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刘安恭

1929年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苏联刚回国的刘安恭，来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工作，直至同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在仅半年的时间里，他曾担任过临时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二纵队司令员等职。

由于刘安恭背负历史的十字架，被人指为“托派”。多年来，刘安恭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到。1985年4月，总政有关单位经过认真核查和证实，从实事求是出发为刘安恭重新定论，确认为革命烈士，并为其立传。民政部还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1985年6月28日，萧克将军来南京开会，得知刘安恭的女儿刘邦昭住在此地，于是专门接见，同她谈了很多。50多年前的往事，萧克还记得那样清楚。当谈到有的人至今还说刘安恭是“托派”时，老将军有些动感情的说：刘安恭怎么会是“托派”呢！他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来到红四军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牺牲在战场上，是革命烈士嘛！

刘安恭，字季良，重庆永川人。他出生书香门第，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其父刘英山思想开明，倾向进步。

刘安恭小时很爱看书。由于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家里有不少藏书，这为他读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刘安恭18岁那年，刘英山决定将他远送德国去学习，期盼他能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强大国家。新婚不久，刘安恭就告别了父母，在父兄的资助下，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

刘安恭是1918年赴德国留学的，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第二年，他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

他到了柏林后，除了正规的专业学习外，还广泛的接触社会，跑了好些个国家进行考察，加深了他对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在德国期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1924年，刘安恭学业结束，告别了七年的欧州，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离开祖国七年的刘安恭回到了家乡。这里依然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当时，占据成都、主持政务的是四川军阀杨森。杨森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展实力，正网罗人才。刘安恭肩负着中共秘密使命，在杨森的军部当了个参谋。杨森听说刘安恭是在国外学习电机工程的，遂委任他为成都市电话局长。刘安恭在任电话局长期间，推行新制，励精图治。曾任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的肖丽生老人回忆：刘安恭在电话局里平易近人，同职员的上下关系融洽，享有较高的威信。刘家的老人还记得，刘安恭做电话局长，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配备有供其使用的轿子(相当于现今为领导干部配备的小车)。可他从来不坐。刘安恭还十分喜欢踢足球，他经常在少城公园里参加足球赛。

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这时，朱德来杨森部队做统战工作。同志相遇，分外高兴，他们又在一起进行党的工作了。

9月5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为了声讨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刘安恭同朱德等人参与了这场斗争。之后，他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有利条件，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没过多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遵从党的指示，在上海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起，登上了去苏联的轮船，又一次离开了祖国。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闽西的长汀打了个大胜仗，击溃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长郭凤鸣，并占领了长汀县城。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信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的报告和其它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这位“通信员”，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的刘安恭。

刘安恭是1929年春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的。他一回来，便被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几经辗转，5月初，他到达了宁都红四军的军部。

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的领导们感到兴奋。朱德与刘安恭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南昌起义一别至今，又在一起工作了，心里很是高兴。毛泽东也挺高兴，他以前并不熟悉刘安恭，但他想，这次中央派人来，对红四军当前工作的开展会有帮助的。就在一个月前，中共福建省委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对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要求朱、毛红军分散成小股组织，到乡村去开展斗争，并要求朱、毛离开部队。这无疑是给正在热火朝天搞武装斗争的红军指战员们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毛泽东随即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拒绝了中央的

要求。前委研究，决定恢复成立临时军委，前委书记毛泽东提议，临时军委的书记由刘安恭担任并兼任政治部主任。有关的记录可在1929年6月1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看到。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今年1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军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下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长而发展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四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至此，刘安恭已成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四军领导层制定战略计划、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都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共同签署的。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在建军原则的问题上就有意见分歧。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认为中国的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提出了分散红军的主张。中央对国内当时的形势也做了悲观的估计。而刘安恭到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来宣传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的“二月来信”和刘安恭的到来，使得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原有的矛盾加深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公开争论，即“朱毛之争”。

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几天，在主持红四军军委会议时作出一个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权力，其实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因为当时红四军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认为“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又是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临时军委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的。刘安恭还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并把红四军党内分成两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所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

刘安恭参加革命的经历，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和旧军队里度过，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却比较陌生。从苏联一回国，就被派往红四军。到了红四军也没做过细的调查研究，他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于是他生硬地照搬苏联那一套经验来处理初创时期红军内部事务，导致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

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的湖雪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其焦点就是红四军党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制”“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迭机构，并指责前一种意见是“分权主义”。这次会上，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刘安恭因此被指责为“托派”。紧接着在6月8日，前委在上杭白沙镇的下洋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仍然是对前次会议争论的焦点继续进行争论。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四点看法，并书面提出辞职。会上，前委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之职也自然

免除，会后，前委还决定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由陈毅代理，陈并兼政治部主任，但争论仍未解决。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的一个小学校内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继续对建军原则的问题进行了争论，主持会议的陈毅宣读了对朱毛的处分决议：“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和意见不同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朱毛两同志的走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仍为前委委员”。

决议中也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所指示的，毛泽东同志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他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非常不对，这本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办法”。陈还认为“刘同志新到四军应有新的贡献于党，却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偏于一面之词轻率发言，助长党内纠纷，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陈毅在会上提出的“大家努力来争论”的号召，结果大家的思想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四军的“八大”以后。在四军的“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朱、刘等人当选为前委委员。

“七大”的结果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原想通过争论，弄清原则，统一认识，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特别是陈毅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使他非常恼火。他怒斥陈毅搞折衷主义，表示不取消陈毅主义他决不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落选，使毛泽东受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罢免。

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去帮助工作，刘安恭也在白沙会议后被前委派到二纵队任司令员。

由于刘安恭过去曾在杨森的部队里干过，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所以他指挥打仗具有一定的水平。6月间，蒋介石调动闽赣粤三省共两万余兵力，由江西军阀金汉鼎统一指挥，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三省“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根据前委指示，朱德同志率红四军军部及二纵、三纵，采取外线作战方针，出击闽中。9月初，东进部队在漳平、适中打了两仗，打垮了福建军阀张贞部的张汝匡旅。刘安恭直接参与了指挥。

闽西重镇上杭，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福建的另一军阀卢新铭及其残部千余人，盘踞其中，成为闽西革命发展的障碍。为了肃清上杭的反动势力，闽西特委在8月至9月上旬，两次发动农民武装攻打县城，结果都没有成功。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二、四纵队返回闽西，重新部署，再打上杭。9月21日半夜，攻城战斗打响了。负责攻打北门的刘安恭，指挥部队爬上城头，

并率部勇猛突入城内，全歼城中守敌。只有匪首卢新铭慌忙带了几个随从偷越浮桥，从僻路落荒而逃。红旗插上了上杭城，红军队伍得到了壮大。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听闻上杭之役胜利的消息，欣然提笔，写下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

刘安恭不仅会打仗，而且也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给指战员讲政治、军事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军事理论等高深的知识经他深入浅出地讲解，在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记得：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的那天，他们同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后，在河边休息时，刘安恭“对着正在休息的队伍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执政了。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持德国资本主义，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把中国变成和平进步的基地，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拦第二次世界大战。萧克将军也回忆道：“1929年4月，红四军打下宁都后，住了几天。一天，我们在军部开会，一个陌生人进来，经介绍才知道是刘安恭。他给我们作报告，讲中央精神，还讲政治经济学。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资本家采用不休止传送带这种技术方法搞生产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钟都不能休息’。”

上杭胜利之后，朱德率红四军再上征途以扫荡闽西的敌军。10月下旬，红四军向东江开进，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战斗中，二纵队与武装精良的强敌遭遇，“刘安恭亲自率大队自芦下坝涉水，跃过汀江。登岩后发现守敌粤军已于虎市前面的山头设防，控制制高点，红军若不能冲上去，即将被逼至江边激流遭至覆没。刘安恭迅速组织突击队向山头发起冲锋。守军的火力很猛，红军被逼在山坳里。刘安恭见状，夺过战士的一挺机枪亲自扫射掩护。他发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名射手的神威，很准确地把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到敌人前沿，打得守军抬不起头来。红军战士从司令员的射击中受到鼓舞，个个奋勇当先，一声呐喊冲上山头，展开了肉搏战。刘安恭即率大队跟进，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郭化若急令人将司令员抬下，在送往永定县的途中因伤重而牺牲，同志们将他安葬在仙师乡务田村”。这场战斗，红军击溃了敌军两个营，攻克了虎市，但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刘安恭，却献出了他年仅30岁的生命。他的牺牲，是红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首次损失的一员高级将领，使红四军受到了“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