的民死主义”的。换言之，就是不欢迎任何暴力革命。基于这种观点，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认为，“现在世间的领袖”要么像“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要么就是像“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而这两种领袖，都是戕害无辜生灵，为深怀人道主义悲悯的许氏所不欢迎的。这种把“反动派”与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愤激言辞，显然将人道主义加诸一切政治道义之上。这种议论使得许氏在后

来的评论家那里颇受诟病。[ 12 ]

除却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还认为许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闻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时，他可能还没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怜悯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视革命中人的种种苦难和罪孽。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换汤不换药”、煮成一锅“夹生饭”的结局也使得他对革命产生了极重的怀疑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贯温和的许地山在《换巢鸾凤》、《解放者》、《东野先生》、《女儿心》诸篇中写及辛亥革命时，也总是没有赞扬，甚至隐含着批评。这也使得他对后来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观。出于对人的悲悯和对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儿心》中一再描写辛亥革命对满族官僚的残暴不仁。在这里，许氏只注意把以前的满族官僚当作一个“人”来看，他并不关心其他。

三

许地山将笔墨集中于描写弱者、苦难和抒发自己的悲悯情怀，成就了一种另类的风格，迥然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相近类型作品。但这个论断只适用于他的部分小说。事实上，许地山的小说风格是多样的；但是出于他独特的思想路线，他的某些可能走向别的方向的写作尝试（最明显的是《黄昏后》和《街头巷尾之伦理》），都被有意无意地自我压抑了。

相比于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写实派小说，许氏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对社会背景和时代风云的刻画和分析。许地山的这种特点使得他不可能写作出具有“史诗格调”的长篇小说来。而实际上，像《换巢鸾凤》、《东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儿心》具有“故人异时异地重逢”的情节，并且时空跨度也比较大的小说，如果换了左翼作家来写，必定不会写成如此思想和内容容量的中短篇。可是许氏的做法旨在借苦难以抒悲悯，他的抒情气质太过浓厚，他不可能有深刻细密的心思去作全景式的社会图景素描。

同时，假如把许氏的这种题材处理方法与以张恨水、刘云若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家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许地山的“讲故事”也是粗线条、有重点的勾勒，他的抒情也是择时而发、中心明确的。如果上述题材在张刘等人的笔下，必定也会是一部缠绵悱恻的长篇说部。许地山毕竟是受过西方文学的熏陶，他的故事总是从现在切入，类似希腊的古典悲剧，使得一部中短篇波澜起伏，各种激荡均聚集在极短小的时空内。这种情况以《东野先生》、《春桃》最为典型。《换巢鸾凤》、《玉官》、《女儿心》的小说故事虽然也是从头道来，但是许氏并不精雕细刻而是有所侧重。这也使得他的作品虽具有传奇性而又区别于那些写及社会风云的通俗小说。

许地山的小说具有抒情气质，但他并不同于郁达夫式的自我宣泄。相比之下，许氏的抒情在有些时候似乎更接近传统的“怨而不怒”的风格。他的抒情来自于对别人（以女性为代表的弱者）的苦难的怜悯，这种怜悯经过了佛学等思想的净化，近乎默默的感伤；而郁达夫所要表达的却是自我的各种苦闷，其中饱含着火山似的怨愤。就是《黄昏后》这一篇，曾被论者认为接近于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 13 ]，其中的男主人公对亡妻的思念之情也经过了宗教的熏陶，而变得异常的澄澈清静，与郁达夫式的“涕泪交流”迥然不同。这篇作品被认为是作者以自己对早逝的原配妻子的思念为原型的[ 14 ]，所以作品的抒情都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完成的，并没有通过叙述者的点染。但就是这样的自我抒情倾向，许氏也没有继续下去。

在许地山的小说表达悲悯情怀的背后，他也放弃了对一些其他的思想倾向的挖掘。与鲁迅那种批判国民性的写作方式相比，他与他作品的人物的距离太近了。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站在更高的思想层面来审视人物，因而他的作品多数是做到“以情动人”，却没有给人更深层次的思想启示。

在《街头巷尾之伦理》这一篇中，他用了类似街头素描的方法，描绘出一幅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活画卷。此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用的正是摄像机式的移步换景手法，颇类似鲁迅的名

篇《示众》。而且更具比较意味的是，许氏在这里一反以前的弱者代言人的叙述位置，对下层民众的贪婪、愚昧等“国民劣根性”也有所批判（甚至还出现革命者被示众的场景）。但是与鲁迅的手术刀式冷静的剖析手法不同，许地山还是忍不住在文中跳了出来，发表了自己的议论。这说明他对民众的姿态还没有鲁迅那样具有思想上的“居高临下”，还是满怀着悲悯之情。同样，这样的趋势，许氏也没有继续下去。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解放者》一篇。从这篇中，我们可以读出对辛亥革命和革命者隐隐的批判，也可以找出鲁迅的《药》式的“解放者”和“被解放者”的互动结构。如果按照国民性批判的写法来写，完全可以写出更深层的思想含义，比如完全可以写出“革命者与民众到底谁是谁的解放者”这样的疑问。但是许氏只专注于塑造绍慈的理想形象，完全不顾及与其相对的“被拯救者”陈邦秀的深层思想挖掘。陈的革命活动这一情节在小说中根本没有得到全面的利用，而只是作为一个反衬绍慈的人道主义救赎的后台背景。

而正是这些，让许地山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而非“这一类”中的“某一个”，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他的那些具有深刻悲悯情怀的作品，在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众声喧哗的文学图景上，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也为我们观察其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乙酉年仲春

作于江南石头城

注释：

[ 1 ] 许地山的小说，除了收在《缀网劳蛛》《危巢坠简》两个小说集中，还有集外的一篇《女儿心》，合计有26篇。在这些小说中，《无法投递的邮件》和《危巢坠简》两篇是书信体小说的尝试之作，有别于其他作品，另当别论；而《海世间》《海角的孤星》《慕》等篇近似于寓言或说理散文，故本文亦不论。所以这里所指的“代表性作品”就是其他21篇小说。

[ 2 ] 在我们所论的21篇小说中，除了三个较具讽刺性的短篇《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和类似街头素描而无主人公的一篇《街头巷尾之伦理》之外，其他17篇都属于这种情况。

[ 3 ]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第9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 4 ]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

[ 5 ] 引自《东野先生》，乐齐主编《神秘奇特异域情韵·许地山小说全集》，第259－26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5月版。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另外，该书把许地山散文集《空山灵雨》中一些带有较强叙事性特征的作品也当作小说收入，这是否合适，值得考虑；因为与本文所论无关，故置之不论。

[ 6 ] 杨刚：《〈许地山选集〉序》，《许地山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 7 ] 徐明旭：《许地山评传》，原载《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4月版；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第8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8 ] 杨牧：《〈许地山小说选〉（台湾版）导言》，《许地山小说选》，台湾洪范书店，1984年7月版；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第2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9 ] 鲍霁：《台湾作家许地山的创作道路》，原载《昆明师院学报》，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第2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10 ] 杨刚：《〈许地山选集〉序》，《许地山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

[ 11 ] 引自《法眼》，乐齐主编《神秘奇特异域情韵·许地山小说全集》，第20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5月版。

[ 12 ] 例如徐明旭在《许地山评传》第三节《稳健平和的中年》中说：“他在《法眼》、《东野先生》、《玉官》等小说里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作了歪曲的描述。这一方面说明他对党和革命极不了解，因而轻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另一方面又说明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震坍了他玄想的七宝楼台，迫使他对严峻的政治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引自《许地山评传》，原载《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4月版；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第8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 13 ] [ 14 ] 徐明旭：《许地山评传》，原载《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4月版；转引自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第8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参考书目：

乐齐主编《神秘奇特异域情韵·许地山小说全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5月版。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

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