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款保险相关内容

《存款保险条例》与银行公司治理和存款人保护法律关系、与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与问题银行处理和银行市场退出法律体系三者均有的协调问题。

与银行公司治理和存款人保护法律关系的协调问题：相对一般公司的债权人而言，存款人在银行中地位更重要，债权风险更高，其利益保护更应该得到高度重视。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缺乏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特别约束，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不对银行经营失败承担个人民事责任。因此，有必要在《存款保险条例》中，确立存款保险公司参与投保银行公司治理的权利。同时，存款保险制度还需要与直接保护存款人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相协调。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后，在投保银行增加存款保险费用的支出后，法定存款准备金缴纳比例可相应调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明确存款保险理赔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范围，划清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与村拨款保险制度出资救助的时间和顺序，处理好两者在解救银行危机时的关系，并明确再贷款不能纳入存款保险理赔的范围，以防止政府和中央银行子向存款保险机构转移风险。

与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协调问题：第一，要理顺存款保险公司与人民银行的关系。一是要确定存款保险公司独立于人民银行设立；二是要确立二者的协调关系，避免职能交叉和加重银行接受监管的负担。第二，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还应与银监会进行区分。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审慎监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可能引致监管者的道德风险，需要赋予存款保险公司一定的监管职能，与银监会的银行监管职能相协调应相互制约。而对于监督存款保险公司，需要以法律规定对存款保险公司的透明性要求和刚性的问责制度，存款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必须接受独立审计并定期向政府和公众报告，存款保险公司及其负责人应对运营失误承担责任。存款保险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其董事会，应通过立法确保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成员具有广泛的公共利益代表性和高度的专业性。

与问题银行处理和银行市场退出法律体系的协调问题：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问题银行进行处理和安排问题银行退出市场。我国应通过立法将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方式进行统一规定，赋予存款保险公司在解决银行退出市场过程中的相关权限，在《存款保险条例》中应详细规定存款保险公司在权限内具体处理问题银行的职责。

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作用：

1.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行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它的作用却在事前也有体现，当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从心理上给了他们以安全感，从而可有效降低那种极富传染性的恐慌感，进而减少了对银行体系的挤兑。

2.可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由于存款保险机构负有对有问题银行承担保证支付的责任，它必然会对投保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一定的监督，管理，从中发现隐患所在，及时提出建议和警告，以确保各银行都会稳健经营，这实际上增加了一道金融安全网。同时由于这一制度对公众心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可有效防止银行挤兑风潮的发生和蔓延，从而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3.促进银行业适度竞争，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和实力往往在吸收存款方面处于优势，而中小银行则处于劣势地位，这就容易形成大银行垄断经营的局面。而垄断是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社会公

众获得的利益就会小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中小银行，促进公平竞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使存款者形成一种共识，将存款无论存入大银行还是小银行，该制度对其保护程度都是相同的，因此提供服务的优劣，将成为客户选择存款银行的主要因素。

4.存款保险机构可通过对有问题银行提供担保、补贴或融资支持等方式对其进行挽救，或促使其被实力较强的银行兼并，减少社会震荡，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稳定一国金融体系。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1996年的日本阪和银行倒闭事件，1997年席卷东南亚和日韩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日本保险公司的频频破产等等，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金融问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系统性的金融风波，但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产品逐渐增多，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纷纷成立，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自身风险在逐渐增加。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

2.有利于保护广大存户利益，总体上增强银行信用。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其基本特征是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即银行大部分资金是以负债的形式吸收的机构和个人存款，自有资金只占全部资本的小部分，在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因素作用下导致不能按时清偿债务时，就易引起银行信用危机。我国金融业的现状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实际上也是对银行业发展的一种强制性保护。

3.有利于革新传统观念，提高了公众风险意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我国的银行储蓄存款不仅没有风险，而且收益可观，一直是人们投资的首选渠道。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破产不仅在理论上已被公众接受，而且在实践中已实施，因此作为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商业银行所潜在的风险也应为公众所接受。

4.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减轻中央银行的负担。存款保险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执行赔偿的职责，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整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而且要定期对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审查其上报的统计报表和账目。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或促成其它银行的并购，从而实现中央银行的监管意图。

存款保险制度的消极影响：

1.存款保险制度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他们就可能不顾银行经营风险，将钱存到愿意支付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会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此外，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有特殊问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有政府为其做后盾，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显然不愿加入存款保险体系。如果不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纳入这一体系，那么由于保险基金数额小、

范围狭窄，就很难保证银行资金发生大量损失的时候对储户进行赔付。

2.鼓励银行铤而走险。也就是说，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因为银行知道，一旦遇到麻烦，存款保险机构会挽救它们。特别是当一家银行出现危机而又没被关闭时，所有者便用存款保险机构的钱孤注一掷，因为这时全部的风险由承保人承担。这样那些资金实力弱、风险程度高的金融机构会得到实际的好处，而经营稳健的银行会在竞争中受到损害，从而给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并增大了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这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3.存款保险制度还产生了逆向选择的问题。在存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形下，由于风险锁定存款保险，存款人更敢于冒险选择能提供非正常高回报的高风险银行，从而损害经济资源和市场约束的效率。在资源参加保险和存款保险费率统一的情形下，经营好的银行将会推出存款保险体系，经营不好的银行也要缴纳更高的保险费用，从而威胁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银行体系性风险也将扩大。

4.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也并非没有成本。对银行而言，缴纳保险费用将会增加其运营成本，减少利润。对存款人而言，银行会将存款保险的费用间接转移到储户身上。对存款保险机构来说，其也存在自身的运营成本，也有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将自身利益置于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利益之上，这样处理问题是就会产生利益倾向，从而出现问题。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现实性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金融业的稳定，维持信用秩序，防止金融危机，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存款强制保险制度。它要求吸收存款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参加存款保险，并服从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管理。如英国的存款保护委员会和美国的联邦款保险公司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是：(1)保护存款者的利益；(2)监督并促使银行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活动；(3)防止金融风险，以树立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存款保险制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为无力退还存款的金融机构的储户支付保险金；二是对合并破产的金融机构和需要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援助。存款保险制度，既是维护存款人利益的存款保障制度，也是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监督检查制度；同时，又是维护金融正常秩序、防止金融系统动荡，进而保证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秩序的制度。

1、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改革总格局，对存款保险制度提出了体制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银行只是处于出纳地位，银行既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也对存款、贷款不承担任何最终经济责任；同时，企业与银行都是国家所有，其一切行为都受国家强计划的支配，由国家最终承担经济责任，所以，存款是有保障的，存款保险机构及保险制度是根本不需要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企业和银行都是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银行对其所经营的存款、贷款要承担经济责任，不仅有经营风险，而且还存在例闭和破产的可能，存款人利益有可能被损害，金融危机有可能产生。这就从体制上提出了如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存款人利益、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问题。

2、我国正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从而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正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而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化，企业将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同时，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包括经营风险、意外风险、决策风险、以及其它风险，亏损、破产、倒闭将成为可能。而作为企业最大债权的银行，也将由于企业的破产而受

到损失，从而引起银行由于支付困难而发生信用危机，造成储户的存款损失，引起金融混乱。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防止由于个别银行倒闭而诱发金融危机。

3、从我国金融体制看，我国金融体制正由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化，国有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银行也将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银行破产、倒闭将成为可能。在市场金融体制下，银行与企业都是企业，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并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所不同的是，银行由于其所经营商品的特殊性而有所特殊，但正因为其经营的商品具有特殊性，其经营风险更大：一方面，银行放款的对象(企业)的经营风险，有可能通过贷款这一经济链条而冲击银行，企业破产可能导致银行的大量信贷资产流失，从而使银行由于无力消化这一损失而破产；另一方面，银行自已也有可能由于经营不善、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甚至发生头寸不足、支付困难，诱发金融危机。存款保险机构将通过监督银行行为，减少银行经营损失，同时通过对支付困难的银行进行有限支付，把金融风险限制在最小的范围，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

4、从金融危机的后果看。货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血液”作用，而金融则是国民经济的“心脏”，金融一旦发生危机，必然造成金融业的混乱，导致资金运行秩序的混乱，进而导致国民经济处于无序状态，最终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一方面，金融危机将导致结算秩序混乱，使国经济的资金运行循环过程中断，国民经济无法正常运营；同时，金融危机不仅使企业不能及时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以扩大生产规模或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企业的一部分已有资金损失，使企业的生产和流通停滞。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将造成银行资产损失，从而使民众失去对金融业的信心，最终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而这种经济危机由于民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恢复较慢而具有破坏性和持久性。所以对金融危机更应加以防范。

5、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尤为必要。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金融体制正在由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过渡，在这一时期，金融危机的风险更大，建立防范制度和保障制度是顺利转制之必需。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佳，这些企业的负债在80%以上，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而其亏损面在40%以上，1985年到1993年已累计亏损近2000亿元，有些企业已到了靠银行贷款发工资的地步，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制度改革必然使一部分企业倒闭、破产，其所承担的银行贷款将形成损失，银行将无力消化这么庞大的债权损失，从而可能使一部分银行发生经营危机和支付危机。二是在我国目前企业转制过程中，企业逃债、赖债现象严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逃避银行债务作为搞活企业的有效方法，导致银行不良债务增加，呆帐、呆滞越来越多，据估计，目前企业不良贷款的比例在30%以上，西安市工商银行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1993年为21%，1994年达到30%以上，不良贷款旧银行信贷基金的3到4倍，有关人士测算，目前银行收不回的呆帐、死帐大致占整个贷款的20%以上，那么，就以20%而论，企业制度改革将使这部分信贷资产由隐性损失化为实实在在的损失，数千亿元资产损失银行是没有能力用准备金自行消化的。但银行的存款却是必须要支付本息的，这必然造成受损失较多的银行发生经营困难。三是我国银行业的自我防范能力不足，一旦经济稍有动荡，将很可能发生支付危机。目前，我国的四大专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没有一家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最低要求，在国内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之时，面对20%以上的不良贷款比例，显然难以抵抗经营风险。四是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金融衍生业务将得到很大发展，而金融衍生业务在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市场运作空间和巨额利润的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风险，而且是银行难以抵御的风险。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存款保险理论简述

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上具有天生的不对称性。为了满足存款人随时提现的要求，银行必须将吸收的存款投放到低收益、低风险、流动性高的资产上，而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银行又必须进行风险较大的投资。由于银行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所以，它极易遭受挤兑冲击并产生传染效应，从而给整个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乔治，1999)。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对存款者进行某种程度的保护，对于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并保持金融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例如，1963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总结到：“银行存款的联邦保险，是对1933年恐慌结果最重要的银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南北战争后各州银行券绝迹以来最有助于货币稳定的事情。”1983年Diamond和Dybvig(1983)提出了经典的银行挤兑模型，首次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确切的理论依据。Diamond—Dybvig模型弥补了以前理论分析中没有对银行契约为何比其它类型的金融契约更不稳定做出很好解释的缺陷，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银行挤兑的根源，而存款保险则是解决银行面临“自我实现”的存款人挤兑威胁的最优政策。之后，Gibbons(1992)对Diamond-Dybvig模型进行了简化，运用信息完全但不完美情况下的动态博弈分析，证明类似于囚徒困境，银行挤兑完全有可能作为纯粹纳什均衡的情况出现。

然而，无论是Diamond-Dybvig模型还是Gibbons的解释，都只是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改变人们预期和决策的一种方式，并以此避免银行发生挤兑，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容易使存款者放松对银行经营的监督，这损害了市场纪律，并会引发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故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也一直是人们反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主要理由。Martin(2001)就证明，存款保险的政策安排在抵御银行挤兑风险时，确实引发了道德风险问题。Diamond和Dybvig(1983)在文章最后也承认，“若没有同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银行监管，政府存款保险方式似乎是不可行的”。

由此可见，从纯粹的理论出发，存款保险制度本身是否能够实现促进金融系统稳定的目标，是没有明确结论的，这至少还需要其它的条件，如有效的金融监管。由于理论上的含义十分模糊，对有关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系统稳定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

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2000)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以1980年至1997年间61个国家的情况作为样本，研究结果大出人们意料：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严重危害了银行系统的稳定，尤其是在刚刚取消利率管制和制度环境欠佳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保险的额度越大、担保对象范围越广，存款保险对银行稳定的负面作用就越明显；而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如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的会计制度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等等)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则可以抵消存款保险对市场纪律的削蚀。

之后，Gropp和Vesala(2001)选择了欧盟国家作为其研究的样本，通过时间序列分析，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确实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行为并促进金融稳定。

这似乎与Demirguc-Kunt和Detragiache的结论相左，但是正如Gropp和Vesala指出的，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样本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金融体系发育不健全、基本制度保障欠佳的发展中国家，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这类国家在设计金融安全网时往往更需小心谨慎。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都表明，存款保险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够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

至于存款保险制度对缺乏经验的中小存款者的保护，人们大都不持异议，因为要求中小存款者对银行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不符合成本有效性原则。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美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非是出于保护存款人的目的，而是为了恢复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Flood，1996)，只是后来人们在建立和运行存款保险过程中才逐渐强调了存款保险对存款人保护的功能并将其作为首要目标(Goodhart，1995)。Demirguc-Kunt和

Kane(2001)指出，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见得非要用存款保险手段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例如欧洲的储蓄银行通过投资于安全的金融工具(如政府债券)来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在美国，近年来也提出了类似的“窄银行”(NarrowBank)的概念。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架构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看出，明示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兴起有其合理内核，中国建立该制度也和其金融转轨密切相关。其实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允许破产，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等等。在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也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可见实现存款保险制度从隐含向明确的渐进转轨并不存在政策障碍。结合中国金融实践，一个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架构应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第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是集保险、银行监管和破产处置为一体的制度。

央行、银监会和存款保险公司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央行专司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对有流动性困难的银行系统以最后贷款人的姿态补充流动性。银监会负责银行系统的准入和监管。而存款保险的重点在于保护存款人而不是银行，在于保障银行的有序破产而不是其存续，因此它扮演的是银行体系的“有序退出”角色。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是该制度演化近70年来逐步形成的，其本意是恢复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但它的确在银行监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美国为例，目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货币监理署等共同构成了管理美国银行业的三大机构，存款保险机构独特的监管职能体现在，当金融机构倒闭时，FIDC常被美联储或者货币监理署指定为接管人，对金融机构进行破产处置，并创造和完善了一系列处理手段，像收购与接管交易、过渡银行、不歇业银行援助、收入维持协议等等。使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摆脱了复杂的处置程序，分别专司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而HDC因专司破产银行处置，也形成了高度专业化水平，使得存款保险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增进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林维义，1999)。在中国，强调存款保险机制不是为了保护银行而是为了保护存款人，不是为了避免银行破产而是为了促其有序破产，这决定了存款保险制度本身的定位。

第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是渐进、多层次和明示的制度。

（1)所谓渐进，是指国家隐含担保并不能全部迅速撤除，毕竟公众认为其在国有银行中的存款天然地享有国家担保，要立即对中国银行系统的全部存款实施明示存款保险不仅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振荡，对公众也欠缺公正性。目前可将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区分开来，继续维持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存款保险，而以对非国有银行系统建立存款保险为突破口，等待公众对存款保险有涉外认知之后，再维持对国有银行存款存量部分的国家隐含担保，而对增量部分实施明确的存款保险。最终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和非国有银行的发展，实施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明示存款保险。

(2)所谓多层次，是指中国在银行业改革进程中，可以区别对待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和政策性负担难以真正缓解之前，目前要立即建立一个覆盖国有、外资和民营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确过于昂贵。对于外资银行，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央行应和外资银行总行所在的母国央行就在华分行是否应该纳入中国存款保险系统，以及两国央行如何分摊对该分行的共同监管和救助职能达成协议。对于中小银行，尤其是民营

银行，目前可先行设立专门针对中小存款性机构的存款保险。专门为中小银行设立存款保险机构并不奇怪。在美国，实际上储蓄性机构的存款保险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银行业保险基金（BankingInsuranceFund，BIF)，另一部分是储蓄性金融机构协会保险基金（SavingsAssociationInsuranceFund，SAIF)，SAIF创建在1989年，主要为中小存款性机构提供存款保险，都由FDIC来管理。毕竟目前中国银行失败的风险集中在中小银行而非大银行，在全国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确立之前，对区域性、互助性的存款保险也可持扶持和引导的态度。

中国存款保险机制应以明示性的存款保险为目标，国家隐含担保可渐次退出。目前以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取代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全球新的发展趋势。2000年，已有67个国家采用明确的存款保险模式。当然全世界存款保险机构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有些机构由政府官方管理；有些则由投保机构成员组成的私人协会管理；还有的由银行代表和政府官方共同管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调查表明，有37个国家由政府管理，12个由私人管理，16个是共同管理。在中国，鉴于社会信用的发展水平、央行和监管当局所享有的银行信息优势以及中国银行业转轨的巨大风险，存款保险仍宜以政府管理为主。至于存款保险机构是集中还是分散，尽管有学者建议可考虑建立一个或几个银行存款保险公司，或者按照中央银行的几个大区分别建立几个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以在存款保险公司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但其可行性仍有待深入研究（徐滇庆，2002)。

第三，中国存款保险机制是充分考虑市场化因素的。

（1)中国存款保险必须充分注重已有的教训和经验，保证存款保险费用收取的公平性。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例，在1991年之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每个银行都收取同样的保费，造成稳健的银行补贴冒险银行的实质。1991年之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得以通过，结果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转向考虑资本充足率和银行CAMEL评级这两个因素的所谓“风险调整保险费率方式”（Risk-RelatedPremiumSystem)。这个新制度矫枉过正，好的银行几乎不需要支付保险费。结果次一等的存款性机构承担了全部保费。例如，在1999年底只有7%的银行支付保险费。在中国，存款保险费用的收取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设计，以免造成存款性机构之间的苦乐不均。

（2)中国存款保险费率的收取必须考虑银行转轨之需，除了对四大国有银行目前已有的存款存量部分沿用国家隐含担保外，对非国有银行的全部存款和国有银行的存款增量部分，建议央行可允许银行进行两种差别对待：一种存款完全由政府经营的储蓄存款保险系统来保险；另一种则不受此保护。存款人可以选择未被保险的存款，担负风险以获得较高的存款利率；或者不冒风险获得较低利率。存款人也可以转换两种存款，但需耍支付两种存款的利率差异部分。这样，存款保险就具有了高度市场化因素。

（3)对于中国银行系统而言，这样分别设置受保险和不受保险的存款，顺应了利率市场化之需，银行则通过利率差别化争取存款，这样持有较多保险存款的银行将支付较高的存款保险费用，每家银行支付的存款保险费，不仅取决于保险存款的规模，还取决于保险存款和非保险存款的利率分布，银行无论是否参与存款保险，费用分摊都相当公平。

（4)中国银行在监管银行系统时，可将监管力度和资本充足率与保险存款比率联系起来。银行应持有超过通常标准的额外资本，其规模取决于其存款的利率分布、安全星级以及保险存款的比重，对利率分布偏高、安全等级不高、保险存款比重较低的银行必须保有较多的额外资本。同时央行还应当要求银行及时充分地披露其存款中保险存款的比重和规模，以及银行监管机构对它们的评定等级（或安全星级），以便存款人自主选择存款银行。

鉴于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应以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为重点，故存款实名制应予落实，否则未来存款保险公司即便规定对每个存款性机构的单个账户提供的存款保险限额，这个限额也容易通过多头开户来回避，保护中小额存款人的利益就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中国存款保险机制应考虑存款保险公司广泛地参与到银行监管中来。

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破产退出职能都是昂贵的事后职能。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公司一般都积极地参与银行监管。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例，为更好地参与银行监管，FIDC特别设计了三大系统：第一大系统为扩展监管体系EMS(ExtendedMonitoringSystem)，该系统主要是为在两次现场检査之间的空隙时，通过该系统对银行进行有效的场外监管，该系统下又包含传统的CAMEL系统和新增的GMS系统（CrowthMonitoringSystem)，GMS系统是为了监管资金来源和运用异常放大的存款性机构；第二大系统是非现场评级系统SCOR(StatisticalCamelsoffsiteRating)，这是FIDC确定风险保费的重要因素；第三大系统是专门监管参与存款保险的大型存款机构的LIDI系统（LargeInsuredDepositoryInstitutions)，主要是对资产总额超过30亿美元的存款性机构进行早期预警和干预（FIDC，1998)。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伊始，在银行监管方面难以一蹴而就，而存款保险机制的设立，可以从存款人利益角度出发，通过增强监管的有效性而使银行退出的成本最小化。