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贝尔奖之之交臂的华人科学家

“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 吴健雄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作出实验证明的吴健雄却没有获奖。

吴健雄在1936年到达美国,芳龄24,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研究所就读,很快崭露头角。1938年,她开始做原子核物理实验,成绩斐然,实验结果对后来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提供了关键性的贡献。1940年,吴健雄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她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杰出工作,使她成为奥本海默等大科学家口中的“权威专家”,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

1956年4月,在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的杨振宁转往位于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汶国家实验室做访问研究,他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李政道保持每周会面两次,他们对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深信的一个观念——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革命性的质疑。5月里的一天,李政道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实验大楼8楼他的办公室到13楼吴健雄的办公室去看她。吴健雄对李政道和杨振宁讨论的问题发生很大兴趣,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6月间,杨振宁、李政道完成了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文章的结尾感谢了五位科学家,其中就包括吴健雄。这篇论文10月1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并使他们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邀请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四位科学家共同进行实验,在1957年1月9日清晨两点钟,他们将预定要进行的实验查证全部做完。之后,吴健雄独自完成了实验报告,署名五人,吴健雄排在首位。1月15日,实验报告寄到《物理评论》,于2月15日那一期刊出。吴健雄完成实验后,非常兴奋,有两个星期完全无法入睡。她一再自问:“为什么老天爷要我来揭示这个奥秘?”她说:“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把所谓‘不验自明’的定律视为是必然的。”

1957年10月,奥本海默打电话告书诉吴健雄,杨振宁和李政道得到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普林斯顿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吴健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参加,他在讲话中表示这次宇称不守恒的研究,有三个人功劳最大,除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外就是吴健雄,他特别强调不可忽略吴健雄的贡献。晚宴时,奥本海默特别安排吴健雄坐在他旁边,显示出对她的赏识和照顾。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授给吴健雄,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满,许多大科学家都表示失望和不以为然。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得奖人甄选资料,要经过50年才解禁,但有一些说法,可以提供一些解释。

吴健雄和

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四位科学家合作进行实验,其中主要合作者是安伯勒(后来当了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美国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合作的实验,没有他们发展起来的原子核极化技术,这个实验就做不起来。和安伯勒等有合作关系的田默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这个实验没有国家标准局是做不成的观点。安伯勒和哈德森都是来自英国牛津克莱文登实验室,他们的老师,牛津低温物理实验先驱柯提,也对出于他门下的低温物理学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而感到不快。英国科学界与瑞典方面关系密切,也许英国方面的意见发生过作用。当然这只是猜测。

和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有长期同事情谊的史坦伯格认为,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没有颁给吴健雄,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最大失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构想是由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但却是吴健雄主持的实验得以证实的。吴健雄对于自己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多年来从未公开表露过意见。1989年1月,她在回复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坦伯格的一封信中说:“像你这样一位近代物理的伟大批评者,所给予我这样一个罕有的称赞,是比任何我所期望或重视的科学奖,还要更有价值。我的一生,全然投身于弱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也乐在其中。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吴健雄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奖,包括美国国家总统科学奖(1975),也为诸多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并担任过美国物理学会主席。



超导研究专家朱经武

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在发现陶瓷材料的超导性方面有重大突破的德国的乔治· 贝诺兹和瑞士的亚历山大·缪勒,而“疏漏”了美籍华人朱经武。

贝诺兹和缪勒于1986 年初发现了绝对温度30K的超导陶瓷材料,使传统的超导理论受到严重冲击,而高温超导专家朱经武领导的小组于当年底合成了绝对温度90K以上的超导陶瓷材料,突破更为重大。1987年1月,朱经武成功利用液态氮将超导温度提高至摄氏零下180度,开创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新纪元。如果没有朱经武小组取得的突破所引起的轰动,这项成果在第二年获奖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许多人认为朱经武为该成果的首选人选。

据推测,朱经武没能获奖,是由于他们正式发表消息的前后,另有一个中国小组和一个日本小组也公布了类似的结果,尽管一般认为他们都是从朱经武小组中私下泄漏出去的消息而取得的结果,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评奖机构为了避免卷入这种多国荣

誉纠纷,只好忍痛割爱。

朱经武生于湖南,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196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新泽西贝尔实验室从事工业研究两年,旋即投入学术界。1979年出任休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固态物理项目主任。曾担任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以及阿贡国家实验室高级顾问和客座教授。他是美国科学院、美国文理学院、中国科学院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7个名誉博士学位,拥有5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太空总署成就奖及国际新材料奖。1990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选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员。2000年应白宫邀请参加“20世纪重大发明的新纪元时间锦囊”计划。曾任美国休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天普科学讲座教授,以及得克萨斯州超导中心主任。2001年7月1日接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生物化学家周芷

1993年,美国生物化学家罗伯兹和英国生物化学家夏普由于“发现分离基因的卓越贡献”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美籍华裔生物化学家周芷却被“疏漏”。

揭示“分离基因”存在的获奖论文署名顺序为周芷、格林纳斯、布鲁克、罗伯兹。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周芷及其丈夫布鲁克主持电子显微镜分析小组,罗伯兹博士主持核酸化学小组。两个组合作进行了核糖核酸的剪接实验。另有一个夏普主持的小组进行了实验。然而获奖提名人沃森没有推荐周芷。沃森博士是冷泉港实验室主任,他因首先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键结构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他表示,他也想让周芷分享诺贝尔奖,但受限于每奖至多三名共同得主的规定,如果他提名周芷博士,评委会就得加上其他候选人。沃森博士的解释并不能服人。

10月底,周芷和布鲁克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说明他们与罗伯兹博士等“合作发现分离基因”的经过,强调“分离基因首先是由周芷博士发现的”,由此而引起一场关于“分离基因”发现权的争议。但诺贝尔奖评委会对争议未予置评,仍依惯例把奖授给罗伯兹和夏普两人。

电子显微镜的先驱戴维森教授说:“周芷的实验结果证明基因的确有不同的剪接方式,在基因研究上是个相当重大的发现,也唯有他才能说明这些实验结果。”“她的研究工作,绝不是冷泉港实验室里的任何人所能取代的。”“她是个女人,是位文静的亚裔妇女。有时就这样被忽视了。”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

在中国大陆,一直还

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并不代表中国没有杰出的科学成就。如50—60年代,我国一批科学家协同攻关,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蛋白质分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99年2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一次谈话(后来收入《旁人眼中的崔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一书)中说:“讲到基础科学,1958年到1964年间中国科学家成功合成胰岛素,领先世界,是完全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可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隔绝,所以此成就未获奖。事实上此成就不只在学术上领先世界,从学术发展史上看也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他们开始时万分困难,连氨基酸都要进口,所以他们的成功确实是‘从零开始’,是科学史上罕见的快速突破。”

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的有好多单位和好多人,包括纽经义、王应睐、汪猷、邢其毅、皱承鲁、龚岳亭、杜雨仓、徐杰诚、季爱雪等。申报时在科学会堂开会,大家为哪个单位牵头、哪些人出名争得很厉害。大家的意思是要上一起上,要不就别上,最后报上去的名单是一长串。而诺贝尔奖只授给个人,结果都与诺贝尔奖无缘。

还有,在国内,从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诺贝尔奖一向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稀罕”。1978年,中国科学院近现代科学史专家李佩珊在报上发表文章《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能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是国内第一次对诺贝尔奖的肯定态度。

在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奖?1999年2月杨振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也是时间问题。基础科学前沿发展极快,要赶上去,而且要超越世界级的研究中心,不是容易的事。可是纵观20世纪近代科学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的历史,就会认识到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速,以此速度赶超,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专业,我想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希望我能看到这一天。”

我们都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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