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在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一第四节《中国古代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就是“重农抑商”。不可否认重农抑商政策是是一条贯穿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主脉络，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课过程中作为本节课的一个子目，一般会从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措施和影响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讲述。但是这种讲述方式看似对该政策分析到位，实际上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体现历代该政策的发展变化，这种教学是不符合历史唯物史观的。因此，本文笔者试图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历代重农抑商政策做一下梳理。

战国之前的思想家不仅不轻商,反而有很强的重商意识, 就连大力提倡“贵义贱利”的孔子也是重商主义者,他夸子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 亿则屡中”, 认为“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郑国公子子产在郑国执政一直奉行保护商人的政策, 所以当“子产没, 商贾哭之市, 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这一时期我们几乎看不到轻商意识或观念, 这种重商意识使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的繁荣景象。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重要时期，这种商业经济的繁荣,引发了农民连续不断的“离本趋末”，这对正在形成的小农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有鉴于此, 商鞅在秦国提出了一套农战理论,以国家强制令的形式,强制农民归心于农 ,把重

农思想提到了极高的高度。随着秦灭六国,建成大一统,重农抑商思想也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秦朝统治昙花一现，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对大一统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汉初期商人“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可见其势力之强盛。同时他们还囤积居奇,投机兼并,使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加剧。就如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商人的富有,使时人体味到谋利时“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有不如倚门市”。“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 农夫已贫贱矣”的社会现实使大量人口向工商业转移,损害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因此，两汉时期的统治者都推行权农督商政策,抑制商贾的诏令屡见于史,“贾人不得衣丝乘撤。重租税以困辱之”。抑商思想也由“抑末”发展到“贱末” , 令“侩市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其抑商之厉可见一斑。

此外，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在传统认知里，汉朝自武帝起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专卖制度，即“盐铁官营”。但史学界有另一种声音，例如在林文勋先生的《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政策辨析》一文中，认为专卖制度和重农抑商虽然都是在轻重理论指导下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干预。但这两者的理论基础并非完全相同。重农抑商与专卖制度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专卖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其理论基础为重商论。国家为什么要与商人争利, 根本点就在于国家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的重要性, 特别是看到

了商业能为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的功能。《盐铁论》记载了桑弘羊

与贤良方正就专卖制度的辩论经过，在书中他明确提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 足民何必井田也”，高度强调商业的重要性, 并以此作为其推行盐铁官营、均输、榷酒政策的理论依据。与此不同,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期，其理论基础则是重农理论。主张重农抑商的商鞅、韩非等人, 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工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但他们认为工商业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而农业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文章中里林先生还说了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所谓重农抑商, 只不过是要控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和比例, 使之不至于危及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该把重农抑商政策宽泛化，认为凡是对商业发展有不利影响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当然，也应该注意在历史上有过统治者将两者相配合实行的时期。

总结

重农抑商政策自商君开始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经过两汉时期大一统的政府统治，结合盐铁官营制度，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两汉时期商业发展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