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年严歌苓小说中有关女性的研究综述
对严歌苓小说近六年有关女性的研究综述摘要：随着影视产业的发展推动，视听艺术的推进，著名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成为引导文学与影视剧潮流的代名词。综观近六年学界对其小说的研究，对其笔下的女性关注尤为明显，因此笔者主要对女性关注的这个方面进行梳理。目前，虽然对其进行各个角度的阐释，但仍有待发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小说研究综述
严歌苓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无论是作为编剧的身份，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她都卓有成就，随着她的作品银幕化、电影化，严歌苓这个女性作家被大家广为熟知，她的作品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底层人物、边沿人物的关心以及对历史的从新评估，还是对东、西方文明意蕴的阐释，都反映出复杂的批判倾向。本文从研究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入手，进而做出总结和分析。
一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
正如严歌苓本人说的那样“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情绪化”[1]所以她倾向于写女性，因此研究她笔下女性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1地母式女性（雌性和母性）
如同张爱玲一样，严歌苓也有着奥涅尔《大神勃朗》中的地母情结，张爱玲说过：“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2]张栋辉在《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中吸取奥涅尔的地母形象来对严歌苓笔下的扶桑和小渔等女性所蕴含的母性进行了人性体验维度的拓展,呈现了作者在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强弱差距时,所做出的策略选择是:以母性的宽容、顺从、善良、高贵，来洗涤自己身处弱势文化下的龌龊与耻辱。同时，唐孕莲、余中华在《变与不变-当代历史长篇小说的“鏊子”叙事》中展示了严歌苓以理想化的精神、超越道德文明的视角构建了王葡萄“地母”的形象。如果说“鏊子”是恒久不变的事物之象征，那么孙家百货店就是寄存“地母”的一方天地。王葡萄的处世方法是“躲”，躲那兵荒、粮荒、虫荒、人荒，以坚定来应不稳定，躲一躲，就过去了。同样的还有马炜的《地母·佛性:严歌苓小说中“扶桑”、“葡萄”形象探析》，在这篇作品中，展示了从小渔到扶桑、再到葡萄的地母与佛性，严歌苓笔下的这类表面单纯痴傻，实则宽厚仁爱的独特女性形象，越来越走向丰满立体。而严歌苓本人也承认，在与旅美作家李硕儒的对话中，就提到过说，“扶桑有一种佛性，这不是褒读神灵。因为从生命原本的意义上说，她能够接受一切、包容一切、怜悯一切，而且总是那么从容的、淡定的、悲悯的、大智若愚地微笑着接受，她从没有嫌恶、忌恨和报复。”
[3]因此，在曹启勇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女性主义解读》里，田苏菲也是以这样一种“母性”的力量来对抗历史激流的冲击，延续了《第九个寡妇》中作者对女性生命存在的思考。田苏菲以自己的强大、坚韧和安稳，使得欧阳萸熬过了激荡生活，这和王葡萄庇护孙怀清一样，实现了作者对主流历史里激进的革命态度的一种反思。从这点上来说，雌性与母性，俨然一体，在刘雯文，赵树勤的《论严歌苓小说中雌性魅惑的独特呈现》中，叙说了严歌苓小说内容蕴藏的母性之真和隐藏的情欲之力，严歌苓调动所有心灵或感官的震动，以生命贴近生命，细腻的触角涉及生命的深处，揭出历史生存的本相。用隐喻的方式将母性表现出来，在《扶桑》中，表面上看克里斯与扶桑之间是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但
文中更多的是将彼此隐喻为一种男孩对母性的崇拜和依恋，甚至可以说，是扶桑弥补了白人克里斯对母性缺失的想象。最后，用严歌苓的话说就是：“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4]
身为女性的严歌苓,将充满母性的女性书写得淋漓尽致，也将人性的挖掘发挥的入木三分。她用心塑造了很多富有包容心的女性形象,在彰显地母真善美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卷。
2对海外华人女性的书写
1989年严歌苓去美国攻读文学硕士，作为一个生长在一个传统中国军人家庭的她，来到美国，感到了巨大的落差，她看到了异国寄居者在夹缝里的生存挣扎，自己也体会到了经济拮据靠打几份工的辛酸。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她的写作素材，开启了她写作的升华之路。她说，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5]。全新的际遇激发了她潜在的创作灵感，在脐带断裂似的阵痛中，孕育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陈学芬在《严歌苓移民小说中异国形象及其成因》中阐释了严歌苓作品中那些海外华人女性的拯救与被拯救的故事，可以明确看出，美国人热衷于扮演东方人的救世主，对东方人有着极大的拯救情结，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变成了被拯救人。好比《扶桑》中的白人克里斯，他直到晚年才明白，“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居高临下者。”[6]
在《少女小渔》中，就讲述了小渔最后拯救了那个靠出卖身体的意大利老头的苍白灵魂，自己也通过老头重新审视自己。因此陈虹静在《镜像理论下拉希莉与严歌苓跨文化写作比较———以<疾病解说者>和<少女小渔>为例》中,用镜像理论来阐释小渔的性格转变，刚开始小渔对江伟是逆来顺受的，后来，通过老头来进行自我构建，冲破了原始隐忍的镜像，最终找到自我。而朱立立在《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中，再次提起小渔，将这个少女身上的美和善以及寄寓的作者潜意识中的道德人性理想,和现实生存的晦暗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分析了《人寰》中的移民女性，《人寰》是严歌苓又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作品，通过精神分析等talkout的方式再现了另一个深受伤害的女性的呓语，她在父亲身上缺失的，企图以与自己大三十岁的老教授的不伦爱情的方式得到弥补，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又一次的逃离。
同是寄居者，因为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差异，因此严歌苓塑造的寄居者形象也是千姿百态。张栋辉在《<寄居者>：漂泊的宿命与坚忍》中就将《寄居者》恍如隔世的爱情故事背后的苦难移民血泪史进行了更深层的理解与展现，能够窥探到凄美恋情后深深的历史文化外延。小说的主人公玫，这个在严歌苓的小说里最年轻、阅历却最丰富的知识女性，这个和严歌苓笔下的少女小渔、扶桑、王葡萄、小姨多鹤等典型的“地母女人”形象不同的女人，她集功利与算计，以及兵荒马乱年代女性的真诚、痴情与正义于一身，又一次深刻展现了不同背景的海外华人女性的另类生活历程。
作家严歌苓鲜活地将人类那种寄居的生存状态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每一个漂泊者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寄居者。所有的寄居者都处于所在国的边缘境地。严歌苓的小说表达了寄居者想融入主流的努力，但边缘和主流之间是一种隐性的心理距离，每一次想摆脱边缘的尝试都蕴含着无奈的牺牲和血的代价。”[7]
3女性角色的边缘化
因为生存坏境的复杂和阅历的丰富，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大多都在边缘游走，大都属于弱势群体，如女知青、身患绝症的女房东、农村女性、妓女、他国遗留女性等等。
《天浴》中的女知青文秀，在李玉杰的《“无非男女”，“不是政治”——重评严歌苓名作<天浴>》中，不同于那些主流评论的主题“文革”的批判，而是另辟新意地提出了《天浴》中刻画的是男性关于女性的霸权，其认为作家重点批评的是霸权自身，而不是“文革”这个提供霸权发生的舞台。也提出，《天浴》一方面批评包含文秀在内的女性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也否认了男权。这个观点不得不说是充满了独特视角的，将一贯的主题“文革”变成背景，深层次地挖掘出了男权与女权，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门。
城市一直都是农村人的梦想。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被拐卖的少女巧巧，无疑也有这个美好的梦。在崔彦玲《“到城里去”———世纪之交女作家对乡村女性城市向往情结的书写》中，重点分析了潘巧巧对城市的过分向往、急于讨得城里人认可的心理，最终丧失了女儿家应有的自卫本能和矜持态度，由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
严歌苓笔下的妓女，也不是淫荡的代名词，而是以一种隐忍与莫名的美好展现出来的。就像《扶桑》中的妓女扶桑，这个以一袭红袍示人的妖娆女子。郑楠《<扶桑>与文化夹缝中的女性移民》，将扶桑这个妓女的爱情与处世哲学“忍”进行了阐释，扶桑出卖肉体淡然地忍受着苦难，用沉默来表达爱情，也用沉默来进行无声的抗争，尤其是在东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女性移民们在困境中为了生存不惜将自己当货物出卖的惨状，让人深思。李长利在《“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中，对于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别人凝视下始终保持着的永久不变的的宁静的笑脸，认为是构成了“反凝视”，这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残酷的种族歧视和冷漠，也映射出白人克里斯被扶桑那神秘的东方色彩所迷恋一生的种族问题的扪心自问。
《小姨多鹤》中的日本遗属多鹤，这个被遗忘的人，在绝境中用自己的子宫孕育着希望。潘海军的《试论严歌苓小说<小姨多鹤>的道德睿智与人性关怀》中，将道德睿智与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将多鹤这个身处异国的女人在政治困境和伦理困境双重困境之下，体现的睿智道德表现的淋漓尽致，正如亨利·詹姆斯说：“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看它再现的真实生活多寡而定。这样，问题显然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产生他的主题的土壤。”[8]而多鹤身上体现的，不仅仅只有道德，在于倩《<小姨多鹤>中多鹤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成因》中，将多鹤的悲剧人生及其构成悲剧人生的缘由进行了剖析，因为时代造就的苦难，封建传统思想的遗留，身份的边缘化、残缺化，宽厚隐忍的本性等等，赋予了她无国无家之悲，无爱之悲，失语之悲，以及生死之悲。写出了大历史中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演绎，也写出了对人性中爱与美的礼赞。
还有《第九个寡妇》中的寡妇王葡萄，当寡妇在文学叙事中一直承担一个苦难的角色，成为控诉整个封建社会和男权话语对女性予以压迫和伤害的形象时，李彩云在《第九个寡妇的生存哲学》中提出了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借助建立了“为我而存在”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她不受传统理念禁锢，只凭内心而活，成为了当代文坛第一个快乐的寡妇。在付月平的《<第九个寡妇>中规训权力的建构与解构》中，参照了福柯的规训力量，发现王葡萄在面对来自政治话语和传统标准道德的规训时，不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默默接受，而是勇敢地进行反抗，勇于表达自己的心声，进而坚持自我的主体性并且树
立自己的生存准则。而李有亮《从人格美学视角再读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中，提出了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的个体人格，严歌苓就是把至高的人格精神与凡俗的民间生存深刻联系起来，通过王葡萄的旺健生命与穿越精神，阐释了王葡萄个体人格的自足美与女性美，是近年女性写作在人格美学意义上的一个新刻度。
在2014年，严歌苓推出了新作《妈阁是座城》，讲述了梅晓鸥和三个赌徒男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在文坛上又一次掀起大波。王春林在《赌场人生与人性救赎——评严歌苓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中，认为在一种关爱情怀的感召之下，梅晓鸥终于将人性沉沦已久的史奇澜从妈阁城拯救出来，这强烈昭示出的，正是一种人性救赎的巨大力量。作者颠覆了或写农村女性或写城市女性的一贯方式，亲自在赌场中体会赌徒的细腻心思，又一次给人在心灵进行了强大的洗涤与震撼。江婉琴在《放纵与节制间游走———论严歌苓新作<妈阁是座城>中的赌徒形象》也进行了分析，将梅晓鸥这个女性的母性、妻性、纯粹女性糅合在一起，展示出个体在现代进程中一步步进行人性的释放、沦陷与救赎的全过程。
总之，作者在描写这些边缘人群的过程中，非常巧妙地将他们带入各种必然的叙事情节以及叙事背景中，他们一方面艰难地承受着周围人事施加于自己身上的种种压力，一方面又用自己的表现来阐释生活的真谛。严歌苓在和葛亮的访谈中提到：“因为我是女人，当然对女性更加了解，写起来更加自信。女性相对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里算得上边缘存在，一切边缘存在我都感兴趣。因为边缘人更少可预见性，更多变量，作为女性的特点，又是更感性，更直观的存在，所以戏剧性大一些，写起来比较有趣。”[9]正是因着这种有趣，严歌苓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视野与想象。
二女性书写背后的深层次意蕴的研究
1身体书写
“身体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知识的形态或范畴，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身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载体，绝非单纯的‘肉体’”[10]。安妮.芬奇曾指出：“女性卑顺的一生是沉默的一生，是没有笔和故事的一生”[11]而严歌苓凭借着一支笔，对女性身体上的卑顺和沉默进行寻求和探索，从而建构出女性与世界、男性、政治意识形态、时代之间的关系。
庞建丽在《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中女性的身体书写》中，主要从本土女性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分别是发育和生育中的女性、爱欲中的女性、受难的身体，诠释众多身体意象所蕴含的各种关系，进一步将女性的生理与精神进行了联系与阐释，展现了一幅悲壮而又豪迈的女性人生轨迹图。而朱菊香在《革命与性：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身体悲剧》中，展示了严歌苓通过《金陵十三钗》中的赵玉墨门用柔弱的身体开出一朵朵爱国之花，来颠覆男性眼光，写出了不一样的身体，不一样的光彩，写出了身体的无私与伟大。马兵在《两个女人的史诗———评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指出，多鹤，这个韧劲十足的女人依凭身体次第展开的母性、情人性和妻性，直到后来成为她生活的意义，因为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身的身躯给自己制造亲人，将身体的生育功能作为活下去的系带。而身体所蒙受的，不仅仅是生育之痛，还有更多的苦难。于是，身体的苦难书写，也充满了作家严歌苓的良苦用心，在於贤德的《苦难的磨练与人性的升华--论严歌苓的女性苦难书写》中，将女性身体蒙受的以苦难的形式展现出来，将女性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意志力与人格力量进行赞美，从一般的柔情怜悯的本性，到渐渐向着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高度攀登，最后在救苦救难的奋
斗过程中感受救助他人的那种慈悲为怀的心理满足，人性就是在这样的洗练中得到了升华。
身体，不仅是体现在对肉体的承载，更是负载着精神与道德。女性身体是权力作用的焦点，既可以沦为父权体制掌握女性生活的标志，迫使女性为延续父权体质而生儿育女，也可以成为女性争取自由与自主的符号。这也许就是严歌苓为什么如此对女性身体如此着迷的一个原因。
2身份建构
一个人首先必须要确立自己的身份，才能在人生舞台上发出独立的声音。“身份问题即是个体在其所在整体中的归属问题，体现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其表现：一是在内在的自我判断，二是与外在的社会认同”[12]。
严歌苓对笔下的女性身份进行了多重建构，张倩在《论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移民者形象》就提出了作家严歌苓在小说中构造了生动、多面、立体的中国移民者形象，有“乌托邦”梦想下的心碎者、孤独的异乡人、倔强的“被拯救者”。这些复杂的身份都表达出了作者对异质文化的反思和对移民者自身的关怀和期望。王琛在《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一文中对于严歌苓的文本以及经历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透视作家在“他者”境遇下的边际心态，探究作家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并在全球化语境大背景下思考严歌苓开阔的叙事视野的生成，从而在整体上深入系统地把握作家身份建构的过程。马欣、王文在《艰难的身份认同: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海外华人写作———以北美华人作家为例》中，指出《少女小渔》的主人公小渔已不再困惑于自身的文化身份而是更关注自身的生存，将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视野展开，表达了进行平等对话与理解沟通的文化期许，以及增进文明间交流的内心诉求。因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身份的显现已不再是单一文化的表现，而是多元文化的表现。
按照萨义德的看法，民族的文化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被建构的过程，它取决于与其相区别、相竞争的“他者”的关系[13]。而移民作家，从不放弃对自身身份的寻找与探索，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中。作为第五代移民作家,严歌苓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在对东西方文明差别尊重、理解的基础上,以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平和的文化心态来注释异域生活和回望故土,从而开拓了多元文化之间的深层对话与身份建构。
三其他作家笔下的女性与严歌苓笔下塑造的女性比较：
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大，很多学者先是把视角聚焦在同是移民作家的身份的女性写作，渐渐又把视角伸向外国作家。
1严歌苓与不同移民作家笔下的女性比较
胡佳洁、万涛在《<第九个寡妇>和<金山>女性书写之比较》中写出了拥有相似的生活经历、相似的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的创作过程的严歌苓和张翎。主要从女性视角出发，分析了两位作者的名作《第九个寡妇》与《金山》的女主人公的宿命意识以及女主人公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女主人公的婚姻观、女主人公的“母性”、女主人公残缺的“完美”结局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表达了对女性的不公命运感叹与呐喊。唐湘的《作为“创伤女性”意象的地母与河母----以严歌苓和虹影为中心》，经过对文本的分析，表述了以严歌苓作品为代表的地母意象，同时将虹影作品中的河母意象进行了对比，地母与河母两个意象同中有异:皆以“藏污纳垢”为特点，通过痛苦的磨练达到女性的自我认同，诚如陈思和先生所言，包藏在藏污纳垢状态中的是“民间的审美理想”，在“不洁不雅的现象”
之下，“隐藏于其中的精神所在却是不可忽视的”[14];但二者在求“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河母是变化莫测的而地母是恒常不变的，她们在自我反顾的共同旨归中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虹影的河母是充满矛盾的，是变化中的不定结果，她注重刻画河母在污秽的环境下藏污纳垢的包容力，更关注在此过程中女性躯体和心理的“变形记”;而严歌苓塑造的地母独独缺了个“变”字，即使在风云变换的历史洪流前，或面对性的关键问题时，她们同样以“不变应万变”。
2严歌苓与外国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比较
吴月月在《<苔丝>和<陆犯焉识>中的女性解析》中，通过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和“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严歌苓的比较，分别将两位作家的名作《苔丝》和《陆犯焉识》中两位女性的悲剧进行剖析，通过比较两部作品中女性的悲剧经历，探讨了女性追求自我独立的方法。尽管苔丝和冯婉喻所处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从整体上看，几乎是一直存在的。哈代笔下的苔丝是特别的，她憧憬的是人生的真和善，遭到的却是伪和恶的打击。而冯婉喻对陆焉识的爱从一开始一直是出于很低的姿态，她屈从于男性而忽略自我。最后冯婉喻表面上是失忆了，其实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但不得不说，冯婉喻自始至终遵守着传统道德，而苔丝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道德的反叛和突破。虽然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两位女性的悲惨生活深深地烙在读者的心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女性为女性自己的书写，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迟钝多一些，伶俐少一些，缺心眼多一眼，心机少一些，她们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厚复杂的现实和人性。但就其最近学界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仍然有很多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比如她笔下的同性之爱，《白蛇》中的孙丽坤与陈群珊，《雌性的草地》中老杜对班长柯丹的情愫也类似，《白麻雀》中班玛措与小蓉之间暧昧关系的书写等等，因为女性的世界中缺乏一名男性的拯救者，男性的缺席使她们向同性寻求着身体的需求和精神的庇护，身体的参与使同性之爱得到凸显，甚至在精神沟通的同时，也达到了身体与情感的统一，但遗憾的是，对于严歌苓笔下的同性之爱的研究，少之又少。另外,大多数研究仍以单篇、两篇或者几篇小说比照分析为主,缺乏更加全面、宏观的“总论”“综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有，对于严歌苓和其他移民作家以及外国作家的女性研究更是分外少，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真正抓住严歌苓创作的精髓。
注释：
[1]严歌苓，庄园后记，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第153页
[3]李硕儒:《严歌苓·李硕儒对话录》，《出版广角》2001年第8期。
[4]严歌苓.扶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第83页
[5]［美］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第247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93年版。
[6]严歌苓.扶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第154页
[7]王亚丽的《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的焦虑———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
[8]亨利·詹姆斯．作者序［M］∥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
[9]葛亮，从写作的游牧民族到母土的《归来》，南方文坛.2015.1第94页
[10]林树明.关于“身体书写”[J].文艺争鸣，2004,5：79-80
[11]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文文学/刘岩等编著.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2011.10
[12]马欣王文：艰难的身份认同: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海外华人写作———以北美华人作家为例，作家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
[13]萨义德：《东方学.后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427页
[14]陈思和:《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思和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参考文献：
[1]吕红（美国）：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边缘写作及文化身份透视.华文文学.2007.1.(总第78期)
[2]朱育颖：河流意象：大河之女新世纪的跨域书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总第233期）
[3]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02.4(总第51期)
[4]陈瑞琳（美国）：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华文文学,2003.5(总第58期)
[5]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文文学/刘岩等编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10
[6]流散与回望：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文学/饶凡子主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1
[7]张翎：《金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Thomas Hardy.Tess of the d’Urbervilles[M].珠海:珠海出版
社,2004.
[9]戴雪红.他者与主体:女性主义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
学,2007.
[10]严歌苓.陆犯焉识[M].作家出版社，2011.
[11]张舒.波伏瓦与女性主义[D].外语与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