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

摘要：《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改，旨在将那些既不是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准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主体收受贿赂行为全部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来完善以往刑法的打击盲区。只有明确本罪的主体范围，才能更加准确的适用刑法，因此，必须进行正确的分析和界定本罪的主体。

关键字：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非国有公司、企业

一、界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辅助标准

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是特殊身份的犯罪主体，而国家工作人员则不能构成该罪，因此，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准确界定，是正确的认定本罪犯罪主体的基础。（一）“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当今理论界主要存在“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的意见分歧。我国刑事立法早期采用“身份论”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此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一种资格身份，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主张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为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

的范围。“身份论”的优点在于：既严格的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防止人为地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身份论”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判断标准的模糊状态，从而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的不清晰。针对于“身份论”存在的问题，支持“公务论”的呼声越来

越高，他们主张以是否执行公务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唯一标准，不在于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而在于是否行使着国家公共管理职能。

实际上，早在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称《通知》）和同年的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问题上就已经体现出“公务论”和“身份论”的意见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淡化了其身份特征，强调的是“从事公务”；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却体现了典型的“身份论”。“两高”对此问题的界定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强调“从事公务”；而另一个主张身份，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混乱，给执法造成了困难。1997年《刑法》第93条的内容来看，既体现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规定的是从事公务的身份资格；又强调了这些主体所从事的活动必须为公务。这实际上采取的是“身份论”和“公务论”的双重认定标准，即“混合说”。

笔者赞同“混合说”的观点，认为“身份”和“从事公务”是构成

国家工作人员的有机整体，而不能截然分开片面强调。首先，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没有这种身份就没有资格从事公务；其次，具备了上述资格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并非“劳务”。可见，“身份”是“从事公务”前提条件，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必须将其综合起来作为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这样才能正确体现立法原意。

（二）对“从事公务”的理解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从事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核心因素，从刑法意义上正确理解“从事公务”的含义和性质，对于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公务”进行分析和界定，以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本质特征。

从字面意思来看，“公务”是指一切公共事务，既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也包括集体性质的公务，但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并非泛指一切公共事务，应该有明确的范围限定。按照“混合说”坚持“身份”和“公务”相统一的观点，通过对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分析，“公务”的范围只能限定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因为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身份资格的限制，那些从事集体性质公务的人员，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中被剥离出去。只能是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人员，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正确认定“公务”还必须要将其和“劳务”区分开来。有学者称：“劳务是泛指主要通过提供劳动力来实现的生产性、

犯罪主体中的特殊主体一览表

犯罪主体中的特殊主体一览表第十四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罪名：背叛国家罪犯罪主体：中国人第十五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第十六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罪名：偷税罪，犯罪主体：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罪名：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罪名：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犯罪主体：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第十七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罪名：遗弃罪，犯罪主体：负有扶养义务的人罪名：虐待罪，犯罪主体：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罪名：刑讯逼供罪，犯罪主体：司法工作人员罪名：报复陷害罪，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第十八章：侵犯财产罪
罪名：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罪名：挪用资金罪，犯罪主体：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罪名：挪用特定款物罪，犯罪主体：掌管、经手国家特定款物的直接责任人员第十九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罪名：伪证罪，犯罪主体：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罪名：脱逃罪，犯罪主体：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名：医疗事故罪，犯罪主体：医务人员第二十章：贪污贿赂罪
罪名：贪污罪，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罪名：受贿罪，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罪名：挪用公款罪，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第二十一章：渎职罪
罪名：玩忽职守罪，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罪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罪名：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犯罪主体：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罪名：私放在押人员罪，犯罪主体：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罪名：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纳税筹划内涵和外延辨析

纳税筹划的内涵与外延辨析夏仕平（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武汉）摘要：纳税筹划的理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各种媒体对其表述五花八门，影响了纳税筹划理论体系及基本框架的构建。本文通过对“纳税筹划”、“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以期为“纳税筹划”正名，推动纳税筹划的规范研究，促进纳税筹划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键词：纳税筹划税收筹划税务筹划内涵外延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d110 作者简介：夏仕平（196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纳税筹划和税收政策纳税筹划的理念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各种媒体对其表述五花八门，有的叫“税收筹划”，有的叫“税务筹划”，也有的叫“合理避税”，有的或已认识到上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却注明“将纳税筹划”作为“税收筹划”的同义语等等1。用这样的方式研究问题，除了不严谨，草率外，还会混淆视听，影响对纳税筹划的研究。 “纳税”，“税收”，“税务”是三个既有联系，而又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而“纳”在《辞海》中解释为“交付、致送”，则纳税可解释为：纳税人依税法交付、致送税款。对“税务”一词解释为“税收的事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税务是指：国家税收活动全部工作事务，包括国家对税收政策的研究、制定、宣传、贯彻和执行等工作；税收法律、法规、规则、决议等的建立、调节、修订、改革、完善、解释和咨询工作；税务机

构的设置、领导分工，税务人员的配置、组织、教育、培训、监察等工作；税款的征收、减免、退补等工作；税务登记、纳税辅导、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纳税检查、财务管理、发票管理和税收票证管理等工作，税务检察、违章处理、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等工作，税收计划、会计统计等工作；税务档案工作；国际税收谈判；国际税务关系协调；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执行工作，税务科研、学会、刊物等工作，以及其它税务工作。狭义的税务一般指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显然，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应分别被“税收”、“税务”、“纳税”所限定。无论是古代称为税收的“捐税”、“租税”或“赋税”，还是当今的税收，其实质是国家行使其职能，依据国家权力向纳税人的征收，主要表现为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此，税收筹划是国家通过对税收的立法、执法、守法的全方位筹划，以期达到国家税收的最佳征收效果，实现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及涉税零风险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它涉及到纳税人从事的纳税活动。2因此税收筹划的主体是国家，其外延包括对一国在一定时期税收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税制完善和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组织税收收入的目标，税收征管的目标和任务，税收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税收环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税务队伍建设的目标与任务等的计划和安排。因此税收筹划具有国家主体性，收入分配性，经济目标性和社会全局性。根据上述“税务”的定义，税务筹划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是指税务机关站在征纳双方的角度对税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案情概述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评析意见：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意见一：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员工管理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员工管理）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将该条罪名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反映出了该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喜爱壹些新特征;淡化刑法对法益保护中的公权性质，扩大职务行为的非管理化;充实“以个人占有的”的主观要件。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有利于准确把握立法旨意。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俩高”)联合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的司法解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中对刑法163条修正后的罪名确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取代了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后，就第7条的罪名认定，学界是众说纷纭，莫衷壹是，有的认为应定“商业受贿罪”，但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以“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加以认定。同壹法条的内容，以不同视觉切入，得出相左结论，颇耐人寻味。但无可置疑的是，“俩高”对该罪罪名的确立，将会对我们于今后的执法和司法中理解和把握该条的立法旨意大有裨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较之于原刑法条文，《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订，似乎只及于犯罪主体范围的扩大，但由于犯罪构成是由法定主、客观要件构成的壹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壹个要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乃至于改变犯罪成立的界域及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按照刑法学通说认为：“罪名是对犯罪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

“俩高”确定的这壹司法罪名，将会给我们理解和把握修正后的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据笔者意见，“俩高”这壹罪名的命题，正是于贿赂犯罪的界域中明确划分了利用公共权利的受贿和利用非公共权利的受贿俩种类型。这壹划分也正契合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反受贿犯罪的定罪机制，该《公约》恪守腐败犯罪源于职务的特质，将实施腐败犯罪的行为主体明确定位于二级多元的犯罪主体体例：壹级的受贿主体是公职人员，包括国际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另壹级的受贿主体是私营部门的领导或任何人员。受贿罪的实质就是权利寻租，实行权钱交易。由于公权力和私权力的性质不同，于受贿犯罪中利用权力受贿起到的作用其效果各异。因而犯罪的构成要件于内容上也不尽相同，鉴于此，对修正后的有关本罪的定义及犯罪构成要件，于原来的基础上有必要做壹重新审视。壹、关于本罪的概念及侵犯的法益 (壹)本罪的概念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163条的修正内容和“俩高”针对其内容所确立的罪名，本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包括于单位的从业身份)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且收受贿赂数额较大，致使其单位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其概念具有以下特征。其壹，淡化了于本条语境下“单位”壹词的公共属性，仍其法人化的本色，使其回归于市民社会。于以往我们传统的观念中，把这种“单位”作为于公权力的支配下的集合体，赋予浓郁的公有特色。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更多的是作为经济实体脱离于公权力的控制和支配，生存于市民社会之中;其二，本条所称的“单位”是具有独立经济实力，依法

论刑法中的“公务”(一)

论刑法中的“公务”(一)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关键词：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Abstract：Incriminallaw，“pubicaffairs”shouldbeinterpretedfromitsdenotationsandconnotationsrespectively.Itsdenotations canbedividedin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and“socialpublicaffairs”inaccordancewiththeruling，administrativeandservingfeaturesofcivilservice.Theaffairsadministeredbythestatecivilservantsonly refer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ratherthansocialones.Asforthedenotationsof“publicaffairs，”an analysisshouldbemadeinaccordan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ublicpowerandpublicness.Basedont he requirementof“oppositeobservation”theoryandadministeringofpubicaffaires，“publicaffairs”incriminallawislimitedtostatepublicaffairswhilecollectivepublicaffairsareexcluded. KeyWords：publicaffairs；thestaffinstateorgan；subjectofcrime；publicpower 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注：从行政法的角度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称为公共福祉(PublicWelfare)、公共需要(PublicNeed)、公共使用(PublicUse)或公共目的(PublicPurpose)。)所从事的事务，它是公共利益的外在体现。(注：学理上通常认为，“公务”在狭义上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在广义上可以包括立法事务、审判事务、检察事务等，但是当前对“公务”一词仍没有出台法定的解释和形成统一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66.))这种公共事务是一种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增进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或处理措施，具体可包括提供诸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宁、大众健康、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等社会福利。由于公务的内容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大体可以进行几种分类1]。首先，从纵向上可以把公务界定为不同层次：(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务，例如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构建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及服务市场等；(2)全国性公务，例如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保障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义务教育，进行跨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等；(3)地方性公务，例如地方城市道路建设、垃圾处理、街道照明等；(4)社区性公务，例如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其次，从横向上也可以把公务区分为不同种类：(1)基础性公务，例如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公共工程；(2)管制性公务，例如施行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提供国家安全或地方安宁；(3)保障性公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疾病防控；(4)服务性公务，比如提供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注：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务划分为如下4个种类：一是最基础的事务，即涉及共同体生产力发展的公务；二是合理化的公共制度；三是对社会每个成员正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四是提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益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这种划分与上述横向划分类似，但是不如后者归纳清晰。(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J].法学论坛，2005(1)：7.))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例指导

【指导案例3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关键词】刑事受贿罪“合办”公司受贿低价购房受贿承诺谋利受贿数额计算掩饰受贿退赃【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

南京刑事律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缓刑案例

原文链接：南京刑事律师【案号】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玄刑初字第号【案件情况】被告人管某，年月日出生，汉族，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年月日因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年月日被该分局解除取保候审，年月日被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以宁玄检诉刑诉（）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管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年月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丽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管某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年至年期间，被告人管某利用担任南京公用水务有限公司铁北污水处理系统一期工程项目监理总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收受江苏恒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现金共计人民币万元，并为其在虚增工程量、石方认价等工作上提供帮助。针对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管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巨大；其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人管某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定性均不持异议。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管某具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赃，建议对管某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系由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建科）。被告人管某系用人单位江苏卓琳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派遣至用工单位江苏建科从事监理岗位，并经江苏建科任命为南京市铁北污水处理系统一期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全权代表江苏建科履行合同约定的监理职责。年月至年月，江苏恒飞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恒飞）自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分包了南京市铁北污水处理系统一期工程部分施工项目。年春节前至年春节前，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界定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界定 2002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渎职罪的主体做出了扩大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一立法解释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渎职罪)的主体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现象。笔者作以下分类：基本型。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授权型。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托型。即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聘用型。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立法机关是采用“职责论”的观点对渎职罪的主体进行界定的。即不管是否属于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要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就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可以成为渎职罪主体。“身份论”

在渎职罪主体认定方面已无立足之地。据此，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包括以上四种类型。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立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对于刑法实施后和在立法解释发布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渎职罪案件，应当依照立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第二，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发生冲突时，以立法解释为准。在认定本罪主体时，可抛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个框框，只要审查：第一，是否履行国家公务;第二，其职权的来源是否正当。第二方面一般都有据可查，如果嫌疑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要审查其职权的产生有无法律法规授予，或是否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委托或国家机关的聘任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规范及构成与处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规范及构成与处罚编辑：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张智勇律师 (市律协刑委会副主任、刑辩专家)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概念：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刑法条文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本罪主体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及其他行政人员、业务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 2、本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活动，也因其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有碍公平竞争原则，使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随着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各种类型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伴随着的是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各种经济往来中，大肆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情况，如购买原料、产品收受回扣等等也越来越多。 3、本罪的主观万面必须为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4、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详续费的行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规范

论刑法中的“公务”

论刑法中的“公务”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关键词: 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 Abstract:In crimina l law, “pubic affairs” sh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its deno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respectively. Its denot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governmental public affairs” and “social public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ing, administrative and serving features of civil service. The affairs administered by the state civil servants only refer to governmental public affairs rather than social ones. As for the denotations of “public affairs,” an analysis should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power and publies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opposite observation” theory and administering of pubic affaires, “public affairs” in criminal law is limited to state public affairs while collective public affairs are excluded. Key Words: public affairs; the staff in state organ; subject of crime; public power 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XX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0万判多少年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0万判多少年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通常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之后，往往也是会为他人办事，这里办事有可能谋取的是合法利益，当然更多时候牟取的是不正当利益。而在受贿达到一定金额的情况下，还会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那么此时受贿10万判多少年呢?下面就让小编来为你解答疑惑吧。一、受贿10万判多少年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内容正是对贪污罪量刑的规定。虽然这次刑九中并没有很明确的写出关于对受贿罪量刑的修改内容，但是却有关于贪污罪量刑方面的内容。根据《刑法》中的规定，也就是对受贿罪量刑作出了修改。

刑法修正案(九) 四十四、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一、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以及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公司、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后者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合法的职务活动，使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角色得以正常而出色的发挥。因此，有关法律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作了规范，建立起一套明确的管理制度。相关人员受贿罪则是对这套管理制度的直接侵犯，从而产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管理层的腐败，危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根本利益，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二、客观要件：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要因素，是指公司、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后者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有求于行为人职务行为的请托人索要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办事，接受请托人主动送给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数额较大是指接受贿赂即财物的数额较大。接受了数额较大的贿赂，则构成该罪的既遂。《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修改了《刑法》第163条第2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

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界限

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界限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同属于受贿犯罪的范畴，二者有诸多相同或者相近之处。司法实践中区分二者，主要应当把握以下几方面： 1从犯罪主体区分。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两罪区别之关键所在。因此，实践中区分二者，首先必须查行为人的身份。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可能构成受贿罪，如果是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人员，则只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必须注意，区分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人员，切不能简单以是否在公司、企业工作为标准，认为凡在公司、企业工作的人员，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事实上，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也正因为如此，刑法第163条第3款和第184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构成犯罪的，都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2从所利用的职务便利的内容区分。受贿罪利用的职务便利，必须是利用行为人所从事的公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利用的职务便利，则是利用行为人负责或者从事公司、企业内部某项不具有国家公务性的事务的权力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因此，即使是公司、企业中属于国工作人员的人，如果没有利用其所从事的公务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其他便利的，索取他人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也不能定受贿罪，而应以公司、企业人员受罪论处。 3从行为方式区分。受贿罪的行为表现共四种，即索取财物、收受财物、收受回扣、手续费间接受贿。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则只限于上述前三种，而不包括间接受贿。

渎职罪的简单论述

渎职罪的简单论述渎职罪，意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妨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损害国民对国家机关公务的客观、公正、有效执行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个是渎职罪的整体概念，简单的概括出来，也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渎职行为造成一些严重的危害结果。刑法所规定的渎职罪所保护的是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由此，一些观点可能认为渎职罪是一种侵犯国家法益的犯罪。但是渎职罪所侵犯的是人，归根到底侵犯的是每个人的法益，如果概括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话可能不太恰当，所以我也同意张明楷先生的观点，将渎职罪认作是一种侵犯侵犯国家法益同时也包括了国民个人法益的犯罪。渎职罪的构成要件也是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渎职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方面，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渎职罪的客观主体，渎职罪的行为主体根据上面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首先应当认定的是国家各级立法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军事机关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其中排除了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另外根据一些司法解释来看的话：1、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委托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人员、未列入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国内公务的人员，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按渎职罪论处。2、行政直发事业单位的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输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合同制民警执行公务期间，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关于渎职罪主题的问题，还有三点是需要概括的：1、并非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渎职罪主题； 2、一些犯罪的主体可以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3、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在刑法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渎职罪。渎职罪的行为方式为渎职行为。关于渎职罪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不履行职责。但对于渎职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只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成立犯罪。言下之意，如果渎职行为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影响较小，后果较轻的情况下，则不成立犯罪。这一点和犯罪的概念也是一样的，符合了犯罪的定义。另外对于渎职罪造成的结果也需要有一个认识，渎职罪是对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解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刑法条文《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刑法》第184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本罪构成要件： 1、本罪主体本罪为身份犯，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2、行为内容其一，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他人有求于行为人的职务行为时，行为人以职务行为或者允诺实施或不实施职务行为作为条件，实施受贿行为。其二，必须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且数额较大（五千元以上）此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其三，无论是索取还是收受他人财物都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最低限度是允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行为人实际上为他人谋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摘要：《刑法修正案(六)》对于163条的修改，旨在将那些既不是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准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主体收受贿赂行为全部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来完善以往刑法的打击盲区。只有明确本罪的主体范围，才能更加准确的适用刑法，因此，必须进行正确的分析和界定本罪的主体。关键字：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非国有公司、企业一、界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辅助标准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是特殊身份的犯罪主体，而国家工作人员则不能构成该罪，因此，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准确界定，是正确的认定本罪犯罪主体的基础。（一）“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当今理论界主要存在“公务论”、“身份论”和“混合说”的意见分歧。我国刑事立法早期采用“身份论”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此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一种资格身份，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主张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为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身份论”的优点在于：既严格的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防止人为地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身份论”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判断标准的模糊状态，从而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界定的不清晰。针对于“身份论”存在的问题，支持“公务论”的呼声越来

越高，他们主张以是否执行公务作为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唯一标准，不在于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而在于是否行使着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实际上，早在199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称《通知》）和同年的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标准问题上就已经体现出“公务论”和“身份论”的意见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淡化了其身份特征，强调的是“从事公务”；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却体现了典型的“身份论”。“两高”对此问题的界定标准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强调“从事公务”；而另一个主张身份，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混乱，给执法造成了困难。1997年《刑法》第93条的内容来看，既体现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规定的是从事公务的身份资格；又强调了这些主体所从事的活动必须为公务。这实际上采取的是“身份论”和“公务论”的双重认定标准，即“混合说”。笔者赞同“混合说”的观点，认为“身份”和“从事公务”是构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

犯罪主体中的特殊主体一览表

纳税筹划内涵和外延辨析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员工管理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剖析

论刑法中的“公务”(一)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例指导

南京刑事律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缓刑案例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界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量刑规范及构成与处罚

论刑法中的“公务”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0万判多少年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最新渎职罪立案标准

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界限

渎职罪的简单论述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罪名解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界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罪名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