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及其相关问题探究

安乐死合法化及其相关问题探究

作者：宁夏石嘴山赵锋

引言：“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2007年两会期间，一位默默无闻的宁夏女孩李燕成为了社会争论的焦点，究其原因，是这位从小就得了被医学界称之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女孩，在两会期间，把《安乐死申请议案》发到了央视记者的博客里，明确表达了自己想以安乐死的方式得到解脱，请求这位记者将自己的《安乐死申请议案》交到人大代表手里。于是，围绕着这位“热爱生命但是不愿活”的女孩，安乐死再一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从人类拥有智慧懂得思考的时候起，生与死就成为了人类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医疗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毫无疑问，人类征服疾病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然而这种提高却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些情况下，医疗技术可以帮助病人战胜病魔，减轻病人的痛苦；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医疗技术并不能攻克疾患，只是提高了病人与之相持的能力使其“苟延残喘”而已，而这样一来，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要忍受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病痛折磨后才踏入死亡的大门。所以说现代医疗科技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在增加着痛苦和延长着死亡。正是面对人类医疗技术永远不会至善至美，永远不会无限延长人类的生命这一现实，人们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缩短死亡，消除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恐惧以及尊严的沦丧？在这种背景下，安乐死成了病人唯一的选择。然而，和人生的重大性一样，安乐死是重估生命价值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到医学、哲学、宗教、伦理、法律、社会、情感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其适法问题就成了医学界、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着眼于在目前中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的安乐死问题提出对其是否合法及合理的讨论，研究其是否适合在中国的土壤生存的问题，解决安乐死合法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快乐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1］英语中的“Euthanasia”是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用以指代安乐死。其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各国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不甚一致。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u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却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证明人在场，递交由卫生部任命的“安乐死审查人”审查。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2］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

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继其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北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成为全世界争论的话题。

1992年我国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而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3］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在我国，立法既没有对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

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

二、我国安乐死合法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如果一位医生将一位身患重症无法医治，每天都饱尝着身心的痛苦和煎熬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话，那他将以莫大的勇气来面对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莫大压力，在这种传统的法律和社会理念下，安乐死也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即使有安乐死的情况发生，那也只能在“地下”进行，可是一旦在这当中出现了问题，将会缺少法律的保护。所以，解决安乐死就必须解决其在法律层面上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在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上的合理化问题。

（一）对安乐死实质的认识

1、对安乐死实质的认识中的传统观点

有一些人对安乐死的理解局限在将其仅仅理解成一种致人以死的行为，但是却忽略了作为安乐死，它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即以使病人脱离痛苦使其安然度过生之痛苦的一种解脱形式，忽视了安乐的这一状态，认为安乐死实际就是一种在善意外衣下的的杀人行为。

2、本文对安乐死实质的再认识

安乐死从实质上讲是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生与死都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也是人类自身产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文明的死既是每一个人的一种理想追求，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每一个体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在不同阶段实行了文明化，下一个目标应当是死亡的文明化，应当和人类的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健康长寿、文明丧葬一样，把安乐死作为人类自身文明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和因素。安乐死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它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

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所以本文认为，安乐死对于一个已经确诊毫无救治希望却每天煎熬在痛苦中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解脱痛苦并保持尊严的方式，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能将安乐死简单界定为一种剥夺生命的行为，而应该将其看成是针对生命终结的一种处理方式，而安乐死是一种无痛苦的方式，他只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法学因素上对安乐死是否合法的界定

1、传统认为安乐死非法的观点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安乐死非法的理由是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着手，把实施安乐死行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理由概括如下：

①、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

不管是病人的医生还是家属都有在主观上的故意，他们都清楚明白地认识到其行为的后果会造成或可能造成病人的死亡，其主观上是以追求或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发生为目的，并且安乐死的动机虽然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但是动机不是犯罪构成必备的主观要件，目的只是构成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前者偏重于影响量刑，而后者侧重于影响定罪。

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

安乐死确实发生了致人死亡的事实，虽然患者是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安乐死发生的事实却促使死亡的提前发生，所以死亡是客观发生了的。

③、从犯罪的主体方面看

故意杀人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4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而安乐死的主体一般为医生或病人亲属，这是由安乐死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往往需要医生的确诊并采取适当的医疗手段，这使得医生成为犯罪主体的必然。

④、从犯罪的客体方面看

毫无疑问，安乐死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因此这一点上安乐死必然成

为非法。遗憾的是在我过目前的法律体制下，安乐死却成为一个无法合法化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我国立法机关多做民意调查，严密论证，顺乎民意，立法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神圣性，保护社会道德秩序，从法律层面解决安乐死的非法的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

2、本文对安乐死是否违法的界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该条及我国法学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本文认为安乐死并不符合这三条特征，所以认为安乐死不属于犯罪，理由如下：

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中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本文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本文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照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

（三）现代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对安乐死的界定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

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种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4］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一部分人不能够接受安乐死，认为它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以及人道主义，这其实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西方国家的民众也是经过了几十年才对安乐死的认识经历一个有不理解到理解，有反对到接受的过程。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社会伦理对安乐死的评价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结论，其差异和矛盾成为安乐死的伦理难题。因为这三种伦理在性质上不是同等程度的，社会伦理是最基本的、整体的，而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是部门性、专业性的，在伦理评价上，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应当服从于社会伦理，否则，离开社会伦理的评价标准，孤立的强调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在许多情况下会违背甚至阻碍社会文明的发展，例如，禁止某些人结婚生育、人工流产、结束无生存价值新生儿的生命、处决死刑犯等，从单纯医学论理或生命论理来讲，都是不道德的。但是，一旦被社会评价肯定这是合乎道德的，医学伦理和生命论理就必须服从。历史上为在子宫里杀死胎儿是否应认定为杀人罪而长期争论，但是，一旦把计划生育列为一项基本国策、颁发了计划生育法规，那么，计划外的胎孕就视为不合法、不合道德，对其实施人工流产就是法定的，合乎道德的，医学和生命学都要为其服务，其伦理评价就必须服从社会伦理的评价[5]。在安乐死问题上同样如此，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伦理是首要的、决定的、合乎道德的，那么医学论理和生命论理的评价就必须处于服从地位了。离开社会伦理孤立地为医学的生命进行伦理思考，必然会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中，现代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都需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在相应的发生变化。虽然“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

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如果把“优死”和“优生”摆在同等的地位，安乐死必将成为人们普遍的伦理观念，在死者自愿要求安乐死，社会上积极评价安乐死的情况下，安乐死也必将成为新的伦理观念。

三、本文对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1、安乐死的特定原则

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①、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②、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③、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④、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在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

⑤、它是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⑥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

2、安乐死的实施对象

这是实施安乐死最关键之处。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方面：①、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已无法挽救其生命；②、病人在临近死亡期间，伴随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对本项条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故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其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因此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3、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实施。其他人员虽基于善良动机实施仍为非法。

4、安乐死的实施方法

安乐死的实施方法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必须能达到使患者安然、无痛苦、迅速离开人世的基本要求。

5、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①、申请程序

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确诊意见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患者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不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同意意见应以书面作出并经公证方为有效申请，如果患者无近亲属，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为其提出申请。

②、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专业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在批准前还必须再询问一次，得到真诚的口头表示后才能作出决定。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

③、操作程序

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得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的，应尊重病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操作完毕后，所有档案应当由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立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社会的法制环境已经具备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思想观念的提高和我国法制的健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安乐死会成为合理合法和人民广泛认知的新理念。

注释

［1］余剑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

［2］孟祥虎：《由生命权看安乐死》

［3］张田勘：《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1 ［4］张毅：《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

［5］罗秉祥：《儒家的生死价值观与安乐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 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

2.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J] 《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5期

3. 余剑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法律出版社，

1999年11月出版

4.《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河北农业大学高苑媛艾志英

5.《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赵秉志主编

6.《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四卷法律出版社游伟主编

7.《刑法哲学》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陈兴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