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生平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国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聘任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

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滇桂军阀排挤孙中山，唐绍仪曾进行过调和。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但因孙中山辞职赴上海，唐亦未莅任。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29年，他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3月16日，唐兼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他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1931年“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未再参与政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发表了支持抗战的言论，冯自由认为唐是自卢沟桥事变后，“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国民党对其只身滞留上海甚不放心，蒋介石、孔祥熙等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官衔及津贴笼络，希望他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广东的抗日组织也派出代表劝唐离开此地，但他不从。与此同时，唐绍仪周围的一些亲友，却在打着他的旗号从事汉奸活动。日本亦有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

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唐绍仪未转移后方，滞留上海。蒋介石为不让唐绍仪为日本所利用，授意国民政府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在唐绍仪上海寓所将其刺杀。

被刺始末

抗战初期，唐绍仪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人密谈谋和条件。上海沦陷后，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40号）。

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脑如谷正文、土肥原贤二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1]

1938年9月28日上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在唐绍仪女婿岑德广的带领下，亲自赴唐宅长谈，拉拢唐出山。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侦知此事后，i汇报给重庆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局负责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戴笠派赵理君赴沪暗杀唐绍仪。赵理君，四川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1]

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得悉唐绍仪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1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保镖者）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保镖人员，以保护唐之安全。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讨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坐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看到古董花瓶后很高兴，戴上老花眼镜，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

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保镖说：“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等待仆人发现唐绍仪实刺，急忙将人事不知的唐绍仪送往医院抢救，但因流血过多，且年迈体衰而死。[1]消息传出后，上海舆论一时大哗。有人怀疑唐为日本人所刺，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掩人耳目，1938年10月5日，重庆方面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等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1]据称唐被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于次日凌晨3:50气绝。唐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唐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风云人物

1911年的最后一天，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北方代表唐绍仪不无遗憾地对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清政府不相信我，我只好辞职了。

第二天(1912月1月1日)，是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总统的日子，唐绍仪正式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袁世凯就以唐绍仪擅自越权签订会议各约为由，撤销了唐的全权代表资格，亲自与伍廷芳进行电文谈判。南北议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袁世凯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铁哥们唐绍仪，“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冯自由语），如此爽快地与南方代表签订了停战退兵、清帝退位、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等一系列协议，让一心谋位的袁世凯事事掣肘，而黑马孙中山突然就任临时总统更是给了他沉重打击。

留美学生北洋中人

唐绍仪在辛亥出任和谈代表之前，向被认为是北洋中人。袁世凯素以知人善任著称，对唐绍仪的真正政治倾向，不甚了然。唐绍仪倾向共和制，与其留美背景，有很大关系。

自14岁始，唐绍仪即随清廷所派的第三批留学生赴美留学，从小学、中学，升至哥伦比亚（一说为耶鲁）大学文科。七年留美，耳濡目染，受的都是美式教育，从中习见的，也是美国的政治方式。

不过，那时的海外留学生资历并不是官场升迁的正途。1881年，唐绍仪受召回国，只能担任品级低微的涉外小官吏。1882年，唐绍仪赴朝鲜任海关税务司秘书，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时，他临危深夜担任守卫，遇见了当时上门来的总理朝鲜防务事务的袁世凯。袁世凯很赏识这个年轻果敢的小伙子，便把他留在身边担任随员和翻译，两人还义结金兰，拜了把兄弟。唐绍仪的仕途，从此便随着袁世凯的节节高升，一步步迁升至侍郎、尚书、封疆大吏和对外交涉大臣，成为清廷少有的拥有海外视野、擅于与洋人打交道争权益的重臣。

1909年袁世凯开缺回籍，诸多亲信被清洗出局，唐绍仪在1911年1月愤而辞职，退隐天津。武昌起义爆发后，摄政王召唐绍仪再度出任邮传部尚书，唐绍仪拒绝。

11月13日，袁世凯进京组阁，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大臣。11月27日，北洋军攻占汉阳，12月2日革命军攻克了南京，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12月7日，濒临瓦解的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又委任唐绍仪为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一行人乘专车离京，开始了和谈历程。

不过，袁世凯可不准备学曾国藩保大清，他早就一边指挥作战，一边私下里与黎元洪、黄兴进行秘密谈判，初步达成了拥袁共和的意向。唐绍仪此行的目标其实正是如此。

南北和谈气氛融洽

12月11日，唐绍仪抵达汉口。因革命党人坚持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绍仪转往上海。12月18日，中外瞩目的南北议和在上海市政厅正式开始。18日至31日为第一阶段，历时14天，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讨论了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问题。和谈的氛围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敌对双方剑拔弩张的谈判，更像是志同道合者的筹商大会。

其实，唐绍仪与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本是广东老乡兼多年好友，二人曾在外务部共事并来往密切。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两位留过洋、多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最理想谈判代表，自然不会顽固守旧，设置和谈障碍。

唐绍仪没有辜负革命党人的期望。

在12月18日、20日、29日举行的前三次会议上，双方就停战罢兵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进入了政体问题的谈判———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伍廷芳态度坚决，称：如果不承认共和，就无法进行议和。他劝告唐绍仪说，他自己以前也赞同君主立宪，但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不同了，文明程度已经达到可以实行共和民主的地步。况且清帝专制让中国衰败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还必须保存君位呢？

听罢伍廷芳的发言，唐绍仪笑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唐称，今天双方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的宗旨，而是寻求和平实现的方法。

唐绍仪随后向袁世凯电告南方代表的议和前提，袁世凯一时也没有对策。唐绍仪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公决。袁世凯同意。于是，在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上，双方便进一步磋商国民会议的地点和代表人数等问题。而后确定了谈判地点在上海。在代表人数问题上，拟定每省代表3人，每人一票，南方14省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8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2]

与袁不和功成身退

这个协议遭到清廷君主立宪派的强烈反对，2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内阁，要求撤回唐绍仪，推翻已达成的协议。袁世凯此时也对唐绍仪诸多不满。虽然唐绍仪时时向他请示，但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先斩后奏，达成了许多对革命党人有利的条款。如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和代表人数等协议，让袁世凯日后竞选并无绝对的胜算。孙中山突然就任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只得又重新站回清廷一边。

然而，唐绍仪先前已达成的协议还是让袁世凯处于极端被动的地步。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伍廷芳表示，“今唐使虽辞职，而未辞职和以前所签字之约，不因此而失其效力。”并进一步质问，“今唐使所签之约，贵大臣可以任意更改，等于将来贵大臣所签之约，也可任意更改，如此和议何日可成？”袁世凯哑口无言，成为笑谈。

为打消袁世凯的顾虑，孙中山几次致电，明确表示要让位于袁。唐绍仪此时作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为双方牵线搭桥，让袁世凯吃了定心丸，最终下定决心逼宫清廷。

南北和议期间，唐绍仪与孙中山、黄兴变成了十分信任的朋友。黄兴感激唐在停战协议上的用意，对唐说：“君若迟来数日，武昌势必不守。”在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一致属意唐绍仪，唐随后应革命党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会。上任3个月，他就与总统袁世凯频频发生冲突挂冠而去，看清袁独裁面目的他，从此与袁日渐疏离，最终分道扬镳。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冯自由《革命逸史》等资料。

唐绍仪（1863－1938）

又名绍怡，字少川，1863年生于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1874年官派留学至美国，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总领事、天津海关道、奉天巡抚、邮传大臣等职务。辛亥革命爆发后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后加入同盟会并成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1912年6月辞职寓居上海数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8月，唐绍仪南

下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1931年3月，唐出任中山县县长。

1953年，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1929年，唐绍仪回到故乡，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他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3月，唐绍仪自告奋勇地竞选成了中山县长。他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1938年上海沦陷后，因与日方接触态度不明，被军统特务斧劈于家中。生前故居

唐绍仪故居位于唐家镇山房路99号。由并连成一整楼的前后两座组成，后座为唐绍仪祖父于清朝所建，前座为唐绍仪于1929年所扩建。唐绍仪在此出生和生活过。

唐绍仪故居

唐绍仪（1862年-1938年），字昭仪，号少川，历任清朝外务部侍郎、署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赴美专使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要职，曾是1911年和1919年两次南北议和中重要角色，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唐绍仪故居于1994年被列为珠海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