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文化

一、广府民系

岭南地区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之所，被当时统治者称为“蛮夷”之地。古书上所谓狼、僮、徭、獠、俚、蛋等，多为对百越诸族的蔑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百越古族有的与中原汉族移民融合，自成体系，有的演变、发展，生存到今，形成了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三大民系，展示了特异的人文风貌。直到解放后，广东仍有七个少数民族聚居，即：黎、瑶、壮、苗、满、回、畲族，并有百万风格特异的“水上居民”( 即古书上所谓的“蛋民”) 。在汉民族中，又明显构成了广府、客家、福佬三个民系，各有不同的方言和习俗，使岭南民俗更为丰富多彩，绰约多姿，具有一种神秘而又迷人的魅力。广西有11 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即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族，汉族有桂柳话、粤语、客家话、平话、湖南话、福建话六大方言，以及“水上居民”。不同民族、民系的居民群体，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具有不同的优势。他们在共同生存的竞争中取长补短，拓展、交融、充实提高，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后来居上，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果，为全国所瞩目。

（一）三大民系的形成与特征

历代迁居岭南的中原人，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群落，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后，分别构成了岭南东部汉族的“三大民系”。即：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

1、广府民系

最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征的是广府民系，它是岭南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居民共同体，是由古越人和南迁的中原移民融合而成的。历史上中原人入越较大规模的有四次，第一次是秦朝时发卒50 万戍五岭；第二次是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数十万大军南征，留守岭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时高宗仓皇南逃，部分中原人随隆佑太后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皇室南逃，大批将士及庶民随帝南下，流散于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些中原移民，构成了广府民系的主流。他们所居住的地域，主要是珠江三角洲，还有粤中、粤西的一些县市，所操语言为汉语粤方言，属壮侗语族，这是以古越族语为主，融会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一种方言。由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土地肥美，气候温和，水系纷繁，作物丰茂，为多层次的农业经济构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又有得天独厚的贸易大港广州作依托，所以在两宋时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南宋时已成为岭南著名的粮食产区和经济作物基地，明代后期已开始向商品化的方向发展。19 世纪中叶广州就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南商品交换中心，这就决定了广府民系的群体心态与性格特征：他们不怀旧，不拘泥于历史，富于冒险，勇于开拓，容易接受外来的新事物，又善于融合、消化、吸收，商品意识浓，价值观念强。他们精明能干，善变兼容，淡泊政治，讲求经济实效。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对于西方物质文叫大胆追求，尽情享受，另一方向又不忘本土文化。广府处处是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又体现出经过中原文化哺育，并有百越古族遗风的韵昧。

最能体现广府民系市井风情的是广州的茶楼，那豪华的门面，趋时变奏的内部装修，园

林式的清池画舫，充满艺术情趣的诗画对联，古玩盆景，精巧的中西美点，清淡鲜嫩的正宗粤菜，都是他处所少见的。人们在茶楼上交朋结友，洽谈贸易，文人雅集，江湖聚首，相面卖唱，迎来送往，宴请宾客，果腹消遣，无奇不有。茶楼就是广州社会的缩影，是个活的橱窗。广州的茶楼，自19 世纪末兴起之后，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已风行整个珠江三角洲，连《中华全国风俗志》也叹为观止：“广东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潢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之。”在那里不仅能领略岭南饮食文化的风味，还可看到广东社会的人生百态。

再就是充满岭南传统节日气氛的广州除夕花市。那十里长街，摆满各种鲜花，任君选购。爱花惜花的广州人，络绎不绝，穿梭其中。还有“卖懒”的少儿，招摇过市，那热闹的情景，也是非亲临者所难以品味的。还有那元宵灯会，剔透玲珑多姿，令人目不暇接。再有广州七夕风俗之纤巧，重阳登高之踊跃，冬至节日之隆重( 广州人谓“冬至大过年”) 。都很能反映广府民系明丽新奇，善变多姿的民俗风情。

2、客家民系

最能反映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变异的是客家民系的风俗。现在居住在广东的客家人，大多是两晋时期中原地带的“衣冠望族和朝廷命官”，亦有部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群落，先后经过三次大搬迁，才到粤、闽、赣山区的三角地带落籍的，后有一部分又迁入广西。开始他们生活在四面封建割据的小王朝包围之中，基本上不与土著居民交往，长期过着以家族为核心的集体生活，宗族观念很强，多次迁徙和重建家园的劳动，培养了他们刻苦耐劳的性格和一定的“山地意识”，后与当地土著畲族部分融合，构成客家民系。他们始终操持着别成一系的客家方言，恪守“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谚训。该方言与北方方言接近，是从中原古汉语衍化而来的，至今仍保留有较多的古汉语单音节词。这些“衣冠望族”的后裔，虽被迫辗转逃入岭南，但仍念念不忘祖宗盛德，常以族谱、家谱、堂联等方式向子孙宣扬本家族的荣耀。他们多以族团围屋而居，形如堡垒，时刻防避外人的袭击。围屋大门楣上都有本族堂号，大门两侧贴有堂联，标榜自家是某某望族后裔，决心光宗耀祖，重振家声等等，他们也真是身体力行，克勤克俭，艰苦创业，在海内外远播声威。客家人尊师重教，崇尚诗书，秉承了中原文化“书香门第”的特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客家人一向以读书为荣，以读书识字为“一技之长”。不少家族设有公学田，以农产收入作为族中子弟读书之用。客籍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客家人最密集的梅县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这个诗书礼仪之乡，确是出了不少人才，在岭南文化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这一文化氛围促成了客家民间的歌唱风俗，客家山歌成了客家民俗的典型风习。客家人爱唱山歌，确是到了“一日三餐歌送饭”的地步。上山打柴，下地犁田，谈情说爱，开会发言，甚至骂架，都用山歌。人们出口成章，才华洋溢。客家地区到处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每逢元宵或中秋佳节，各县市都有盛大的山歌打擂台活动，五华县还有五年一度的“山歌醮”。客家山歌风格迥然于广东其他民歌，以其纯朴自然，想象丰富，比喻贴切，双关巧妙著称，从中不难看出它在手法上对《诗经》赋、比、兴的继承和发挥，体味到中原诗风的光大。特别是它那形象，生动的比喻和联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人久久难忘。近年，人们还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山歌剧、山歌舞等形式，使客家山歌更能展示客家的人文风情。

3、福佬民系

福佬民系，是指操闽南、闽北方言的群体，地域分布为潮州、汕头以及海南岛一带，并有一部分由福建迁入广西。福佬民系的形成，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闽越族人与两晋以来移入该地区的中原汉人融会而成的。潮州地区先秦时属闽越，汉时还是一处未开发的海滨荒芜之地。直到东晋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东晋义熙九年(413 年) 设立了义安郡，郡治就在今天的潮州市。唐天宝元年(742 年) 置潮州郡，这是潮州文化繁荣的重要起点。唐宋以后，潮州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成为粤东最大的商业中心。“自省会外，潮郡为大”，“他郡县皆不及”( 《潮州府志》) 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海阳、澄阳两县的商贾，生意做到沪杭、津门一带，省内远至雷州和海南岛。后来他们还远到东南亚等地经商，为当地的开发和商业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潮汕人仍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参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都与这一潜质有关。商业经济的交往，人际关系的开拓，需要一种从容典雅的气氛，潮州功夫茶成了人们待客交友，休息闲聊不可缺少的饮食艺术，它不同于广州茶楼那种综合性的享受，表现了一种古雅、飘逸的风格，正好反映了古老而又年轻的潮汕平原的风土民情。不论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没有一个不喝。旅居国外潮籍华侨，还以此来认同呢! 那小巧玲珑的茶壶，配套齐全的茶具，精工泡制的技艺，礼仪考究的程式，都不亚于日本的茶道，表现了潮州人精雕细琢，香浓可口的美食风格。这与潮州人喜欢“食糜( 稠粥) ”，用餐时端着大碗小碟，随便席地而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富丽的潮剧，典雅的乐曲和充满乡情野趣的游大标、扣英歌不也是这样吗? 这大概也是古老而年轻的又一表现吧!

还有那绣工精美传神、情致清淡高雅的汕头抽纱，早已饮誉中外。它与那讲究装饰打扮的潮汕妇女一样，神韵相通。这些绚丽多姿的工艺品，就出自她们刻苦磨练的巧手。刺绣艺术，是在传统“顾绣”与外国抽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有那琳琅满目的潮州小食：弹丸般的牛肉丸、鱼丸，小巧玲珑的鱼饺、五果汤、煎蚝烙、炸蔗头龟等，制作精巧，造型美观，鲜香爽脆，都反映了福佬民系饮食文化的高度。更有那神秘奇妙的凤凰山区的“凤凰民俗”。传说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发源地，现今广东省畲族同胞只有三千多人，而凤凰山区仍居住着2 万多名凤凰山人。他们热情好客，嗜食红糟泡浸的鱼、肉，喜食“草子”、“蜂虾”，住建筑独特的“纟占美楼”，用“薪仔火”照明，以“贡茶”待客等等。形成一套与众不同的习俗，成为多姿多彩的潮汕民俗的一个部分，使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平原，时时散发出飘逸而又充满活力的神韵。

（二）岭南民俗的传承、变异及其主要特色

纵观以上三大民系，百越古族、水上居民的主要风俗，不难发现，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便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由于汉民族的大量南迁，改变了本地区的人群结构，加上中原汉人先进的文化技术，他们不但很快在岭南立足，而且反客为主，包括至今仍称为“客家人”居住的客家地区，也出现了纯客户的乐土，如今梅县、兴宁、五华、大埔、蕉岭、平远等县，仍是清一色的客家人。现在广府民系的当时的部分古越族人，虽然表现出对南迁的“中原人”的强烈的抗拒力，使广州话至今仍保留有古越语的词汇，但始终抵挡不住强大的政治经济攻势。岭南民族的融合，在武力和自愿的交错中迈着艰难的步伐。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记录着岭南先民开基创业的优美的神话，反映他们作为龙的传人的自豪的传说，表现他们宽广情怀，兼容开放的爽朗故事，以及那充满南国情调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歌唱。民俗方面，节日的庆典，民居的演进，饮食的品味，衣饰的发展，娱乐的变迁，处处可见出岭南民俗与中原的传承，特别是节日民俗方面，大同小异，主要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

冬至等，基本承袭中原而来，活动内容也大致相同。如春节迎神祭祖，贴春联、烧鞭炮，守岁，吃团年饭，舞龙舞狮，唱大戏等，只是各地的生活习惯不同，又略有变异，北方人吃团年饭必是包饺子，广东人主要是当刂鸡杀鸭，“无鸡不成宴”，还讲究“年年有鱼( 余) ”；北方舞狮是西域传人的四脚真狮，广东舞的醒狮是一只独角“年”兽，舞法也不一样。从中原迁来的客家人吃不上饺子，因当时广东没有面粉，只好做豆腐，在豆腐内夹进肉馅煎之，以“豆腐角”代替饺子，寄托对中原故土的怀念。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通。

但由于古越族先民特别的禀赋，对中原同化无形的抗拒，加上地域、气候、环境的不同，岭南民俗仍然保留了它的许多特异现象。岭南春无来去，百花争艳，广州、小榄等地，自古就有花市，历久不衰。阳江人年初一“行大运”，希冀新年好事常来；广州人初二“食无情鸡”，这与商业社会有关；客家人初三“送穷鬼”，以示奖勤罚懒；广州人年初七“游花地”，以遣新春遗兴；客家人吃七样菜，潮州叫七样羹，是中原古风“吃春盘”的遗韵，到岭南却别有一番寄托；正月十五夜游灯，潮州的妇女儿童提灯走三桥，化州人则踏月“偷青”，梅菜人则去“逛花桥，品泥塑，观飘色”，各有所好。这些风俗，大多是中州所无，还有一些特异的民间节日，如“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便是他乡所无。更有黎族的“三月三”。瑶族的“放牛出栏节”。水上居民的“买力日”、“鱼花诞”、南海“波罗诞”，广州“金花诞”等，都为岭南所独有。饮食、观赏、娱乐方面，更是依托岭南得天独厚的条件，八面来风的地利，丰富多彩，奇幻迷人，广州除夕花街，中山的菊花盛会，潮汕的英歌雄姿，佛山的绮丽秋色，广州的茶楼风情，蛇餐神秘而透人的魅力，潮州功夫茶的高超技艺，客家山歌风流儒雅，等等，等等。这一切，对于初到岭南的外省人来说，就像一座五光十色的迷宫，有如瑶池仙乡，颇似海外奇谈。可见中华民族文化之灿烂多彩，源远流长。从中我们还可探究岭南民俗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三：

第一，古老而又年轻，处处进发出撞击的火花。至今岭南民俗中仍保持有许多古老的习俗，其中有中原汉人的古风遗韵，也有百越古族的特别禀赋，传统节日的气氛特别浓烈，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习礼仪，娱乐竞技等保留得比较齐全和完美，使人从中领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但由于它地处南疆，历史上比中原开发迟，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最先接受海外民俗的影响，这古今中外的撞击，处处进发出新民俗的火花，表现在日常生活、饮食衣饰、人际交往等方面，不但有新兴海滨的迷人风韵，还略带一点“洋”味，构成了岭南民俗的显著特色。他们一面过春节，一面过圣诞；一面游花街，又一面给情人送玫瑰花；一面吃蛇、烹狗、饮功夫茶，又一面吃汉堡包、寿司、喝鸡尾酒；一面舞龙舞狮，甚至跳棚扣英歌，又一面跳迪斯科、唱卡拉0K ；一面穿牛仔裤、蝙蝠装，又一面复兴旗袍和香云纱；一面操着电脑预测市场风云，一面又贡着财神，占卦算命，鸡骨卜，扶箕仙都出来了。这些强烈的反差，是南北文化交融和中西文化撞击的结果。

第二，活泼多样，充满水乡浪漫情调。这是由岭南特殊的人文结构和地缘决定的。他们没有历史的负重，中原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对故土也不多依恋，他们有的很快与土著民族打成一片，有的围屋聚居，构成新的民系，加上水上生活的特殊要求，使广东地方的人群结构异于他乡，除汉族三大民系之外，还有水上居民和七个少数民族，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培育了人们轻快活泼的性格；富于开拓、冒险的岭南先民，创造了许多浪漫故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岭南民俗实际是南北民俗以及各民族民俗交融的结果。在岭南狮舞中，我们可以看到纯北方狮形象的狮子滚球，也可以看到南方的独角醒狮，还可以看到南北结合的中山“健武狮”。有北国传人的马舞，也有水乡特有的“水色”。还有

鳌鱼舞、醉龙舞、赛龙舟等，不但为水乡所特有，更充满浪漫的情调，饮食民俗也因大自然慷慨的给予变得多姿多彩，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无不在广东人的美食谱中。“自梳女”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金兰盟”，黎家“串隆闺”、“不落家”等，这种浪漫的情调，至今还有的人不能接受。那轻歌曼舞的节日风情，“三月三”是这样，“耍歌堂”也是这样，年晚“游花街”更是这样，那轻快活泼的调子，就像花街上播放的广东音乐一样清新明秀，轻微淡远，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一幅明媚阳光沐浴着春天万物的画卷，使人轻松舒坦，又催人奋发，这正是岭南民俗的主旋律。

第三，极富人情韵味，带有浓郁的市井风情。广东人感情比较细腻，不善表露，没有北方人那种热情豪爽的风格，但他们决不会当面笑脸相迎，背后唾沫远送。在人际交往中一旦相知，便极重情义。“自梳女”们对自己的金兰盟友的深情自不用说，水上居民姑娘出嫁时那班姐妹陪泪的场面，也真叫人感动。广东华侨那种爱国爱乡之情，早已闻名四海，除了赤子之心以外，人情磁场不可排斥，至今广东生活中的“人情”开支仍占相当的比重。婚丧寿辰不用说，平常探亲访友，人们也忘不了带点“手信”。春节大人给小孩“压岁钱”，长辈给晚辈“分柑”，以物“结缘”，以花传情，送花祝愿等，都带有浓重的人情味。广州的茶楼，以其说是饮食天堂，还不如说是人情交往的大观园，可以说，广州茶客中单纯为果腹而来的不多，大多数是为交朋结友，应酬社会而来的。那些茶楼的装潢，茶楼风姿的趋时变奏，不但给市井风情增添了新的画面，亦敏感地反映了市井风情的变化。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城镇商业街的骑楼建筑，不但成为岭南市镇特有的街景，那骑楼底下琳琅满目的橱窗，使之更加富有市井风味，还有那些饮食大排档，如今现代化的大宾馆里亦仿效设置，花园酒店的荔湾厅，中国大酒店的食街等，不只是回归大自然的野趣，更是对南国市井风情的留恋，使岭南风俗具有更加迷人的风采。

（五）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位差和特质

岭南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在大量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根在中原。但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人群构成、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又有其特殊的形态，与中原文化有明显的位差，主要表现在：

1、文化背景的位差。中原传统文化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血缘宗法制度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为背景的，在这封闭性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广大人民过着“以农为本”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耕自足的生活。政治体制上则以“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血缘政治纽带。岭南文化在总体上亦依托这一背景，但由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和影响，使岭南、特别是广州的经济形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通融性，逐渐形成了“以商为本”的经济结构，政治上亦由于历代封建皇朝鞭长莫及，把岭南作为官员贬谪流放之地，封建宗法制度较为脆弱，社会结构也没有那么严谨，致使岭南人容易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

2、文化交融方式的位差。中原统治者一向以为自己是天朝大国，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输入，岭南地区则以边缘文化为特征，具有极大的受容性，由于缺乏内核文化那种强大辐射

传递力，所以变异性较强，对他种文化的移植有较大的宽容性。由于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使得岭南民俗丰富多彩，活泼明快，自由浪漫，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3、文化核心的位差。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中原文化把自己禁锢在小农经济的天地里，不谋求客观环境的改造，不注重人生的价值观念；广东人眼界比较开阔，自强求富，崇尚实业，也务求功利。在思维方式上，内地人表现为一种封闭、单向、直觉的趋向，失去了活力和创造；广东人的思维较活跃，开放、横向、积极进取，反对保守、中庸、安分、随缘的民俗心理。

以上位差，造成了岭南文化的特质，主要表现在：

第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风气。从古老的民间传说开始，就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开放心态，至今南海神庙中还立有波罗国使者达奚司空的圣像，西来初地还有达摩祖师的遗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印度、阿拉伯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欧、美的文化科学早已传人广州，被吸收、改造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部分。著名的岭南画派，就是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画的复生法及几何远近比较法之优点以及摄影等技术之长处而形成；广东音乐大胆采用了外来乐器，以其音域宽广丰厚，旋律优美嘹亮而逗人喜爱；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八大菜系的技艺，也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有胆识的实业家大胆采用机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岭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们极力主张“博考各国民族之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通过兴办学堂，创办报刊，组建社团等形式，宣传西方文化，加速“西学东浙”，不但在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工商界亦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广铁”、“广彩”、“广船”、“广纱”、“广钟”等，都是南北技术融合，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更发挥了这方面的潜质，博采中西之众长，广纳天下之贤士，在全国率先敞开大门，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所谓传统导向，是指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由于对传统的崇拜而形成的一种极力维护传统的现象。这种“传统导向”在人类社会早期有一定的标杆作用，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积极作用就逐渐减弱，而消极保守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岭南地区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处处进发出一种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固有文化传统精华的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大胆革除传统之弊端，提倡“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启发新俗”( 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 。在近代文化史上，涌现了一批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文化名人，如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康有为、梁启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抗英虎将林则徐，第一个跳出狭隘圈子的农民革命领袖洪仁歼，还有我国飞机制造业之父冯如、铁路工程改革专家詹天佑等，这些灿烂的群星，代表了岭南文化的思想，他们的言行与业绩，亦可见出岭南文化的特异风格。

第三，实利重商的文化倾向。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唐宋时代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向外辐射，除广州、佛山外，东面还有潮州，特别是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外，江门、石岐、九江、石湾、龙山、大良等一批商业市镇相继兴起，仅龙山一乡，就有三个桑丝墟市，西樵、鹤山种茶业迅速发展，茶叶远销欧美和东南亚。潮州商人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与珠江三角洲的商人遥相

呼应，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本地区的文化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这种意识，在近年商品农业的开发，文化、体育的商业化的实践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以上简略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岭南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古老的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移植岭南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和西学东渐后中西方文化撞击而产生的近代文化。这些历史的因素，加上自然环境、人口源流、经济背景诸因素，导致岭南民俗的形成。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除了说明人们生活对经济的依赖之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气质、素养、观念、习俗都有重要的影响。

二、岭南水乡风情

（一）岭南水乡环境

1、珠江三角洲自然环境的演进

珠江是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河及其他支流——流溪河、潭江等水系的总称。有学者认为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珠江三角洲范围，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

狭义的范围是指从地形上呈明显三角洲放射状水系表示出来的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所成的复合三角洲；广义三角洲即把古代潮水到达和河道开始呈放射分汊地区都包括进珠江三角洲范围。

珠江三角洲平原向海发展可分以下三期：史前时代，各河下游三角洲形成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北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建成的明清乡村聚落多为规整的“梳式布局”( 如现存较好的三水的大旗头村、长岐村、西村；花都朗头村、茶塘村、坎头村；南海松塘村、黎边村等) 。东江出自田螺峡( 博罗东) 后，即分汊成东江下游三角洲，当时各三角洲彼此尚未连接起来；唐宋以前，复合三角洲形成期。在历史时代初期，各河下游三角洲即开始联合，今天复合三角洲形态即形成于本时期内；冲缺三角洲发育期。唐宋以后，河流干道多切过三角洲前缘口门山地。在口门外，河道呈放射状分汊水系，形成新的三角洲，大部分即今天称为“沙田区”的区域。在切过这些前缘口门山地之前，河道因水流受阻而显得密集、曲折，这是岭南水乡聚落形成的自然条件。

从今天的分布来看，岭南水乡在西北江三角洲大致列布在复合三角洲形成期与冲缺三角洲发育期相交的东南沿新会圭峰山一外海—小榄一大良一沙湾一市桥一石楼一线以北，西北到达南海北部丘陵台地南麓边缘，西南在西江南岸，东北在珠江后航道和东江支流增江新塘附近，呈西北一东南走向、西北窄东南宽的扇状平原河网区域内。

2、水网与地名景观

珠江水系一进入三角洲地区，愈向下游分汊愈多，河道迂回曲折，时离时合，纵横交错。在珠江出海口，又为系列从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岛屿群落所包围，将水收分注流出海。这

不仅加强了河网的复杂化，也有利于河、海两大系统的相互联系。这种密布交错的河网不但为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这一带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水乡聚落的孕育、形成奠定了天然的水网环境基础。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地语》写到“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中，大村日大箍围，小日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日洲，故周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乍断乍连，与潮下上”。此种风貌，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古就是海湾的一个明证，也是该地区由海湾到洲岛列布，再到形成水网平原过程的真实写照。珠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系统最为密集复杂的顺德就处在西北江河网交织的区域，主要河道共有16 条、段，总长756 公里，河流依地势从西北流向东南。这些水道把顺德自北向南切割成几大块小平原，平原间是联通各大水道、密如蜘蛛网的小河涌。

这些密如蜘蛛网的小河涌往往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性农业基地手工业产品通过初级市场批发，经由水乡埠头装运到上一级的市场( 如九江、龙山、龙江、陈村、乃至佛山、广州等地) 的主要通道。河运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水乡河道驳岸、埠头等设施的人工化改造。

珠江三角洲水乡居民有习惯把河道或地名称“滘”或“漖”的。《康熙字典》引《玉篇》释“漖”为“水也”( 原意即“水沟”) 。而“滘”是从“漖”转来的( 同读jiao 第4 音) 。不管是“滘”还是“漖”字，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皆有两义：一指较宽阔的河，一指两河或三河汇成“T ”或“Y”形水道即三江口，以后者为最多，《广东新语》也持此义。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中不少的乡镇聚落即以此命名，如著名的顺德北滘，原有100 多条大小不一的河流于镇内，取名“百洛”，后来，“百”字转音为“北”，故名“北滘”。此外，还有“伦教”；清代画家黎简( 二樵) 的家乡弼教；南海明代状元何维柏的家乡沙滘；番禺沙湾紫坭村西北的濠滘、紫坭村南的三善滘等。

岭南水乡中，也有称河道为“沥”的。“沥”字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读“叻”(leg 7 ) ，意为“大河”。与此相关的地名有：珠江八大门之一的洪奇沥、广州珠江后航道的沥滘水道、附近海珠区的沥滘村、南海的大沥等。与“沥”近义的词还有珠江三角洲水乡区所称的“海”。依《康熙字典》引《释名》之义，“海，晦也，主承秽浊，水黑”，就是“承”各“涌”流出的秽浊之水的河道。包括顺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居民把大河道通称为“海”，究其原因，咸丰《顺德县志》已说得很清楚：

顺德去海尚远，不过港内支流环绕，抱诸村落而已。明以前，所谓支流者，类皆辽阔，帆樯冲波而过，当时率谓之海……近年则沧桑阅久。有前通而后淤者，有旧广而今狭者，而沿其故名，则仍统称日海。

珠江三角洲水乡主要河道之间的冲积平原上还密布着像蜘蛛网般的小河道称“涌”或“冲”(chong 第 1 音) ，在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区特指“小河”，如南越国丞相吕嘉失败时，被伏波将军路博德追至顺德石涌俘获：

石涌。在顺德西南二十里……今有桥在顺德南门外。名伏波桥。有吕姓者。家其傍及石涌……(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

3、基塘农业区与花卉、果林遍布的外部空间

(1) 基塘农业区。基塘具体是指“果基鱼塘”、“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的经营

方式。

唐宋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木业已负盛名。明初，出现的把田地改为基塘，是专业化农业区域的端倪。所谓“基塘”，即将一些“地势低洼，水潦频仍”的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深挖为塘，明万历九年(1581) 清丈土地深挖为塘，将泥土复于四周成基，塘用来“蓄鱼”，基面“树果木”，称为“果基鱼塘”。这种经营方式，从明初起一直存在于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等地。

明末清初，出现了“桑基鱼塘，即将原来基面种的果木改为蚕桑。桑基鱼塘一经出现，便很快地取代了“果基鱼塘”，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九江乡在万历年间，还是以“果基鱼塘”为主，到清代顺治年间(1644 一1661) 则改为“桑基鱼塘”了。桑基鱼塘的面积也已扩大到占总耕地面积的80 ％。邻近的高明坡山乡、顺德龙山、龙江乡等地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将原有的“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

康熙后期，南海县西樵附近的海洲、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地也相继发展成基塘区，以养鱼、蚕桑为业。这几乡同先前的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四乡连为一片，形成以九江为中心的、以养鱼和蚕桑为专业的农业区域。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广州成为独口通商口岸，乾隆、嘉庆年间，又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除原有桑基鱼塘区进一步扩大基塘范围以外，其他地方，如顺德的桑麻乡在乾隆年间已遍种桑树，中山的小榄也在同一时期扩大蚕桑的种植，成为蚕桑的主要产区。

1840 年后，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珠江三角洲的生丝生产加强了对国际生丝市场的依赖。当时法国等欧洲产丝国因蚕病严重使生丝产量锐减，加之1869 年开凿了苏伊士运河，缩短了从远东到欧洲的航程。在生丝畅销、丝价抬高的刺激下，珠江三角洲再次出现了易田为基塘的热潮，继续扩大基塘面积。其他的非基塘地区，也纷纷改为以蚕桑与养鱼为业。如咸丰年间，新会县下马河一带改为桑基鱼塘，高明县的秀丽围一带也于稍后的光绪年间改为以种桑蓄鱼为业。

(2) 花卉、果林农业区

除以蚕桑养鱼为专业的商品性农业区域外，珠江三角洲还出现了以种植花卉、果木为主的专业区域。果木的种植，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尤以荔枝、柑桔、香蕉( 包括大蕉) 和菠萝为最佳水果，被称为四大名果。果木作为商品性生产，其产品较大宗投入市场，是在明代以后。从明中叶起，果木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逐步形成果木专业区域。主要的是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的大石、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的陈村、南海的平洲、番禺的韦涌，纵横一百里的一大片老沙田河网区。其中，尤以陈村的花卉、果木业最负盛名。

农业、花卉、果林等商品性基塘农业以及缫丝、丝织等手工业的发展，不但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岭南水乡独特的外部空间，还为明代以来岭南水乡所在地的宗族组织对聚落与

建筑的规划营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今天岭南水乡的主要分布区的顺德是珠江西、北两大支流汇合的主要区域，地势西北略高，海拔约 2 米，东南稍低，海拔0 ．7 米。境内是在溺谷基础上形成的三角洲冲积平原。除北部、东南部、南部一些零星小山岗外，全境地势平坦，河涌纵横，水网交织，沼泽遍野，是三角洲水网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顺德土地类型大致可分三种，其中，基塘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势低洼，耕作层厚，粉砂居多，土质疏松，酸性较大。这一带的桑基鱼塘景观是顺德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类型；其他还有沙围田区，这一地区的北滘、陈村一带，在历史上形成以花卉、果林为主的商品性农业基地；低丘陵

地区零星散布，总数不多，土壤干燥，硬砂较多，肥份低，水分不足。

（二）岭南水乡类型

1、按水乡所在的商品性农业区，可分为花卉、果林水乡区，范围包括东北起自珠江前航道，西南止于潭洲水道、东平水道的大片花卉果林商品性农业区。

典型的水乡代表是广州海珠区万亩果林区的小洲村，芳村区的南滘村，番禺区的石壁村、韦涌村，顺德区的北滘、陈村、乐从一带；桑基鱼塘水乡，范围包括东北起自潭洲水道、东平水道，西南止于西江干流及其西岸地带，典型的水乡代表有早期的九江、沙头、龙江、坡山，后期的伦教、沙滘、勒流、黄连等最负盛名；此外，还有顺德杏坛镇的逢简、桑麻、古朗、北水、昌教、高赞、上地，鹤山的古劳镇各水乡古村等。两者之间互相交错，并非截然分开。此外，还有以新会为中心产地、中山县的古镇次之的蒲葵水乡等片区。

2、按职能或形成原因，可分为特色手工业型水乡，这又可以分得更细。

丝织业水乡典型的水乡代表是：伦教、沙滘、勒流、黄连、逢简等地。丝织业发达的地区的聚落环境大多数也是桑基鱼塘商品性农业发达的地区，蚕丝生产基地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重合在一起；花果业水乡的典型代表有：陈村、碧江、小洲、韦涌等；沙田宗族型水乡指处于珠江三角洲河网地带，明清以来的当地大族，依靠控制东南部几大冲缺三角洲的沙田农业开发，积聚财富而形成的大型的聚落群体，典型水乡代表有：石楼、容奇、桂洲、小榄、潮莲、外海等。这些大型的聚落群体中，除了控制沙田开发外，还有不少控制了民田区商品性农业区与沙田区谷物产区的商品交换。区位的重要性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垄断性操控，使这些聚落的规模都比较庞大；河运港口型水乡的典型代表如：龙江、龙山、大汾、石

龙等。当然以上这样的分法也不是绝对的，如陈村就兼具河运商贸和特色专业( 花卉) 两者之利。

3、按聚落规模又可分为“水乡古城”、“水乡古镇”和“水乡古村”三种类型。

广州西关一带历史上就是一座美丽的水城，从历史地貌看来，西关一带是由珠江边沼泽区变为内湾，再由内湾成为河涌密布的城市延伸地区，由沼泽变为平原，正好反映今天西关平原地势特低的特点。以前，西关一带河涌众多，举步登舟，十步一桥自东往西有旱

桥、德庆桥、大观桥、牛乳桥( 又名“义兴桥”) 、永宁桥( 又名“三板桥”) 、三圣桥、蓬莱桥、汇源桥等古“西关八桥”，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意境和“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岭南水城及城郊休闲型农业的独特风貌。清代，荔枝湾仍保持水乡之特色，张维屏有诗写道：“千树离支( 荔枝) 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

以下仅对水乡市镇和水乡村落两种类型作分析。

1、岭南水乡市镇

市镇与集、场、墟有着不可分的相同点。有人研究指出，由于各地称谓的不同，在文献记载中，市集墟镇又多混用，市镇与墟集遂难以区分。不过，当时人也指出：“民人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税焉为‘镇'；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此四者其定名也。亦有不设官司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称‘市'者，从俗也。凡天下县邑皆然。”

明清广东之建制“镇”多为带有地方政权和军事性质、或有驻官驻军、或有城墙的据点，而较为纯粹的商业聚落则几乎不称“镇”，称“墟”或“市”，而这些墟市内的民众也习惯称本居住地区为“乡”，这与江南地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广东两地以“镇”命名的聚落，职能是不同的。一般认为，明清史上的“镇”已经“完全是小商业都市”，而在广东担当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镇”基本上仍以军事职能为主。江南的镇与广东的墟的区别中隐含着一个逻辑是：广东的“墟”属于乡村，墟市里面的经济活动是乡村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江南的“镇”则已超越乡村，是从乡村里产生出来的、有别于乡村的一种聚落。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与两地的地主是否城居有关。广东的地主或士大夫多居城，江南的地主或士大夫多居乡很可能会对两地的市镇意义的叙述造成影响。

据此，在广东或珠江三角洲地区担当类似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或“乡”，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众多的“墟”只有一部分能成为类似江南意义上担当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这些聚落( 墟) 一般规模都比较大，但没有镇级建制的村落社区，名义上仍称“乡”，但聚落建成区面积上已是市镇、甚至县城的规模。尽管许多成为超级村落社区的“墟”或“乡”为非建置的“镇”，但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明清两代仍设置了相当于镇级建制的机构进行管理。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 简称同知) 、府通判( 简称通判) 、州同知( 简称州同) 、州通判( 简称州判) 、县丞、县主簿等衙署。

综上所述，结合区域社会文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在广东担当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或“乡”，而珠江三角洲的作为区域性“市镇”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地理上一般是河海交通枢纽、重要港口，如黄埔村及黄埔古港、石龙等；

第二，规模上，聚落规模较大或是超级村落社区，如沙湾、石楼、大良、小榄、外海等；

第三，经济上有区域性大型的墟市。珠江三角洲墟市分布的网络，大致说来，以

广州、佛山、陈村、石龙等为中心，从密到疏地分布在其周围，连成一片的九江( 属南海县) 、龙江、龙山( 属顺德县) 和坡山( 属高明县) 桑基鱼塘区墟市的密度很大；

第四，经济上还是区域性市场中心，专业性商品农业中心，如九江、龙山、龙江等；沙田开发遥控中心，如沙湾、容奇、桂洲、小榄、潮莲、外海等；或是手工业制造业基地，如佛山、石湾等。

第五，明代以来，在文化上，一般是由一个或几个姓氏组合成的大型宗族社区( 如历史上番禺市桥谢族和黎族、韩族、吴族、李族曾并称为市桥五大望族；有标志性建筑——宗祠( 如沙湾的留耕堂) ，有作为区域性祭祀中心的庙宇( 如佛山、芦苞的北帝) 。当然，珠江三角洲的“市镇”还是明清时代科举名宦辈出之地；

第六，政治上，有镇级或相当于镇级的建制或机构，如陈村置都宁巡检司，佛山置同知，市桥置沙湾巡检司，江门置县丞，九江置主簿，黄埔的税馆等外贸机构。

岭南水乡市镇按其职能和特色可分为沙田开发、河运商贸、特色专业等类型。

1、沙田宗族水乡市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独特的地形条件以及特殊的历史文化过程，使该地区分成两大部分，即由多块低丘台地和唐宋以前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平原称为“民田区”，明清时期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平原称为“沙田区”。但这种划分并非单纯自然景观的区别，沙田区与民田区常常是交错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地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社会政治格局，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除沙湾以外，还分布着一批因大族聚居、控制沙田开发而形成的乡镇，如石楼、石棋、市桥、大良、容奇、桂洲、小榄、潮莲、外海等。在这当中，也有不少水乡市镇，如外海、小榄、石楼等。明清属茭塘司非建制的石楼曾是一座古桥众多、文风鼎盛、庙宇林立的岭南水乡古镇：梯云桥，在石楼乡东约凌云阁旁……上至道元桥，相去五百六十五步；道元桥，一名导源桥，在石楼乡东约。上至捷元桥，相去一百六十七步；捷元桥，一名接源桥，在石楼乡东约，上至会元桥，相去一百六十五步；会元桥，一名汇源桥，在石楼乡中约，上至翰墨桥，相去四百三十五步；翰墨桥，在石楼乡中约，此桥水口为一乡发源之处，堪舆家所谓翰墨水也，故取以为名，又名鸡公桥……桥旁有白马庙……镜海桥，在石楼乡中约。( 《番禺县续志·卷六·建置志四》民国点注本)

2、河运商贸、特色专业型水乡市镇：昔日广东四大名镇之一的陈村，在东汉已成聚落，以邑人陈临于建安中被征为太尉而得名。“自汉例献龙眼荔枝，宋贡异花，由来已久”( 嘉靖《弇州山人稿》) 。明清陈村置都宁巡检司，“诸异卉果，流俎天下”( 嘉靖《弇州山人稿》) ，特别是沟通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陈村水道从镇附近通过，强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古镇在明清两代，通过河运贸易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造就了面积广大的镇区，境内三墟六市，清乾隆十三年(1748) 又开新墟，很快发展为一个“商贾如云”的大市镇(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一《风俗》)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对其水乡古镇景致进行了情有独钟的描写：顺德有水乡日陈村，周迥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陈村的水味淡有力，故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万瓮，他处酤家亦率来取水，以舟载之而归……( 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

紧邻陈村的碧江依靠其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和紫坭、石壁三条水道交汇，自古以来是广州往来西江、北江船只必经之地，尽显内河中途港优势，发展成为与陈村新、旧二圩鼎足而立的局面，碧江成为陈村水乡市镇延伸区。据《顺德县志》记载：自明景泰三年建县始至清乾隆年间，碧江出了46 名举人、13 名进士，还哺育出苏葵、苏珥、梁若衡等著名学者和仕宦名人；到清代中叶，碧江又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手工业造纸基地，并形成了“三圩六市”的商业格局。“俗以祠堂为重，大族祠至二三十区，其宏丽者费数千金，而莫盛于碧江……”( 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 。碧江最鼎盛的时候，碧江人家超过万户，人口三万多人。这样，在碧江营造出十分考究的连片古建筑群，包罗了祠堂、馆舍、书塾、民居和园林等建筑类型。人于世，而岭南水乡则更多以“乡村”的聚落类型保留下来。除了文化底蕴的原因外，并非说岭南水乡没有“市镇”，而是大部分在她们的价值未来得及被人们认识、了解之前就在20 世纪80 年代被彻底毁掉了，个中原因值得探讨，更值得深思。

3、岭南水乡古村

（1）历史上的水乡古村

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许多岭南水乡古村，以下举两个现在风貌不存的水乡古村作为例子。

海珠区沥滘村位于海珠区东南部，珠江后航道北岸，自明朝开村，至今已有600 年历史。它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在清代以至近代都是番禺县的粮食、片糖贸易集散地；村中：“天后宫，又名‘大庙'，在沥滘大市乡内，诸水悉汇庙前，而后人海……”( 卫廷璞、卫景昌撰《( 天后宫) 重修碑记》) 。这里河涌密布，四面环水，大艇昼夜穿梭，出门过桥渡河，恍如置身于苏杭水乡。东莞大汾村位于东江三角洲水路要冲，是广东四大镇的水路码头之一，东莞四大名乡之一，也是东莞往广州必经之路。古村现仍保存三座红砂岩石拱桥：种德桥、青云桥、连步桥。种德桥在村的中心位置，旁原有榕树荫盖，成了村中的市场和商业中心。每年中秋子夜时，月在桥顶正中，“种德桥梁夜月”为大汾十二景之一；青云桥，相传宋末文天祥兵败零仃洋，他的部下逃到东莞打鱼为生，表示不食元朝之粟。他们夜间将船停在青云桥一带，慷慨高歌，不忘灭国之耻，至今仍似有其悲歌。桥为当地十二景之一，作“青云酒里渔歌”；连步桥，桥侧旁植有古榕参天蔽日，村民喜欢在桥上消暑度夏，每当清晨东莞城的资福寺僧侣早起晨课，钟声悠悠而过，当地称“连步树荫钟韵”。

（2）风貌尚存的水乡片区及古村

而今尚保存水乡风貌的地区与村落已是硕果仅存，现仍保存水乡风貌的地区主要有：海珠区果林水乡风貌区是珠江三角洲唯一保留至今的独特河网堤围果林生态系统。区内河网纵横，蜿蜒曲折，果园品种繁多，由果园、珠江滘涌水系、果林、潮道生态系统为基础，岭南水乡民居风情融于其中。在广州海珠区水乡龙潭村的中央是一处开阔的深潭，为“Y”字形水道交汇处，是旧时渔船停靠之地，也是全村的形胜之地。由于四周河水汇集此潭，有如巨龙盘踞，所以当地便称为“龙潭”。除了村口的迎龙桥外，在“龙潭”北面还布置了利溥、汇源、康济三座均建于清末的平板石桥连接河涌各岸和西、中、东三约；南岸有“乐善好施”古牌坊；东北岸有兴仁书院；东岸不远处有白公祠。古村四周古榕参天，河道驳岸，古桥、书院、古民居、古牌坊、祠堂等古建筑群和参天古榕围合成多层次、疏密有

序的岭南水乡空间格局。

西江西岸的鹤山古劳水乡风貌片，位于鹤山市古劳镇西江河畔，形成至今已有600 多年历史，水乡的陆地被水网纵横分割开，这里堤内有塘，塘边有地，地上有树，树间有村，村里有桥，桥下有河，河中有船，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岭南水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