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的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12 年，Schumpeter 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 Friedman 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 Joan Robinson 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Robert Lucas 根据理性如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Mckinnon 和 Shaw 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
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 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 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 Goldsmith 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 和 Stokers(1972)及 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而另一方面，以 Mckinnon 与 Shaw 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 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 GNP 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 35 个国家在 103 年间(1860 年～1963 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 和Levine 针对 Goldsmith 研究不足，采样 80 个国家 30 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 Levine 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 Levine 和 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 等(2001)使用来自 5 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宾国强(1999)采用 OLS 方法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袁云峰等(2007)利用 Battese &;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 1978-2004 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 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小结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 【摘要】：由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的巨大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消费东部要高出许多,而西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解放前的状态。由于地理文化的差异造成现在的现象。正文更加充分揭示了差异的原因以及实证分析。 。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异 引言: 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已有研究中对地区的划分，按划分程度的粗细，通常包括：按行政单位划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沿海和内陆，城镇和乡村。少数研究中也有按华北、东北、东南、南部和西部五大区划分，以及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北。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
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 中国的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不管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去查。笔者基于今年9月份2006年的统计年鉴，从实证方面做一个时间上的跟进，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正文：（—）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 我国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开放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逐渐凸现出来，同时地域差异被放大。在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全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对生产增长率，也即相对人均产出增长率并不必然位于全国前列，如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广东、浙江、海南、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劳动生产率排在全国前10名之内，而同样是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的劳动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内，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各地的进一步开放做了准备，但总的来说，开放对各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地方优势并未随着开放得到充分发挥，此时开放的地域性差异不显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提要] 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综述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显着。自16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自由贸易产生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这一观点后，掀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热潮。本文对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就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以图在浩瀚的文献中找出主流的声音。 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显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着重于对外贸易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 (―)国际贸易视角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绝对成本说开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先河。他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代表了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
的最初思想。剩余产品出口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使得一国剩余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增加了各国福利，同时由于各国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各国增加生产，改进技术，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 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赋税原理》书中指出，即使一国各个行业的生产都缺乏效率，成本没有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但是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到经济利益：比较成本学说应运而生。李嘉图从进口可以平抑物价的角度论述了对外贸易可以保证英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的缺陷，使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贸易各国的生产率增长均得到提高。 与H-O理论推断相反的“里昂惕夫之谜”揭开了贸易自由化理论的新篇章。约翰.穆勒首先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促使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由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转变。此阶段主要理论有需求偏好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蒂于1958年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认为出口较为单一且大量的开放型发展中国
关于企业权力的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权力”的文献综述 专业：产业经济学 年级：2011级 姓名：巴韦
一、早期制度学派的企业权力理论 1、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早期制度主义者，运用制度演化的整体主义方法来分析企业的“权力”。在他看来，社会变革或社会进化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过程的产物，受制于人的本能倾向。与纯粹心理性的且不可能有意识改变或控制的行为不同，本能倾向受到社会习惯、风俗、规范和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一旦外部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迫使个人的思维习惯和制度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社会就发生变迁，从而得以进化。由于凡勃伦把制度定义为“人的普遍不变的思想习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广泛的思想习惯起源和积累变化的问题”。并且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力量的首要推动因素。因此。凡勃伦关于社会演化理论是一种“制度——技术”决定理论。着眼于技术进步，凡勃伦通过考察工业和商业的历史演变，分析了企业的权力及其相互关系。在前工业化的手工业时期，手工业者把技术和对利润的追求结合起来，因为“只有在手工业者能很好掌握这两种能力并且技术需要允许他们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手工业制度才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随着生产力发展，各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得绝大多数手工业者受到财富约束而无法个人建立工厂。相反。受攫取金钱利润本能驱使的有产阶级通过对金钱的控制权，把手工业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商业对工业的支配权力。正如凡勃伦所指出，“从货币文明的早期阶段，即野蛮阶段向以后的商业阶段的转化预示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其数量之众，以至于不久就对文明体制的工作安排进行了改造，使和平的商业成了社会的主要兴趣——增加工业的利润是这一阶级有意识的追求，而且正如这一目的与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关联一样。它也与技术的改进相关联，尽管关联的程度没有那么直接。”从中可以看出，在“企业及企业权力——技术——作为制度的习惯——本能倾向”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技术进步导致工业和商业的分离，并形成不同的本能倾向和思维习惯，即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注重科学的思维模式及对效率的关系。商业有产阶级注重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最终形成了两大对立阶级及相应的权力关系。需要指出，凡勃伦对企业权力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阶级分析，但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因为他将阶级对立仅仅局限于商业领袖和作为现代工业方式和思想先驱的新的技术人员与受过训练的工程师阶级之间。并且，工业和商业之间的矛盾是剥削阶级牟利的兴趣与社会公众对充分的生产和技术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兴趣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他提出了企业控制权应交给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员委员会”。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凡勃伦不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分析企业“权力”问题的，他把阶级划分的依据归结为不同习惯，然后又用习惯解决阶级利益冲突。 2、继凡勃伦之后，加尔布雷思遵循凡勃伦“技术——制度”分析传统，认为企业权力“成为了最难获得或最难代替的要素”。他指出，随着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
经济学专业文献综述范本
国家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 曹秋菊苏艳 [内容提要]随着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加快，国家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在开放条件下应对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产业安全理论贸易理论投资理论 一、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起源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产业安全起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申。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进行过描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切合后者实际国情的价值观、体制以及行为准则等，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以巴西学者T.D.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他们认为，经济上依附将会产生国内经济不稳、加强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受跨国公司的压榨等不良后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国际金融体系有内在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倾向。它容易不时发生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不稳、投机、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风港而出现的资本抽逃。他认为，国际金融是同霸主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紧密相关的。霸主国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中的主要收益者。总之，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蕴涵着国家产业安全的问题。① 二、国家产业安全的贸易理论基础 1.重商主义保护贸易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萌芽。国际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它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威廉，斯塔福，主要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干预经济。景玉琴(2005)研究认为，
应用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 增长和经济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 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 。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 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 ”，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和开拓新的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 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请大家查阅2014年《经济研究》中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写一份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字数在1000内，格式为“主题+主要结论+主要研究方法”。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本文基于哈罗德-多玛模型，主要谈论的是一个长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接受除不变要素比例之外的所有哈罗德-多玛假定。与哈罗德-多玛模型相反的是，我认为在新古典中比较标准的条件下，单个复合商品由劳动和资本生产的。其中将比较详实地考察体系如何去拟合一个作为外生变量的既定的劳动增长率，从而看一看哈罗德所谓的不稳定是否出现。除此之外，还要分析价格-工资-利息之间重要作用的反应，然后，我会稍微将一些假定予以放松，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最后考虑更加“凯恩斯化”的关系和刚性后果。这些分析首先建立一个长期增长的基本模型K=sF(K,L0ent)上,该方程决定了在所有劳动力都就业下资本积累的时间轨迹。它的解给我们一个关于共同体的资本存量的唯一时间轮廓，资本存量将使全部可供劳动都实现就业。在可变化要素比率和不可变规模收益时，自然的增长率和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之间就有可能不发生简单对立，或许根本没有。然后提出要素固定比例不变、柯布道格拉斯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三种情况来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确定价格工资利率行为，并利用中兴技术变化、劳动供给、可变储蓄率、税收及人口的视角对理论进行一些拓展，和对工资刚性、灵活偏好、政策含义和不确定性进行修正。通过上述的分析，说明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一个经济的产出水平及其随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增长。 2014年1月-10月《经济研究》有关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一期都有1-2篇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我根据学者们在经济增长中
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一．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 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 1865 一1970 )发韧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德国的稗斯麦时代,法国的后拿破仑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都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管理社会,推动其进步。在美国,建国先贤——汉密尔顿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等思想, 伴随着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蹒跚向前,并且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效率”, 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事务大包大揽。这些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也确实是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良药, 使西方各国从原始资本的积累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从理论意义上讲, 完整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存有三大理论支柱: 1.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指出行政应当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为行政确定任务,但政治不能去操纵行政。从此政治与行政的严格二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定下了主基调,之后百年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建立在它之上。 2.理性官僚制理论（官僚制度学派） 如果说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传统公共行政奠定了理论基石, 那么传统行政模式中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它在形式上、方法上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中其他理论配合默契,有浑然天成之感.韦伯笔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拥有法理权威、严格规则、职责明确的层级体制。良好的效率通过组织本身的规则和程序获得保证。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官僚制作为理性和效率的工具, 确实为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运用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行政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它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判断和感情用事的管理方法。 其代表人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学派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官僚机制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官僚体系的设计、激励、控制等运行管理和改造,包括人事、财政、技术使用及公共工程项目等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最关注的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大型组织管理形式,这一点,在军队、国家和大型企业的核心结构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官僚机制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是,官僚机制也象市场机制一样,有使自己失灵的天敌,如人浮于事、臃肿、繁冗的程序等等。这些天敌会负面影响官僚机制的良性运作,需要得到管理和监督。 3.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学派） 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代表人物泰勒（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原则，该理论强化了人们对追求效率和消除浪费的关注，从而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追求。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贡献了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标准化的工作.这与僵化的等级制度、程序和先例相符合;二是广泛而严密的控制.与传统理论中公务员职业化、终生制完全吻合.
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小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这句话表明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起决定的作用。这句话间接证明了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篇报告中详细说明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将中国经济史分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力图从这些历史冰山一角展望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个重要的部分。 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从先前至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富民强，稳定政权。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所必需要具备的条件即是适应当下的国情，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历经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详细的在报告中已写出，以下是一些总结：
秦朝的经济制度是由商鞅变法打下的基础，其目的是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政治的控制之下。它的不利影响是因其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的盲目干预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的不满以及社会的动乱。但他在经济上所做的“同一”模式又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汉袭秦制，自不必详述。 跳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首先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了与北方齐肩的程度，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再者，随着唐代与外国的交流日益繁密，中国的两条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往来车马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且，唐代的生产力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的曲辕犁，筒车。手工业诸如丝绸，唐三彩也各有发展，还出现了银行的雏形柜坊。 宋代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漫长过程。。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有历史学家说宋朝时藏富于民，应当不差。讲到宋代，不能不提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的推行最终以失败告终，是因为王安石只是一味的想着扩大政府的收入，从商人地主手中获取利益，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王安石把改革的内容单纯的依靠理论来建立，有悖实际反而动摇了宋朝的根基。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doc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录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理论概述 理论内容 理论思路 展开 编辑本段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概述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编辑本段理论内容 储蓄率内生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年)和Koopmans(1965年)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 内生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Cass-Koopmans
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Ramsey模型暗示长期增长率被钉住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值x上。一个更高的储蓄意愿或技术水平的增进在长期中体现为更高的资本或更有效的工人产出水平，但却不会引起人均增长率的变化。 劳动供给内生 新古典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一个给定的人均产出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然而标准模型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及工资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被Malthus所强调的那种影响——也没有把在养育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源考虑在内。 内生增长理论的一条研究路线通过把迁移、生育选择和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整合进新古典模型中来使人口增长内生化。首先，考虑针对经济机会的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对于给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言，这一过程改变了人口及劳动力；其次，引入有关出生率的选择。这是容许人口和劳动力的内生决定的另一条渠道；最后，另一条与在一个增长框架中劳动供给的内生性有关的研究思路则涉及迁移及劳动/闲暇的选择——劳动力与人口不再相等。 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年），Ehrlich and Lui(1991年)，Rosenzweig(1990年)讨论了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内生技术进步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到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换言之，在给定有关如何生产的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则以相同数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复制一个企业从而得到二倍的产出是可能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那么规模报酬则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的，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零）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内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在于把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来，其消除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报酬递减的途径有三种： 要素报酬不变 ： 考虑把物质和人力资本都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资本概念（AK模型）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综述研究
Value Engineering 0引言 随着1998年住房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提出将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时期，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房地产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风险。此外由于我国房地产业收益过高，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掀起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这也可能使得房地产投资资本积累过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对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主要回顾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工作。 1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回顾 在整个研究经济增长的发展史上，投资形成资本， 结合劳动力的投入，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在经典增长理论中，投资（尤其是物质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仅仅依靠大量投资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效率才是关键。通过对已有的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对宏观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的问题；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 分析宏观投资总量效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运用AMSZ 准则进行测算。宏观经济中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菲尔普斯（Phelps ， 1961），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增长模型中有了精 确的数学表达。在索洛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水平，就是“使消费最大化的稳定状态”时的资本存量（记为k * gold ），可证f ′（k * gold ）=n+g+δ①。如果经济达到稳态时k * >k * gold ，则存在过度资本积累问题，这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 状态，其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从动态效率的定义来看，最直接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标准，就是比较资本边际收益率与黄金律的水平。但在实际应用中准确估算边际资本收益率很难，幸运的是Abel 等（1989）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 准则：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 ），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根据“黄金律”和AMSZ 准则，史永东、齐鹰飞（2002）和袁志刚、何彰勇（2003）研究了我国宏观投资的动态效率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且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在此基础上，刘宪（2004）认为史永东和袁志刚等不应当将生产税净额从总收益中去掉，从而低估了我国经济总的总资本收益。刘宪修正后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从总体来看，近年来一直处于动态有效状态，并未发生资本的过度积累问题。项本武（2008）遵循AMSZ 准则，但运用更新后的总资本收益计算方式，对我国1994-2003的经济动态效率进行重新测算，得到在样本期内，我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是波动的，投资率较高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投资率较低时，经济处于动态有效状态，这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相吻合。 对宏观投资结构效率的评判方法主要是，资本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准则。即通过测算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变化趋势，来判断资本配置效率是否提高，如龚六堂、谢丹阳（2004）的表述“一般来讲，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小就表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得到改善② 。在一般均衡理论 中， 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的， 经济整体也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资本配置效率。然而在实际中我们看不到资本的—————————————————————— —作者简介：李文华（1982-），女，山东栖霞人，硕士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为会计电算化；李文龙（1985-），男，山东栖霞人，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与风险管理。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综述研究 A Surve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李文华①LI Wen-hua ；李文龙②LI Wen-long （①山东协和学院，济南250107；②宁波大学，宁波315200） （①Shandong Xiehe Institute ，Ji'nan 250107，China ；②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0，China ） 摘要：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来出现不少关于房地产投 资过度以及存在泡沫的言论，如何从我国目前投资体制以及政策引导角度分析房地产投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整理和介绍了经 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及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尽量准确地介绍这些研究方法并相应作出分析和评述，为后面进一步深入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Abstract:The real estate industry,as the basic and dominant industry,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 economy.Has real estate over -invested?Is there a bump in real estate market?So the study of the efficiency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has great mean in the background of our own investment system.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abou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经济增长；投资效率Key words:real estate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investment efficiency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195-03 ·195· DOI:10.14018/https://www.360docs.net/doc/3c12149942.html,13-1085/n.2013.14.154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以Avner Greif研究成果为代表 （讨论稿） 钱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内容提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美国9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综述其代表人物Avner Greif的理论研究。试图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所涉及经济问题的扩展秩序，来综述 Avner Greif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前现代社会中委托代理合约的执行问题，以及前现代社会交易 中存在的外地商人产权保护问题，Greif结合历史采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制度的出现 与本质，即制度自我实施的特性。然后Greif采用动态方法结合历史研究制度的含义与制度变迁， 即制度自我加强的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HCIA方法，本文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述评HCIA之 前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总结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分析HCIA的框架与方 法论上的突破。最后是对全文做出简单的小结。 关键词：Avner Greif历史比较制度分析context-specific model 一、引言 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即如何把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各样的用途。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又和它们在经济史上的兴衰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的分析来增进对这种“兴衰”的理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史所关心的基本现象与问题。 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方法之后，是结合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以价格（或利率）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即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但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不能包含制度，以及分析工具的局限，故并不能对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给出全面的解释。在科斯（1937）提出制度的重要性之后，又出现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NIE）理论，以交易本身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但这种方法也并不能对制度的运行给出满意的解释（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但经济反而出现衰退的经济现象）。即为什么有些国家采用了理论上或在其他地区有效的制度，却不能获得经济增长。而且以上方法也没有解决理论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方法之间的二分性。 其实，历史演进过程是制度“生存检验”的现实环境，这其中存储着丰富的有关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制度本身和制度演进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A vner Greif就是通过前现代（pre-modern）经济史的研究，综合理论的演绎与历史的归纳方法来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即制度的起源、本质及含义。进而试图解释市场与非市场的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之间关系这一经济史和制度分析的基本问题。1Greif通过两个 *本文主要是对Avner Greif研究成果的综述，若要对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进行较全面的述评，则须进一步阅读其他学者的文献，才能作出更客观的评价。而本文对历史制度分析的评述和附录中的观点是仅在Avner Greif的文献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待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深入与展开。 1对于市场需要制度基础，在学术界已取得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分析框架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分歧可分类为：有些是采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作业 题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姓名：郝飞飞 学号： 2014822012 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目录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及涵义 (1)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1)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 (1) 二、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1)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 （二）发展观念的模式的统一 (2) （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统一 (2) 三、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2) （一）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 （二）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 （三）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 （四）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 (3)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 (3) （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 (4) （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5) 参考文献： (5)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当下我国正处于提速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照党的十八大指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伟大部署，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系，立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出发构思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与方法。即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内生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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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 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 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 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以杨小凯 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 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 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 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 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 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 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 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 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 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 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 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 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 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 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 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 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 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 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 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 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 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