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

《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理论前提：对理性人假设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文章结构

全书由导论和六章组成。作者在导论部分首先引出了全书的主题，即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第1章除了对上述逻辑判断的证明之外，还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和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一些思考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理论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深思。作者开头提出了一个供大家玩味的例子。在组织中经常还牵涉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它可以用来检验这一反对意见。比如，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是所有文明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需要的是税款，照定义就是强制的付款。实际上正如老话所说，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进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而传统理论认为，集团和组织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

奥尔森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分为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作者认为，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它们自身的利益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意一个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于是对每一位成员来说，最理性的行为就是自己不分担任何成本(即不参加集体行动)而坐享其成。如果所有成员都采取最理性行为，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这便是下文所探讨的搭便车将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而:一是信息不对称;一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理解。1966年奥尔森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著名了搭便车理论，他的中心论点可归纳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具体说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他认为，公共政策使公众整体受益，因此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从公共政策中受益，则同他一样的所有人都将受益。例如，比如，前几年《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体行为中的"搭便车"现象。他指出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正如他所言，“正如国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场上出售其基本服务来维持一样。其他大型集团也不能以此为生。它们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约束力或吸引力，使个体成员帮助承担起维持组织的重担。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奥尔森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提供了刺激动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并且大团体的集体行动要靠“选择性诱因”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奥尔森认为，由于存在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团体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产生，要靠“选择性诱因”来激励。

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做出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的成员分享。而个体成员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少成本，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队、费用支出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费的信息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每一个人均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倾向，从而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结果。所以在坚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设条件下，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正是因为“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就不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木，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出现了对集体都不利的“纳什均衡”。对穷人来说，搭便车的诱惑更大，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难度更大。相反，那些诸如制造商公司的利益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目标也更加一致，会经常压倒那些在政治上组织得不好的集团。而往往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而言，其成员和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从而比较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总结一下他分析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原因，大致可有以下两类。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只要他参与就会对他有好处。因此，其他人就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成本而从中受益。例如，土地所有者为了防洪而筑造水坝，其他人会因此而同样受益。第二，集团会采用“选择性激励乎段”，即该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奥尔森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而在分析一些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游说疏通团体时（非经济性利益团体），相对来说说服力不足。总之，我们不能够否认，该理论提出后为战后“新左派”批判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一个宝贵的理论武器。（本文写于2008年10月中旬）

——略作扩展——

意义分析

首先，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他运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建立在自利动机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模型，推导出了从个人行动过渡到集体行动的充分两个条件，即存在所谓“选择性刺激”（即可成功确立和执行赏罚分明的规则）和“集体”的规模足够小（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或搭便车行为）。而集体或群体拥有共同利益只不过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据此，奥尔森以他特有的方式回答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两大问题中的一个：集体行动难题（另一个为“偏好加总”难题，“阿罗悖论”讨论的便是这类问题）。国家兴衰这样的问题可谓巨型问题。奥尔森在回答这样的大问题时，使用的只是他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像是一群冲进瓷器店的劫匪，在哄抢过程中势必打碎许多精品。换言之，在社会分利的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利往往不惜损害社会利益。国家兴衰的机理便在于此。

第二，《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条件得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不同的结论，成功地推翻了“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一定会自愿、自动地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这样一个正统群体理论延用多年的“公理”。奥尔森的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突破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关于集体行动理所当然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对既定微观经济学结论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说，他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的理论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开创性的。

第三，《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奥尔森的研究结合了经济学家严谨的分析方法，政治学家对体制结构的关注和重视，以及历史学家对世间事物复杂性与微妙性的深刻理解，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二十年里，行为经济学家对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数据，这些模型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人进行分类。人们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第四，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搭便车”之所以发生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成达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但是，奥

尔森很少使用这两个术语。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说明：(1)寻找共同利益成员的信息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个人与你是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具有共同的利益，要组织起这样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2)组织利益集团后能够获得的利益是难以准确计量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预期的；(3)对成员的“搭便车”是难以监督的，也就是说无法通过获得准确的信息来得到哪一个个体没有为集体物品付出代价却享有了它。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阻止了集体行动的达成。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对“交易费用”概念的解释，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各章内容

导论

作者在导论部分首先引出了全书的主题，即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这种理论观点不仅在一般性的讨论中，而且在学术著作中也很常见，其中就包括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补偿权力”概念等等。直至奥尔森之前，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奥尔森，似乎凭着一种经济学的直觉，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一句话揭穿了传统集团理论的神话，也构成了全文的主导思想的基本线索。

1[1]他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分利集团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使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研究国家兴衰的原因是独具一帜的。他的理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个体理性不能够导致集体理性。”

第1章集团和组织理论

本章为全书的基础理论部分，旨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更有说明力的理论体系，作者首先考虑了组织存在的目的并对传统认为的“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接下来作者用了一个经济学中很简单的公共物品的提供的例子来指出传统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一个完全竞争产业中，所有企业显然对更高价格有共同的利益，但每一个企业都发现当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时，增加产出是有利可图的，结果导致所有企业都增加生产，价格下跌，每个企业的利润都减少了，怎样才能防止这一现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外部干预，政府价格支持，关税，卡特尔协议和诸如此类的措施可以防止企业采取与它们利益相相悖的行为。但是奥尔森此时又给人们拨了一盆冷水：正如某一生产者为提高其产品价格而限制产量是不合情理的一样，要他牺牲时间和金钱来资助其产业的游说集团获得政府帮助同样是不合情理的。由此我们知道，现实中存在的游说组织并不是靠它们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而赢得支持的，其背后肯定存在其他的原因。

接下来奥尔森考察了传统的集团理论的两个基本变体（即随意变体和正式变体）。它们都认为：当需要大型社团时，大型社团就会出现并吸引成员，就像需要小集团时，小集团就会出现一样，但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则来运作的。作者通过构建一个正式数学模型推导出了一个集团集体物品的提供条件：集团总收益与物品的成本之比要大于集团收益于个人收益之比。有三个独立的但是累积的因素使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它们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一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换句话说，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出现可以帮助获得集体物品的寡头卖方垄断的相互作用。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由于这些原因，集团越大，它就越不可能提供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而且很大的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独立的外界激励的条件下，一般不会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小数量的集体物品。而且奥尔森还发现，具有最大个人收益占集团收益份额的成员会不成比例地承担成本，对于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存在着少数剥削多的倾向。最后奥尔森

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分为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

第2章集团规模和集团行为

这一章是上一章基本理论的延伸，奥尔森首先考察了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实际观察和经验以及理论都清楚地表明，相对较小的集团——“特权”集团和“中介”集团——具有更大的有效性。这一观点为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比如詹姆斯教授，A．保罗·黑尔教授，社会学家乔治·西梅尔，霍曼斯的研究结论。但是传统理论认为的小集团的经验可以运用于大集团，这一点是奥尔森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不管一个功能有多么重要．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潜在的集团可以加以组织以实现这一功能。相反，初级小集团能够采取行动实现有益于它们的功能。因此自发社团的传统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含蓄地认为潜在集团会以与小集团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实现某种功能。奥尔森还分析了社会激励和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肯定了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着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但是奥尔森认为存在这些驱使个人采取集团导向行动的社会激励与本书的分析没有抵触，也没有削弱本书的分拆，反而强化了它，因为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是个人的非集体物品。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是“选择性激励”，即它们属于可以用来动员一个潜在集团的激励。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它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特权小集团。这样，在此被划分为“特权”或“中介”集团的足够小的集团就受到双重激励．不光是经济激励，还可能是社会激励，这些激励引导其或员为获取集体物品而努力。而大的“潜在”集团总包括许多人，他们不可能被此都认识，因此不大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来帮助它获得集体物品。不能带来明显效应的无私行为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不值得称赞的。一个想用一只铅桶来挡住洪水的人甚至会被那些试图帮助他的人认为是一个怪人而不是一个圣人。

第3章工会和经济自由

历史上最初的工会都是小型的地方组织，而且在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工会历史发展的方式，但奥尔森认为这一方式至少可以用小集团能比大集团更好地自己提供集体物品的事实来作部分解释。但如何解释那些成功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大型工会组织呢？奥尔森认为到目前为止，使大型的全国性组织得以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独立因素就是这些工会的成员资格以及对其罢工的支持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强制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强制成员制和纠察线是工会主义的精华。奥尔森在本章中还分析了塞利格·帕尔曼关于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帕尔曼试图主要通过他称之为“职业意识”的东西来解释美国工会的发展和他们对集体讨价还价的非政治改革的强调。奥尔森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工会希望控制雇主的雇用和解雇政策是出于其对成员的需求，而不是什么悲观的“职业意识”，并用一些史实证明了这一观点。继而得到结论：工会获得对就业机会的控制并限制只能由工会会员就业的时期，并不是工人有理由对缺乏就业机会而感到悲观失望的时期。而工会成员增长的数字也不能表明在工作难觅、工人悲观的时期工会最能够吸引成员。只雇用工会会员和限期加入工会的条例的发展，以及工会成员的增加，这两者在就业不断增加，甚至在战时劳动力缺乏的时期是最快的。工会寻求“职业控制”并不是为了保护不景气、不断缩减的就业机会．而是为了加强、扩大和稳定工会组织。

奥尔森还批驳了用“权利”来看待强制工会入会制的论点和其他一些论点，认为除非它们涵盖了用以支持提供集体服务的所有强制，不然它们中没有一个论点可以只建立在工会会员制和其他形式的强制工会主义限制了个人自由这一前提上。通过收税来维持一支警察力量或法律体制对“权利”的侵犯不比工会来得少。

最后奥尔森将这一研究工会和其成员权利或自由的方法用于澄清对政府角色和公民经济自由的一些争论。结论是当政府提供集体物品和服务时，它会限制经济自由；当它生产一般由私人企业提供的非集体物品时，它不一定限制经济自由。大集团集体讨价还价的发展一般肯定会限制经济自由，

第4章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

在这一章里，奥尔森首先对一些学者的观点作了点评，包括埃米尔·萨克斯，意大利经济学家乌戈·马佐拉，里切尔和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对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的评论是本章的重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把在身边看到的许多自利行为都归结为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并认为阶级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一些人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缺陷，他对于自我利益和理性强调得过头了。按照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的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地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奥尔森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缺陷恰恰在于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与其假设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自私的行为不相一致。马克思预言的阶级行动没有成为现实，这并非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是经济动机不重要了，而是由于没有采取阶级行动的个体经济激励。那些批评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上合理而心理上不现实的评论家不仅没有发现马克思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矛盾，也错误地认为没有发生马克思预言的那种程度的阶级行动是由于缺乏理性的经济行为，从逻辑上讲．是经济行为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奥尔森最后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个人行为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理论就是自相矛盾的。但即使马克思考虑的真是非理性的感情行为，他的理论仍然不完善，因为很难相信非理性行为能够为人类历史中的所有社会变革提供动力。

第5章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压力集团一般能相互制约，从而保证最终结果不致特别有利于社会的某一成员而对其他成员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奥尔森认为是“多元论”为这种论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理性氛围。多元论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主张各种私人社团，尤其是工会、教会和合作社，都应具有较强的社会法定角色，国家不应当对多数这类私人社团横加干涉。接下来奥尔森点评了几位著名学者的观点。他认为康芒斯思想的最重要部分是他相信经济压力集团比那些以地域代表性为基础的立法机构更代表人民。本特利的思想则是将所有的集团压力的结果，不仅始终看作是社会政策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最公平合理的决定因素。集团的权力或压力的大小大致上是与其人数多少成比例的，较大、较一般的利益通常总能战胜较小、较狭隘的特殊利益。杜鲁门则认为，当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其集团需求更多、变化更大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另外形成一些社团来稳定社会中各种集团关系。随着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社会需要更多的社团，也会出现更多的社团，因为新生社团来满足社会需求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在奥尔森看来，分析多元论者看来是想贬低正式组织的重要性及其他显而易见的集团行动表象。即使分析多元论者强调“潜在”集团、贬低现有组织的做法是对的，那么他们的理论也依然并不妥切，除非他们能够表明对于一个大集团利益的损害是如何(即对于集团组织和行为的激励因素是如何)必定会鼓励和促使该大集团的成员为集团目标而牺牲其个人利益的。他们还必须说明，大型潜在集团的个别成员当他看到他的支持对集团目标的实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以及当他不论对目标的实现有没有出过力，他都能从中获得利益的时候，他为什么是自愿支持这一集团目标。多元论的理论家关于这点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

第6章“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

奥尔森认为已经组织起来的大经济集团与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大经济集团的区别在于这些集团同时也

是为了某种到学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那些强大的经济游说疏通团体实际上是使其获得力量和支持的组织的副产品，因为它们行使了为集体利益而作游说疏通工作之外的某些职能。奥尔森认为大经济集团的游说疏通团体是那些有能力以“选择性的激励”来“动员”潜在集团的组织的副产品。具有“选择性的激励”的组织是：(1)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2)具有能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能力源泉的那些组织。这个游说疏通团体就是该组织所行使的、能实现强迫成员人会的任何职能的副产品。

在这一章里，奥尔森试图说明副产品理论是如何解释美国最大的经济压力集团的。奥尔森指出，几种主要的大型经济游说疏通团体——工会、农场组织及专业组织能得到这些最大压力集团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行使了除游说疏通之外的某种功能。最后奥尔森考察了没有游说疏通团体并且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无组织集团，认为这类大型集团或潜在集团一般不会自愿采取行动来强化其共同利益。不能指望这种集团会组织起来或采取行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从集团行动的收益会超过成本。不会有人会愚蠢到指望一个经济系统中的个人会自愿削减开支来阻止通货膨胀。因为他知道，首先光凭他个人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其次，他能在任何情况下从别人争取到的价格稳定中获益。只有当集团很小或他们恰巧具有选择性激励的独立源头时，他们才会组织起来或采取行动来实现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