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1902 年春天从日本回到家乡安庆，他的第一次日本留学也是不到半年就告中断，至于其原因则不甚详，估计应是与作为自费留学生的陈独秀留学经费的困难有关。

李大钊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相对于陈独秀而言，李大钊的留学日本经历则要简单得多也短暂得多。1913 年冬，⑤先后毕业于永平府 ( 今河北省卢龙县) 中学及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李大钊在 25 岁之年东渡日本求学，翌年的 1914 年 9 月便编入早稻田大学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①开始了留学日本生涯。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之际，1914 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 3796 人。②至于早稻田大学，从清末的 1905 年起就已经开始每年接收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后来甚至专门成立了“清国留学生部”③，从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相对集中的一个大学。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的英文自传中曾回忆道: “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④，而在被捕后撰写的《狱中自述》中也是称“(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引者注)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⑤。换言之，出国前就已经接受系统的新式中学与专科学校教育并具备一定英语与日语能力的李大钊，当初留学日本的动机与目的更多的是倾向于学业方面，至少要比笼统地要到外国去

“查看一番”的陈独秀明确和直接得多。由于包括早稻田大学在内的日本大学实行春季入学制度，因此李大钊入学的 9 月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然而，李大钊在东渡日本不久的 1914 年 9 月，就能经过审查承认其资格而被直接编入作为日本著名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本科学习，也说明了李大钊留学之际已经具备相当的日本语及专业知识基础，而且其目的主要还是在学业方面。然而，当时国内外的局势以及中日关系现状却没有能够给充满爱国精神与救国理想的李大钊带来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与气氛。就在出国留学前夕，李大钊借怀念友人的诗篇，抒发自己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黯然去国的复杂心情道: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1915 年12 月，李大钊作为文牍干事而起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反对袁世凯政权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行径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也曾回忆自己两年前东渡日本时的心情以及来到日本后的感受: “囊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涛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居东京，适游就馆，见其陈列虏夺之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愤学

习先进知识以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促使李大钊当初留学日本的一个主要动机，后来却也成为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主要理由。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在坚持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各种爱国政治活动。1914 年春，刚刚考入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便组织经济学会，担任责任干事，而后开始在《甲寅》及《中华》等进步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探讨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以及政治对抗力等学术问题，同时还发表有关风俗国情的时事性评论文章，表现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到留学第二年的1915 年 2 月，李大钊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归国请愿团，并被公推为文牍干事而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同年 4 月到 8 月间，李大钊不仅与友人一起翻译了日本法学博士今井嘉幸编著的《中国国际法论》一书并撰写了《中国国际法论译叙》，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时还先后发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等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噪进”，并批评了陈独秀“既然现在的国家不可爱，不如亡国还好”的厌世情绪，明确指出应当“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断念于国家而不爱”①。这也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第一次文笔之缘，而两人之间的友情从此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后来一同创建中国共产

党。

结语

笔者认为，包括中国与日本在内东亚各国的近代化不仅体现在其国内社会历史的全面与根本性变革，同时还包括东亚地区与域外各国 ( 主要是欧美列强) 以及域内各国相互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换言之，东亚各国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由全球 ( global) 到区域 ( regional) 到国内 ( national) 之由外而内的三重近代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各国在近代历史上不仅经历了传统东亚世界的分裂与瓦解乃至相互隔绝与对立的过程，同时又在各自建立民族国家并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日益密切的相互关联与互动，一个有别于传统东亚世界的新的近代东亚世界正是形成于几乎同时进行的上述两种过程之中。①仅以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留学日本史实而言，他们正是在中日关系由“两千年友好关系”向“五十年不友好关系”发生根本逆转的时期，出于对被包括日本在内之列强侵略的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与救亡意识，前去当时的“敌国”日本留学。

其结果，陈独秀在先后四次的留学日本期间不仅完成了由“康党”到革命党的转变，进而奠定了后来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诸多基础条件，而李大钊也是通过日本留学不仅积累了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素养，更是初步接触到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至于陈独秀与李大钊在留日回国后

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乃至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其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危难之际的国家民族，其中当然包括要改变当时已然处于侵略与被侵略之“不友好关系”的中日关系现状。从这个意义上，陈独秀在 1920 年 8 月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之际说过的如下一段话就十分值得关注: “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 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唐建兵（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陈、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有参考价值。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需不要建党，陈、李作出了肯定地回答。不仅如此，陈、李以先知先觉者之睿智与远识，审视国际复杂之局势、研判国内动荡之政局，还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系列问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长期倾注于他们建党活动或建党中作用的考察与梳理，而对他们建党思想探讨涉足甚少，对其建党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盲点。基于此，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陈、李建党思想比较研究》一文，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李都作出了肯定回答。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此后，“民主共和”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擎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称帝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这是陈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既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旧中国，劳工阶级处于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有人身自由却无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也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部分劳工阶级的力量，与资本阶级集团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陈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认为“既

李大钊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对李大钊“三绞处决”，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

陈独秀与李大钊留学日本的经历及其意义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从 1901 年到 1915 年，陈独秀的留学日本经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 14 年。据记载，陈独秀在 1897年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于翌年北上沈阳，在担任地方官员的嗣父陈衍庶⑤幕中从事文案工作。考虑到陈独秀不满2 岁时丧父并在5 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22 岁的他能在1901 年11 月远赴日本留学，也应该是得到了为官多年的嗣父的资助。①关于留学日本的动机，陈独秀后来曾回忆道: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②由此可见，忧虑国家命运并期待祖国振兴的爱国心，正是促使陈独秀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 280 人，并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的第一个高潮，③因此陈独秀可以算做是近代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这也是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至于其入学的学校则有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等四种说法。④鉴于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既无日本语能力又无新式中学教育基础，因此他不可能直接进入任何日本高校去学习，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到一个预备学校学习将来考取日本大

学的必要知识，包括日本语。所谓“宏文学院”应系弘文学院之误。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由近代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高等师范学校，曾在 1896 年至1899 年间接受近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留日学生 13 人，并专门为他们开设“连学校名也没有的学校”，亦即临时性预科班。到 1902 年 1 月，则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在东京设立弘文学院，第一次留日的陈独秀也是先到弘文学院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师范科进修。⑤至于所谓“东京高等专门学校”应系 1882 年由大隈重信成立的“东京专门学校”之误，东京专门学校则是在 1901 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并设有专科部与大学部。因此，1901 年 11 月东渡日本的陈独秀在既无任何新学基础更无日本语能力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直接进入早稻田大学去学习。就在此次留日期间，陈独秀与张继等人参加了留日学界最早的团体励志社，而这也是他最早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尽管由于不满励志社标榜“对于国家别无成见”的温和立场而“先退会”，参加励志社毕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并开始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表明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心。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支持立宪改良的“康党”而转变为拥护共和革命的“乱党”，⑥留学日本遂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然而，陈独秀在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关于陈独秀，360百科是这样说的，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这个简短的百科中，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陈独秀的贡献，我们把陈独秀的贡献做一简单概括。一、陈独秀的历史贡献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注意是上海）创办《青年》杂志，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

号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首次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了区别于上海青年，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不久，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曾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每月出一期，上海那边恐怕走不开。”“没关系，你正好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蔡元培说，“北大还要聘请一大批名流学者任教，正可以帮你编杂志。” 陈独秀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之后，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新青年》的阵营，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追求自由解放。《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所以大家可以理解陈独秀作为发起人，也是最早的旗手和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有的学者说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70至80年

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比较一、杜毅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陈独秀比较》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0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一)关于唯物史观基础地位问题李大钊、陈独秀两人都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们的阐释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精髓：物质决定意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认识和诊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方面存在差异。在对唯物史观的地位认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陈独秀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其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介绍约占《马克思学说》的一半内容，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根本地位的不同重视程度，是由于他们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观出发点不同。 1、从解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上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介绍是本着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愿望，虽然有着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观愿望，但是李大钊在学术上的研究是很谨慎和认真的，力图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作，减少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较客观和科学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放在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见解。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并极为难得的。 2、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从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全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由于陈独秀是从宣扬阶级斗争说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出发点来解读唯物史观，他的《马克思学说》即使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了两年，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上与李大钊还有一定差距。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关注不够，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执政时期犯下过错的理论根源，也是他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理论根源。 (二)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问题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上比较相似，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的理论基础。但是具体来看，他们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认知存在差异。上节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是陈独秀将剩余价值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他在《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段指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的阐释，是对经济制度变更合理性的解释，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陈独秀将剩余价值提升到这种高度是由于他关注于剩余价值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问题，这也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无关系，是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此外，在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方式上,李大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进行说明论证，解释的内容也较为深奥和抽象。虽然在理论程度上，李大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他的文章读者范围更适用于专家和学者，因此在社会影响上就很难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劳工大众,就更难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三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再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就采用了和陈独秀论述剩余价值时一样的方法，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界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更容易被无产阶级劳动者所理解，达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陈独秀的功与过

陈独秀的功与过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举着五四运动的旗帜，也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革命有着数不清的贡献，但是在成立共产党的后期，他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几乎将共产党的命运推上绝路。他身上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乃至“汉奸”“叛徒”的名号。陈独秀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一度紧密相连。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开始向外界广泛宣传。后来他前往上海，联系了共产国际组织，在其帮助下，陈独秀等人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与全国各地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了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重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他还是党的最高领袖。但是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偏离了革命道路，逐渐走向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四大上，他放弃了各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非但没有认真分析革命失败的教训，从中吸取经验，反而将目光转向“托派”，其革命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他被中共开除党籍后，进一步参与“托派”组织的活动，并逐渐成为了党内“托派”的首领。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血的教训，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第一个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不仅对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还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传播者。他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永远不能磨灭。

阅读理解《李大钊》附答案

李大钊（节选） 1920年初,李大钊与爱国志土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在北京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等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准备。此外,李大钊还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同年秋,为了和在上海的陈独秀相配合,李大钊还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互配合,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此后,李大钊全面负责党在北方的工作,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并多次当选中央委员。在1922-1924 年间,李大钊奔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爱国人士80余人。在狱中,军阀对李大钊处以极刑,但是大义凛然的李大钊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的心声，张作霖将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在西交民巷看守所内绞杀。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地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带

领其他人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38岁的李大钊英勇就义。（选自《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英雄人物》浙江人民出版社） 1.联系上下文，解释词语。大义凛然：慷慨激昂： 2.“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南陈”指的是，“北李”指的是，相约建的是。 3.下列事项是由李大钊主导完成的是（）。（可多选） A.独自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活动，积极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 B.组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C.多次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 D.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4.你是怎么理解李大钊在临刑前的发言的呢？ 5.学习了短文，你能从李大钊身上体会到什么精神呢？【参考答案】 1. 由于胸怀正义而神态庄严，令人敬畏。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充满正气。

陈独秀简介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在杭州鼓楼张贴声援武昌起义的檄文。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 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青年》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孔孟，倡导自由。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1917年初，陈独秀写作《文学革命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引发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相关讨论。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4月，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于9月获释。 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

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间范围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有一下几个原因。 1·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陈独秀的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2·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3·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 4·从五四运动时期来说，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从1919至1920年，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